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集团“阶级”属性的再审视

曹操虽出身士族,但在其政治生涯中逐渐向帝王阶级迈进,这一转变体现在其政治地位的提升、自我认知的文字表现以及用人举措上。初生曹魏集团主要由汝颍集团和谯沛集团构成,两者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士族和武人势力。曹丕在继位前就已有帝王意识,并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巩固自己的地位。曹丕称帝后,依靠士族阶层稳定政权,同时限制宦官和王室等其他窃取皇权的力量。曹魏集团在曹丕称帝后逐渐定型,士族阶级地位上升,成为政权的文臣中坚力量,而谯沛集团则逐渐转化为宗室阶级。然而,随着宗室力量的衰微和士族阶级的独掌大权,曹魏集团的阶级属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东汉末年曹操、曹丕经略河西考论

东汉末年凉州爆发叛乱,中央难以平定。又逢董卓之乱颠覆东汉皇权,河西自此陷入纷乱局面。曹操控制献帝号令诸侯后,初以关东战事为重心,未遑西顾。仅对关陇河西采取拉拢羁縻之策,这些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其实仍在诸地方势力之手。待曹操平定关东,降服关陇诸将,方着手经略河西。对待河西问题,曹操采取徐徐图之的蚕食策略,驻军金城、武威,坐观诸将争斗而缓收其利。曹丕掌权后,改变策略,分置凉州而遣刺史、太守意图将河西诸郡纳入中央政府统治,于是黄华、张进、麴演等作乱于河西酒泉、张掖、西平三郡,抗拒曹丕势力西进,曹丕使汉军西进戡乱。而敦煌郡倒向曹丕,出兵东迎太守,与曹丕东军夹击酒泉、张掖叛军,河西最终纳入曹丕掌控的东汉中央政府治下。

曹丕诗赋引《诗》用《诗》及其《诗》学意义

曹丕现存诗51首,赋29篇,这些作品引《诗》用《诗》频率高达103次。其中《风》55次,《大雅》11次,《小雅》34次,《颂》3次,体现了他对《诗经》尤其是《风》《雅》的熟悉和重视。这样的引《诗》用《诗》偏好,与曹丕独特而复杂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表现了曹丕强烈的人君思贤之忧,彰显了曹丕个体独特而浓郁的身心孤独和矛盾体验,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和曹丕心怀苍生的崇高理想,表明他对《诗经》抒情言志功能的接受和肯定。其中所蕴含的抒情性目的和政治性目的,正是窥探曹丕诗赋情感表达的重要窗口。在传统经学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曹丕以人君这一特殊身份提供文学外部条件,并在诗赋中广泛而频繁地引《诗》用《诗》,不仅是对《诗经》言志传统、抒情功能的继承和发展,还在引《诗》篇目、频率、题材、形式及目的等方面呈现出与汉代不同的风貌,进一步扩大了引用范围。这些实践对汉魏之际文人继承《诗经》传统、扩大引《诗》用《诗》范围、助推《诗经》的传播有着积极的先导性意义。

试论曹丕诗文及思维中的“抽离感”——有关魏文帝的文史形象差异及心理探索

历史上曹丕的评价不高,文坛上却享有盛名,这种二分式的文史形象不统一,在他身上有鲜明彰显,是“非主流”的罕见案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曹丕本身的性格心理有关。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曹丕的文风带有强烈的“抽离感”,一如他的人格也具备“不活在此处”的思维状态。他有“高N型”特征,思维带有怪异性,符合天才的人格特点,不易被理解,因而产生了后世对他有文史二分化的解读。

“圣意恳恻”:曹丕代汉前后的诏令文探微

“圣意恳恻”本是臣子对于曹丕辞让令的评论,意在突出曹丕推辞受禅的诚恳谦让。在汉魏禅代前后,曹丕的诏令文分别从施行德政、顺应天命和礼遇汉室三个方面表现出“圣意恳恻”的文体特征。而这一文体特征正是曹丕代汉之际的政治运作在公文上的体现,从而凸显出曹丕诏令文在汉魏禅代之际的重要作用。

“齐气”说及其文学地理批评范式新探

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视域出发,提出曹丕的“齐气”说属于文学地理批评,且具有范式意义;唐代李善《文选》注中,结合班固《诗经·齐风》具有“舒缓之体”之说,注解“齐气”就是“言齐俗文体舒缓”,当代自范宁等一些学者撰文对李善此注提出反驳意见,也遭到不少学者的反批评,形成诸多争议性的解释。通过研究,在赞同《文选》李善之注基本不误的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曹丕《典论·论文》关于徐幹与王粲等作家的比较评论之内涵,并首次结合东汉李巡《尔雅》注所谓“齐其气清舒”和刘熙《释名》所谓徐州“土气舒缓”等解释,分析曹丕“齐气”说作为文学地理批评的依据、影响与意义。

《隶续》“魏文帝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考

将洪适《隶续》所载魏文帝曹丕黄初间所颁关于老子庙诏书,与严可均《全三国文》据僧勔《难道论》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所引相比勘,校订恢复诏书原文。并从写作年代、主旨、格式等方面对碑文作了考订,对洪适的观点作出修正。

试论曹丕为部分《古诗十九首》作者之可能性

曹丕是帝王身份的文学家,作品多有流失。《古诗十九首》至今未定时间和作者,然其中有与昔日建安文人在西园聚会相似的描述,且与曹丕的思维结构和价值观多有相通之处。通过将部分“古诗”与曹丕作品进行对比发现,其中有属于他的风格烙印。以往学者猜测《古诗十九首》为曹植、王粲等建安诗人所作,而今“建安说”和“感甄说”混淆,根据曹植是部分“古诗”作者的情况推论不存在的“植甄隐情”。通过逻辑分析,可撇清“建安说”和“感甄说”的关系,论证“建安说”的合理之处。结合“古诗”相关“数据”,从词汇和语境上综合分析,其中几首或为曹丕所作。

曹丕《典论·论文》创作时间与目的再论:隐性互文视域的他文本观照

曹丕《典论·论文》前后文本在主题、情感上发生了突转。《论文》与曹丕《与王朗书》《又与吴质书》《自叙》及曹植《与杨德祖书》等他文本存在或矛盾、对立,或补充、印证的隐性互文关系,据此可推测《论文》前文作于建安二十一年太子之争时期,后文则为建安二十二年冬大疫之时或稍后补入。因写作时间、身份、处境不同,《论文》前后文的写作目的亦不同。《论文》前文实是对曹植党羽的驳斥,亦隐约表达了曹丕“通才”的自我期许。《论文》后文则体现了大疫刺激与身份、地位转变下曹丕对生命、事功的思考及对子书著述与“论”体写作的重视。当《论文》编入《典论》进入后世接受视野时,它成为具有普遍文学理论意义的完整文本。

曹丕“手笔”诏令文之辨析

曹丕在曹操去世后嗣位魏王,后又代汉称帝,特殊的政治身份使他留下了大量的诏令文。《三国志文帝纪》中记载的“手笔”二字表明曹丕曾亲自创制诏令并形成了率性通达的文体特征。曹丕“手笔”诏令既有利于其在执政期间独揽大权,又展现了他的文学爱好与创作才华。

论曹丕诏令文中的“永为后式”现象

曹丕在汉魏禅代前后颁布一系列诏令,并下令将之“永为后式”,体现诏令作为王言的权威性和重要地位。从限制宦官、外戚到宗室诸王的政治权力,曹丕下诏改革汉代旧制,确立曹魏一朝新的政治权力格局。此外,《终制》等诏令中的薄葬观念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俗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受曹魏国祚短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曹丕的诏令逐渐失去存在的合法性,但“永为后式”对于诏令制度性和法令性的强调却是对汉代以来政治制度和社会风俗的突破。

当代三曹诗歌译介的复杂适应系统阐释

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复杂的译介环境,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视域下,考察了新历史语境下译介活动的三个主要特征:整体性、适应性和互动性。在结合当代三曹诗歌译介现状的基础上,采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思维范式揭示了其译介活动的整体性思维、翻译策略的适应性选择以及多元互动的译介主体,以期摆脱局部、被动、封闭的思维模式禁锢,构建更加整体、适应、多元、互动的译介观,为三曹诗歌的译介、中国声音的海外传递铺路搭桥。

读《文选》之《与朝歌令吴质书》等三篇书后

解析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的笔法、结构 ,抉发出此《书》系表之旨 :完美的特质。与《与吴质书》参对 ,显示出它与前书关怀重心的差异 :在完美随着岁月推移而逝之后 ,如何为曾参与其间者留下足迹。延续“完美”该图像的特质此一主线 ,可以探求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展示的新视野。

《典论·论文》文体学思想甄微

曹丕的文体学思想中,最具争议的是"文本同而末异"这一命题,尤其是何为"本同"众说纷纭。"本同"指各种文体都源出五经,这反映了曹丕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主的。从归纳并类着眼,"四科八体"的"四科"就是"四分法",它对真德秀的"四目"法产生了影响,而其源头则要溯至孔门四科、类书分类以及目录学"四部"等。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新解

曹丕《典论·论文》所云“盖文章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长期以来被作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新观念予以肯定。本文通过对曹文中“文章”、“不朽”等概念的语义分析 ,指出曹丕的文章不朽观与汉人一脉相承 ,主要重视的是能“成一家之言”的论著而非表达性情的诗赋 ,并无与今人类似的纯文学观念 ,因而也谈不上文学的自觉。当然 ,由于时代的变迁 ,曹丕的文章不朽观对于强化文章价值理论和文章体式多样性的认识 ,对于促进传统文学观念的多元发展 。

论曹丕《典论·论文》

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曹丕的《典论·论文》提供了许多新内容。"诗赋欲丽"把诗赋文体的审美和娱乐功能推到极致。但作于建安末年的《典论·论文》,其主旨却是要消弭受儒家经学浸淫至深的士人的抵抗情绪,使士人与世无争,惟以著述为追求。

曹魏政权在合肥的攻防战略

合肥在两汉的商业中心地位得益于寿春的辐射。曹魏政权在合肥的攻防战略具有阶段性调整。曹操时期合肥作为曹魏政权江淮战略中心城市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强化,合肥处于抵御孙权进攻的战略中心地位。魏文帝时期,随着曹魏政权国力的提升对东吴采取攻势,此时合肥复失去江淮战略中心的地位,寿春复取代合肥成为曹魏经营江淮的战略中心。魏明帝时期为了抵御孙权实力对江淮的攻势,合肥复作为战略前沿城市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满宠对合肥新城的规划和建设,使合肥新城处于曹魏政权的战略防御的前沿。而曹芳时期,诸葛恪在合肥新城的惨败再次证明合肥新城战略前沿地位的重要性。

曹丕与陆机的文体学思想比较论略——兼及魏晋文学思潮的发展轨迹

西晋文学理论家陆机的文体学思想是曹丕文体学思想的承传发展,本文拟从文体种类变化、文体秩序安排、文体特征阐释、体系建构等四个方面,分析陆机对曹丕文体学思想的继承发展性,并从中探讨魏晋文学思潮的发展轨迹。

曹魏政治与《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历史地存在于曹魏政治这个语境中 ,与它关系至深。具体而言 ,则《典论·论文》表现的以才情衡人论文的新标准与曹魏政治中“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互为表里 ,其批评“文人相轻”又与曹魏政治中的打击“阿党比周”相呼应。两汉德治主义与两汉文评的道德评价同曹魏能治主义与此期文评标准审美化 ,形成鲜明对照 ,又逻辑地证明了这一结论。再者 ,曹丕的政治身份与文学身份的纽结 ,亦使这一关系不仅是可能的 。

王粲“为两公子楼护”质疑——王粲和曹丕、曹植关系论

关于王粲与曹丕、曹植关系,学界多囿于旧论,认为王粲"为两公子楼护",婉娈于曹氏两兄弟之间,与二人分别保持相等的距离,且同时受到他们的尊爱。但从曹丕、曹植对建安诸子的排位,王粲与二人的诗文交往情况及曹氏两兄弟悼念王粲的方式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辨析,则显示出王粲实际上是亲曹植,疏曹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