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商务英语人才需求分析——基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平台的调查

基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平台,运用问卷调查法,调研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外贸企业对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需求情况。研究发现:1.大部分外贸企业亟需外贸业务员,特别看重人才责任心;2.外贸企业非常认可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强调加强第二外语学习;3.外贸企业看好商务英语专业的就业前景,毕业生就业主要存在企业应届毕业生需求总量减少和应届毕业生缺少竞争力两方面的问题;4.外贸企业高度重视应聘者的职业道德,比较重视应聘者的性格和交往能力及求职态度。结合本研究的具体成果,提出高校高质量育人和就业的建议。

清代早期广州行商陈汀官家族事迹考述——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研究之二

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出现的陈汀官家族是广州对外贸易中众多行商家族中最为重要的一支,陈汀官家族祖孙三代除了积极地参入广州对外贸易外,还在陈汀官主持对外贸易期间,成为对欧洲商人最大的供货商,并且领导广州贸易的五大总商之一,使得该家族成为清代早期广州对外贸易中势力最大的家族。本文大量利用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中陈汀官家族的贸易材料并结合中文档案文献,对陈汀官家族成员的原名、商名、更迭进行考证,并对该家族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活动进行详细研究,以得出对该家族较为全面的考察。

粤海关研究评述

通过梳理19世纪以来有关粤海关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粤海关在中国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外贸易管理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海关机构管理机制渐趋完善,为中国近代海关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领域,也是广州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区域文化软实力研究缺少图书馆人的影子——以广州十三行的文化资源整理研究为例

区域地方文化软实力的构建及宣传,离不开地方文化资源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但是,图书馆并不是唯一的文化服务机构。文章以广州十三行文献整理研究为例,说明区域文化软实力研究缺乏图书馆人影子的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

清代广州行商倪秉发事迹

文章通过对达成行商人倪秉发进行对外贸易的一些事例，对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广州口岸的外贸状况进行探讨，说明在新的贸易方式和旧的管理体制下，弱小的行商努力再三，也只有以破产而告终。

锁国时期广州港口海外贸易输入品结构考述——以白银、香料及米粮为中心

明清"锁国体制"下,广州港口海外贸易仍持续进行。两朝政府虽厉行"海禁",明令"濒海民不得私出海",但朝贡诸国仍允许依规定"贡道"来贡贸易,且伴随新航路开辟,明清间与西方国家之"互市"、"往市"贸易更趋繁盛。在此背景下,广州港口对外通商交流迅速发展并呈现新特征。就输入品结构看,白银、香料、米粮成为其主要商品构成,即因社会经济发展,"钞法不通",以致白银需求量激增,而当时国内银产额及银课收入极为有限,故谋求海外白银大量输入,而西班牙所占菲律宾之美洲白银及十八世纪英、法商贸国输入白银成为其主要流入途径;另在东南亚诸国来贡贸易与葡、西等早期西方商贸国来华通商的背景下,大量香料输入中国,朝廷除一部分用于内需外,亦将其作为百官赏赐与俸禄折支;而米粮输入,则呈现地域性色彩,即因闽、粤两省"民食不足"、"米价腾贵"、"生齿日曾",且往日邻省接济或于台湾调米已无可能,遂谋求海外"洋米"输入,而政府为平抑米价,稳定社会经济发展,更将其"定例"化。此外,若就商品结构看,无论是作为主要输入品的白银、香料、米粮,还是输出品的生丝、瓷器及茶叶,在商品流通与交易条件下,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中国曾广泛参与亚洲乃至全球贸易的发展,然而步入近代以来其却未形成现代化起步的经济基础,并开始长期落后于西方。

锁国时期中日两国对外贸易中的输出品结构考察——以广州与长崎为对象

17—18世纪之交,中国和日本相继进入封建社会的最后发展阶段,中日两国社会体制虽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对外关系方面却不约而同地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然而,锁国并非意味着与外部世界的彻底隔绝,如将其与东亚国际贸易相联系来考察,则毋宁称之为国家政治权利控制下的有限对外开放暨广州、长崎"一口通商"之贸易形态。就输出品结构来说,广州港口大宗输出品包括生丝及丝织品、瓷器、茶叶,主要输出品为棉布及糖;长崎大宗输出品为贵重金属,包括:金、银、铜,主要输出品为俵物、诸色物、粮食。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作为两港口核心贸易输出品的生丝及白银为亚洲贸易的良好运转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由于两国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锁国体制"对两个港口影响力度的不同,广州、长崎对外输出品等级及流通范围存在较大差异;作为亚洲乃至世界重要贸易集散地的广州,无论是港口贸易量及额度还是贸易商品流通范围均非长崎所能比拟。然而,在近代东亚转型期来临的前夜,两座港口对各自国家社会变迁所起到的作用却大不相同,亦对后来中日两国的早期现代化发展进程产生了迥异的影响。

广州十三行与长崎会所的初步比较研究

清代的广州十三行于1757年至1842年为当时清政府赋予进行对外贸易权利的机构,日本的长崎会所在江户时代的中后期是德川幕府控制下的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两者存在诸多不同,但同时在性质、职责、背景等各方面存在着可供研究借鉴的一定的相似性。

浅论广州行商经营失败的原因

广州行商是清政府指定对外贸易的封建商业组织,享有专营权,在鸦片战争前一直主导着对外贸易。但随着外贸环境的恶化、出口商品定价权的逐渐削弱以及交易成本渐次升高等矛盾的日渐突出,其外贸专营权逐步丧失,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清代广州同文行第一代行商潘振承商业活动考述——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研究之五

在清代十三行对外贸易中,潘振承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行商之一。他青年时代即开始参与马尼拉的贸易,熟稔外文,积累了商业经验。18世纪40年代开始,潘振承将生意转向广州,活跃于广州的对外贸易中,在广东官府和外国商人里都颇具影响力。他作为广州第二次公行成立和解散中的关键人物,通过同文行以总商身份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他欧洲各国商人进行贸易。他人情练达,能协调官场及各方的关系,化解危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经营浮沉中,展现出非凡的商业和政治智慧,驰骋于欧洲各国商人在广州的贸易往来,积累了巨额财富。潘振承的成功不仅有其个人和家族层面的意义,也是广州对外贸易发展史上的厚重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