智能官僚主义的产生逻辑及治理建议

智能官僚主义是行政管理主体主导下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实施的智慧治理的衍生产物,研究智慧治理中智能官僚主义产生的逻辑并提出解决思路,对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运用科层制理论分析,发现智能官僚主义是科层体系引入智能技术后,其组织逻辑、技术逻辑、运转逻辑和利益逻辑均发生重要变化并共同作用的产物。基于此,认为利用智能技术建立服务对象自下而上的反映渠道的赋权治理、强化“理念-体制-技术”的综合治理,以及政务绩效评价制度创新治理,是消解智能官僚主义的重要思路。

科层压力、变通执行与基层减负——基于中山市T镇的调研分析

在不断加强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情境下,社会治理重心不断下移,不仅使基层部门所承担的工作量远超制度文本所规定的任务要求,也导致中央为基层减负的政令执行面临诸多挑战。在科层制体系中,上级政府通过权威推动,以强化问责的方式施加执行压力;基层部门不断自我加码,以拔高考核指标来预留弹性空间;对基层干部实行动态考核,以不定期督查的方法监控全过程,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科层压力链条。为了缓解考核任务的压力及规避被问责的风险,上级政府与基层部门签订责任状分级避责,纵向部门通过讨价还价来减少自身工作量,横向部门采取合谋应对模糊执行的变通策略。这种选择性执行方式不仅弱化了中央政令的权威性,也导致为基层减负的政策在执行中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共同治理:走出“官僚主义内卷”——基于湖北省“共同缔造”实践的理论反思

在当前中国基层治理实践中,出现了“国家投入越多,成效却越来越低”的现象,其成因被解释为“官僚主义内卷”。如何走出“官僚主义内卷”成为推进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难题之一。湖北省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体制机制创新中,以“共同缔造”为方法,通过创新国家与社会双向供给公共服务的能力,完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拓展共同空间的互动场域,提升参与的制度化水平和增强互动的仪式化频度,致力于构建共有习惯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逐渐孕育了“共同治理”的理论雏形。在共同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处于双向良性互动的状态,通过国家培育社会与社会反哺国家,实现国家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的有效结合。共同治理呈现出积极国家化的形态,这样既可以消解国家资源大量下沉与治理边际效益逐渐递减的困局,又能消除国家公共服务能力有限性与人民群众公共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有望走出“官僚主义内卷”的困局。

监管沙盒:数据要素治理新方案

如何形成包容审慎的监管环境是当前数据要素治理的关键问题。文章采用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科层式监管的刚性化管控会导致缺少容错纠错的制度空间,监管部门的科层划分也使组织内部存在信息流通问题,无法适应包容审慎的监管要求。数据监管沙盒体现了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具有主体多元、公开透明、规则豁免等制度特征。数据监管沙盒中的协同监管能增加制度弹性,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能促进信息流通,最终实现对科层式监管困境的消解。文章从实施主体、申请资格、监管行为和监管方式等方面提出构建我国数据监管沙盒的对策,建议由“国家数据局+行业主管部门”作为实施主体,将创新性作为申请资格的核心评价标准,监管行为应注重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并通过企业、行业组织及平台的协同治理实现监管目的。

打破官僚控制:以莫迪政府军政关系改革为例

以西方国家实践为基础的主流军政关系理论很难解释发展中国家军政关系问题。本文以主要行为体之间权力关系为变量,构建军人控制模式、政治控制模式和官僚控制模式三种军政关系类型,并以印度为例,对其所属的官僚控制模式进行探究。印度自独立之初便确立了官僚控制模式,该模式在确保文官政府对军队绝对控制的同时,也限制了其军事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在多任领导人改革尝试失利的背景下,莫迪政府开展了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军政关系改革。具体而言,莫迪政府通过领导人集权、向军方赋权、对文官官僚削权的手段调整军政关系主要行为体的权责范围,试图打破官僚控制模式的桎梏。军政关系调整属于长周期工程,作为一项仍在进行中的改革尝试,莫迪政府的改革举措有助于军政关系的改善以及军事力量的整合。展望未来,印度军政关系改革面临两大考验:一是未来军政领导人能否坚持当前改革思路;二是改革举措能否真正实现制度化。总之,印度的官僚控制模式改革之路充满阻碍。

科层制困境破局的中国逻辑:构建党全面领导的新型国家治理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了一套有别于西方的国家治理结构,在探索对传统科层制运用、改造与超越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近五年来,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以构建党对国家治理结构的全面领导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点,实现治党逻辑与治国逻辑高度互洽,进而超越传统科层制国家治理模式,充分激发出蕴含于中国制度中的现代化治理能量。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新型国家治理结构,正是实现政治与行政辩证统一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进程的组织依托,通过“政治”领导优势有效抑制“行政”的“负功能”,为消弭与科层制相伴而生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问题开辟了全新道路。

治理动员重塑基层治理格局:结构动因与行动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引领动员各方参与的基层治理格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党的基层组织力和社会治理能动性同步提升,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动员之路。中国式基层治理孕育于独特的动员结构之中,动员的二重性、广泛性和人民性是党实施政府动员和社会动员的结构性条件,该结构性条件是理解基层治理动员格局的“钥匙”。在党的政府动员场域,追求多个权威合法性的逻辑融合是宏观动因,科层动员是格局再生产的中观机制,微观实施路径包括领导式引领动员、督办式动员和联动式动员三类。在党的社会动员场域,追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信任是动员格局的宏观动因,社会动员是促使社会行动的中观行动机制,微观路径分为组织吸纳的拓展动员、平台关系动员和模范性引领动员三类。基层治理格局在动员结构的调适和重塑下,创造了适应不同经济社会背景的行动资源和动员策略,取得了优异的治理绩效。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泛起成因、现实危害及治理路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内的顽瘴痼疾,久治而难以彻底根除。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新的变种耦合其他错误思潮、不良作风,侵蚀党的肌体,污染从政环境,破坏党群关系,消解党的执政根基。因而,有必要在对其衍生的现实成因和表现形式进行前提性追问的基础上,对这些不良作风进行理论纠偏与实践匡正。在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实践中,要以坚持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为其提供治本之策;以彻底的自我革命为抓手,为其提供锐利武器;以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为重点,为其提供动力支撑;以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为要点,为其提供重要方法;以规章制度建设为根本,为其提供制度保障。

论韩非子官僚治理学说的内在逻辑

韩非子官僚治理学说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官僚系统的常规支配,二是对重臣的重点支配。前者确定官僚选任、考核、奖惩和监察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官僚政治的制度基础和运行规则;后者则意在防止重臣壅蔽,疏通有关国家治乱和地方民情等信息的流通渠道。常规支配重在“规范”,强调法令制度的“稳定性”,侧重于“治事”;重点支配则重在“防范”,强调权力运作的“灵活性”,侧重于“治人”。在常规支配和重点支配之间,作为理想执政者的明主随时转换角色,既通过治理官僚以高效地管理国家事务,又维护绝对的政治秩序。“明主→治官治民→至安之世”是内含于韩非子官僚治理学说的重要逻辑,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得君行道”的思维范式。

《土官底簿》视域下明代改土归流的时间、空间与原因探析

《土官底簿》载录有众多改土归流的事例,为我们研究明代的土司政策和地方治理提供了重要史料。从这些改土归流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看,明嘉靖中期以前改土归流的高潮集中于正统和成化时期的云南地区。究其原因,正统麓川之役和成化吏治败坏与之关系密切。这些改土归流的原因复杂多样,反映了明代土司承袭制度的完备性和灵活性。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土官底簿》对改土归流的详细记载亦暴露出明王朝的土司政策与地方施政存在较大程度的背离。

历史进程视域下俄国社会医疗救助制度的嬗变

俄国社会医疗救助制度的嬗变与其国家历史和医学史的发展进程密不可分。总体而言,俄国社会医疗救助制度演化经历了修道院医学、衙门医学和地方自治医学三个时期。三个时期负责社会医疗救助的机构分别是教会的修道院、社会救济衙门和地方自治机关。俄国社会医疗救助的对象是弱势群体,但每一时期对救助对象都有明确的界定,而且每个时期的医疗救助制度及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不尽相同。免费医疗是社会医疗救助制度的基础,救助资金来源于地方税收和社会捐赠,或者来源于地方机关的信贷业务,而并非来自俄国政府的拨款。在地方自治医学时期,俄国社会医疗救助实行普惠制,所有农业居民都在医疗救助的范围之内。这一时期,俄国的社会医疗救助制度日臻完善,并得到欧洲一些国家的赞扬和效仿。

决策权集中与行政科层化:数字时代的政府组织变革

数字政府建设进程的加快凸显了数字技术在重塑政府治理形态中的关键作用。数字化转型对政府组织中不同成员的决策权产生了差别化的影响。其中,街头官僚和在数字应用开发能力较弱机构工作的党政干部更有可能感受到数字技术运用带来的被支配感。在数字政府中,政府组织的算法决策和刚性执行之间的分离,正是数字时代理性组织的最新表现。总的来说,数字政府建设正在推动政府内部决策与执行的分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离,形成了以决策权集中、行政科层化为主要特征的政府组织结构变革趋势。这意味着数字政府建设可能会推动技术治理、科技治国等思想的重新复苏,而研究者则需要更加细致地考察技术治理的限度及其未预期后果。数字政府建设中政府组织的决策权集中化和行政科层化趋势,对理解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系人”视角下包村干部运作的情境、关系与行为——基于四川省Y镇的田野调查

驻村干部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施的一种工作机制。科层环境与乡土环境的重叠构成了包村干部特殊的工作情境,即双重情境。在此情境中,包村干部与村庄建构了两种关系:基于科层治理形成的工具理性关系,表现出非人格化与结果导向的特征;基于简约治理形成的情感理性关系,呈现出人格化与过程导向的特点。包村干部以利益诱导与捆绑为主的利益连带行为,及以讲情面与公私转化为策略的情感连带行为维系着其与村庄建构的关系。

科层超越与协商共治: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本土叙事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为基层治理提供了范式指引。基层治理现代化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坚实的理论根基和有效的实践探索三重逻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既有研究大多依循西方的科层制框架和“国家—社会”二元理论展开,以单一科层制为基础的基层社会实践面临着过度行政化问题,表现为基层治理的碎片化、封闭化和等级化。走出纵向科层制理论范式的进路本质上是整合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应超越科层本位,跳出国家与社会二元思维,在中国式现代化范式引领下实现协商共治的路径依归。基层协商共治模式的运作逻辑在于:决策共商,以行动共谋汇聚民心民智民意;主体共建,以共同参与筑牢“一核多元”体系;资源共治,以资源互嵌规范基层社会秩序;成果共享,以利益协调激发内生治理活力;责任共担,以权责统一明晰基层责任划分。

政策包装:压力情境下街头官僚的策略选择——基于H市街头执法的案例分析

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方式取决于外部环境。在基层行政中,压力情境下的街头官僚行动展现出一种“政策包装”的新策略。对于这种策略的特征、生成和治理,需要进行深入探究。我国东北地区H市城管部门的街头执法案例可以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包装”的过程性描述和系统性解释。不同于政策变通执行,政策包装是指街头官僚通过表面调整政策目标和话语来提升政策执行的合法性。这一现象往往源于基层政策执行的“主动加码”和街头官僚在“公共遭遇”中降低政策执行阻力的考虑。压力情景中的“政策包装”具有短期性特征,反映出行政责任和时间之间的关系。政策包装策略不利于提升基层政策执行的效能,根本上源自于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责任陷阱”问题,基层政策执行的优化路径需从合理的组织激励、循证决策以及构建参与式治理展开。

纵向治理结构中的基层行政:结构坍缩、行动裂解与协调进路

探讨执行问题很容易回避其在国家治理体系内部的结构根源,而将矛头集中指向身处国家治理终端的街头官僚。对纵向治理结构和街头官僚行动进行要素分析,进而审视这些要素之间的排列组合,发现街头官僚行动的系统环境是蕴含行政和政治双重维度且不断向基层坍缩的纵向治理结构,同时伴随着基层行政组织相对衰退的现象。结构内在的身份、执行和责任等维度的冲突使得街头官僚行动在情境中裂解,造成政治包裹行政、行政替换政治,行政挤出治理、治理依托行政的困境。重新定位纵向治理结构中的基层行政,使行动与结构彼此协调,需要理顺正式行政与半正式行政的关系、厘清层级间职能配置的政治制度逻辑、培育国家基础性权力的社会治理基础,真正为街头官僚行动既能满足上级期望又能回应社会需求提供坚实的结构性条件和制度化保障。

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之路

“治理”一词,古已有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治理”作为一个学术词汇和专业用语被广泛使用。社会主义思想与治理思维在逻辑上相契合,无产阶级思想家的思想展现了明显的治理思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存在严重的干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特权主义和群众的积极性、能动性、责任感不强等问题。由于治理思维缺失,它们虽然采取了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举措,但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治理问题,反而造成了治理和管理错位及“增层化”的结果,建起了一个假大空金字塔体系。而中国则在治理方面不断探索,在公司治理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走治理之路,才能打破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国家治理上的治乱循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释“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北宋神宗时文彦博所云“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今学界一般认为其指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也有认为此语当解释作“(天子)是替士大夫治理天下”者。通过详细引证比勘诸史料,可知文彦博语远绍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语,而自汉宣帝言“与我共此(治天下)者,其惟二千石乎”以来,“共治天下”说为包括宋朝的历代君臣所普遍接受,只是文彦博代之以“士大夫”而已。故文彦博所说之“治天下”及其他宋人所云之“共天下”“同治天下”,大抵皆为“共治天下”之意。

清代羌族地区的制度改变、经济发展及教育文化交融探讨

清代是现羌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而制度改变、经济发展及文化交融是导致发展的主要原因。清政府改土归流,直接统治,编户齐民,设里甲委乡保施管理,民众得以交往;再者,“差地”制废除,依附关系松弛,土地私有,地租替代劳役,羌族地区进入封建经济。废除土司统治,消除“隔离”,带来流动,内地农具传入及使用,提高生产效率;内地的玉米、土豆及经济作物相继传入,改变耕种方式,增多粮食,形成“剩余”,发展副业,转移“剩余”品;加工经济作物等,发展贸易,季节性“富余”劳力得到利用,“下坝子”发生改变。清政府鼓励办义学传儒学宣“圣谕”,行“教化”更观念变习俗,文化交流带来了交融。

数字技术协调行政组织何以可能?——论技术性协同治理的效用及其限度

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工具,数字技术具有协调多部门多行为主体开展集体行动的天然优势,已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社会治理的策略性选择。各个地区充分运用数字技术,通过创新“网络+网格”“线上+线下”“技术+制度”等方式,实现了政府与社会、政府横向部门间以及纵向层级间的技术性协同,在解决公共服务效率低下、社会治理碎片化、提升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增强基层政府资源整合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数字技术与行政组织两者的关系并非总是相得益彰的,而是存在内在的张力。技术性协同治理将数字技术吸纳到科层体制之中,仍然面临着脱嵌化治理与行政化程度的提高、技术赋权的非均衡性与选择性分流、部门惯性锁定与官僚惰性等限度。因此,需要进一步超越技术性协同治理的缺陷,优化技术性协同治理体系,实现数字技术与行政组织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