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第152窟初探

莫高窟第152窟是敦煌石窟晚期营建的重要大型洞窟,关于此窟的营建年代,特别是背屏后的回鹘风格作品及回鹘文题记,一直以来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通过对该洞窟的实地调查,对洞窟营建与重修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现存的回鹘风格壁画与回鹘文题记进行解读。认为此窟的营建开始于五代至北宋初期,完成窟顶绘制后很可能经历了短暂的停工,北宋时继续完成全窟壁画的绘制,并同时在后甬道附近绘制了回鹘风格的壁画。此后有回鹘人曾进入此窟,并在背屏上补绘了小型的供养人像。

曹操政权中汝颍士人经济生活风尚考论

曹操政权中存在两大政治集团,一为汝颍士人集团,一为谯沛士人集团。由于阶层和地域的差异,两大集团不仅在政治方面多有冲突,而且在经济利益方面也存在矛盾。相较谯沛士人经济生活中的奢侈和家富于财,汝颍士人之所以大多“清贫守约”“家无余财”,一方面是内在的儒家义利观对其门风的熏陶;另一方面应是外在社会环境对其生活风尚的影响,如曹操的尚俭政策以及两大集团间的政治冲突。由于汝颍士人在经济生活中加以克制,故使曹操政权中两大集团间的矛盾得以缓和,内部趋于稳定,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曹操霸业的建立。

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壁画中的发钗首饰研究

本文以五代、宋初时期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壁画中人物佩戴的发钗作为研究对象,对发钗的源流、形制、类型进行分析研究。并结合同地区不同时代发钗的发展变化与当地的经济水平、审美需求和民族文化交流来探讨其社会意义。

曹娥江大闸闸上河道建桥通航水流条件

曹娥江大闸从2008年底开始运行,平时关闸蓄水,洪汛期开闸放水。闸上河道从“洪冲潮淤”向“单向冲刷”转换,河床发生着较大的变幅。在这种江道环境中建设桥梁最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为通航水流条件,主要为工程河段的河势情况、流速流态条件以及桥梁建设后的影响。通过建闸后多年地形分析工程河段河势现状以及趋势,并通过建立平面二维数学模型对航道内流速进行计算分析。研究可知:1)若无较大人类活动干涉,工程河段河势稳定,滩槽格局不会发生变化。2)在通航高水位下,流速流态符合通航要求,建桥对航道的影响较小。因此在此河段建设桥梁是可行的。

敦煌西夏石窟分期研究之思考

一方面由于敦煌西夏洞窟和宋瓜沙曹氏归义军晚期、沙州回鹘洞窟在艺术特征上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关系,相互之间没有严格的界线和十分确切的区别,而且明显受到瓜沙曹氏地方绘画艺术传统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文献对瓜沙曹氏晚期、沙州回鹘、瓜沙西夏初期历史记载的含混不清,加之学术界对沙州回鹘、西夏有效占领沙州时间等历史问题的长期争论,因而对敦煌西夏洞窟的研究产生较多的歧误,比较混乱。即使是敦煌西夏洞窟的分期也有较多的不同意见。但综观学术界对敦煌西夏石窟艺术的介绍和研究,大多仍停留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时期最初的分期意见,因此有必要作些陈述,以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正视和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

五代宋敦煌石窟回鹘装女供养像与曹氏归义军的民族特性

回鹘装女供养像频繁出现在五代宋曹氏归义军石窟中,其中以曹议金回鹘夫人天公主为代表人物。另有天公主与曹议金分嫁到于阗和甘州回鹘的几个女儿、以及他们在甘州和于阗的外孙女(后来嫁给曹延禄),亦着回鹘装呈现。曹氏归义军政权奉中原王朝为正朔,敦煌的主体民族仍然为汉族,在汉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石窟中的供养人及经变画中的人物画均以汉装为主流。回鹘装作为一种反传统的现象,回鹘天公主供养像在汉文化圈中坚持本民族的服饰出现在洞窟中,集中反映着曹氏作为粟特人后裔的文化心理和民族认同。

莫高窟第365窟七佛榜题录释

敦煌文书P.4640《大蕃沙州释门教授和尚洪修功德碑》记载吐蕃占领时期高僧洪曾在莫高窟"开七佛药师之堂",一般认为即今莫高窟第365窟。此窟西壁设佛坛,上塑禅定七佛,浮塑背屏,七佛右肩后的背屏上各存一方榜题,文字存大部,可知为"过去七佛"相关内容,主要出自元魏菩提流支译《佛说佛名经》。本文认为第365窟七佛塑像为初建时原作,榜题系宋代重修此窟时题写,其内容与初建时期所表现的药师七佛信仰完全不同,是研究宋代过去七佛信仰的重要资料。

曹魏行政体制中的州郡

曹魏时期三级行政体制似仍在发展之中,州作为高层政区似并不完整,中央仍对郡国实行直接控制,而且民政重心仍在郡国。

近年来三国历史研究状况

三国史研究是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一个热点。关于三国史研究的状况,成果极其丰富,因此只能讲讲近年来的状况。近年的概念,具体地说,只能限制在近五六年,也就是2005年以来。即使这样,也还要做进一步限制,即仅限制在概括整体研究和国外（日本）研究方面,在具体介绍成果时,只以2010年以来的成果为限。之所以如此,因为第一,成果太多而时间有限。第二,201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所研究的领域和问题是以以往的研究为基础的,能反映近年来的整体面貌。第三,这些代表了史学界三国研究的最新成果。

曹元德称司徒考

曹元德、曹元深兄弟二人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时间不长,有关文书保存下来的不多,因而很容易将两个不同节度使执政时期的文书混淆。935年曹元德出任归义军节度使后,沿用之前的司空称号。939年,曹元德已经以司徒自称。曹元德去世后,940年沙州刺史曹元深继任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德的太保称号是在他去世以后由中原王朝诏赠的。

论武状元曹维城的历史地位

清朝是武举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康熙年间因推行"文武并重"的武举选材思想而更具代表性,贵州籍武人曹维城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武殿试第一,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千古第一"武状元,正是贯彻这一选材思想的结果。研究表明,曹维城文武兼能,武德高尚,最终成为武举制度选拔人材的最高典范,他对贵州的武举考试乃至贵州的科举考试具有重要的影响,是贵州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研究同时发现,康熙皇帝钦定曹维城为武状元是有一定政治考量的,那就是有利于西南地区的稳定。

马超与蜀汉政权

马超的崛起从一个侧面证实着《隆中对策》的客观性,并与之相呼应。马超与曹操抗衡达四年之久,牵制着曹操的主力部队,为刘备取益州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马超投刘备,使成都免去了一场大灾难,对刘蜀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马超经营西凉与镇守阳平关,不但保卫了蜀国的北门不受侵害,而且为诸葛亮后来的北伐战争提供了民族关系方面的便利条件,堪称"一世之杰"。

曹魏前期礼制的推行与损益——以皇室宗庙为例

曹魏政权的礼制推行有政治上的目的,受既成文化环境制约。皇室宗庙制度因关乎曹魏政权的政治目的,得以优先推行。该制度的形成对前代制度既有继承也有损益,以切合时用为准,并不一味尊古。搁置严守周制的郑玄学说,以"事兼长远"的王肃学说为指导,建立起具有双重庙制特点的七庙制度。曹魏前期君主崇尚法家,力行集权,所以在其礼制推行过程中呈现出"以权易礼"的随意性,值得留意。

汝颍大族在曹魏时期的政治取向

汝颍大族是东汉初年开始形成的带有浓厚地域特色的集团,是曹魏政治中一股极其重要的力量。汝颍大族的支持和贡献对曹魏的强盛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汝颍大族的第二代,这股政治力量却站在了曹魏政权的对立面,并加速了其政权的灭亡。两代人之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政治取向,这与汝颍大族中的个人利益、宗族利益乃至集团利益都是分不开的。

汉魏政权嬗递的舆论传播分析

汉魏政权的顺利嬗递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曹操集团对舆论的成功控制与引导。曹操通过"挟天子"获得舆论控制优势,对"德"的践行和传播以及天命归曹的舆论引导,彰显了曹魏代汉的合法性,奠定了曹魏代汉的伦理基础与理论依据,使社会各阶层不断在思想层面认同曹氏,最终实现了汉魏政权的和平嬗递。曹魏集团舆论传播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其舆论宣传符合儒家理论中的名分礼法,曹操杰出的领袖魅力亦影响、引导时人的态度和意见。

中小企业提升与特色小镇建设契合分析

通过对中小企业提升和特色小镇建设的理论梳理、实证分析,发现:对于中小企业提升,特色小镇具有服务综合化、产业特色化、效用集聚化等功能,聚集产生的内在机制在于规模、协作、学习等效应,对中小企业发展发挥了加速器作用。特色小镇内中小企业的能级提升又能反向促进小镇的发展,这种双向互动积极作用将有效推动我国农村现代化,具有深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何晏思想及政治改革略论

何晏作为曹操之养子,一方面受曹氏“尚通脱、重才智”家风的熏陶,另一方面受其祖父何进谋诛阉宦这一清流事迹的影响,不仅使其成长为正始玄学新思潮的领袖之一,而且对其忠君观念的形成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何晏身为曹氏皇权第二代官僚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面对当时儒学世族垄断官员选举、威胁曹氏皇权的政治局势,希望通过改革曹魏选举制度和地方官制来扭转政局,进而维护曹氏皇权。然而,汉末魏晋时期,皇权的持续萎靡以及儒学世族的不断壮大是当时的历史趋势,不是何晏一个人所能抵挡的。

浅析曹操政权的形成与发展

立足于三国时期的历史史实,将曹操建立政权的过程分为初创期、发展期、加强期三个阶段,阐述每一阶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着重分析了关乎曹操建立、巩固、发展政权的各方面因素。

论曹魏文学集团文人凝聚力形成的关键因素

曹魏文学集团的形成过程,鲜明反映出在东汉末年清浊对立的政治环境中士人阶层的整体立场和合作趋向。曹氏政权利用汉末士人对宦官外戚浊流的排斥心理,积极进行自我重塑与文化建设,成功将一大批士人阶层集中于政权之下,促进了建安文学集团的形成。而在曹魏文学集团内部,各成员在曹氏政权的政治控制与思想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作为"士族成员"的思想统一体,相互以一种平等对话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的交流与批评,这种对话的方式不但极大地推动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进展,而且进一步强化了曹魏文学集团的群体凝聚力,从而构成曹魏文人群体"对话、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三要素之间的良性循环形态,最终使曹魏文学集团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趋于成熟。

"海上明朝":鄚氏河仙政权的中华特色

17世纪70年代初,雷州海康人鄚玖(Mac Cuu)率族人进入真腊(Cambodia)河仙(Ha Tien),招集流民,把该地区经营成繁荣的国际港埠,有"小广州"之称,后归顺安南阮氏,被封为都督。他的儿子鄚天锡(Mac Thien Tu)继位,苦心经营,成为18世纪中南半岛举足轻重的华人国家,有"港口国"(Can Cao,Cancar)之称。河仙华人多为明朝遗民,最终归化为阮朝"明香人"。鄚玖、鄚天赐刻意维持着明朝制度与文化,建学校,延学者,兴礼仪,倡诗文,河仙文风"著于海陬",俨然"海上明朝"。据对河仙鄚门墓地考察,绝大部分属于18世纪,墓碑多使用自创纪年(干支、"龙飞"、"天运"年号)或加"皇越",用清朝年号的极少,体现出早期河仙华人对故国明朝与侨居国阮朝的"双重认同"、而不承认清朝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