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曹操、曹丕经略河西考论

东汉末年凉州爆发叛乱,中央难以平定。又逢董卓之乱颠覆东汉皇权,河西自此陷入纷乱局面。曹操控制献帝号令诸侯后,初以关东战事为重心,未遑西顾。仅对关陇河西采取拉拢羁縻之策,这些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其实仍在诸地方势力之手。待曹操平定关东,降服关陇诸将,方着手经略河西。对待河西问题,曹操采取徐徐图之的蚕食策略,驻军金城、武威,坐观诸将争斗而缓收其利。曹丕掌权后,改变策略,分置凉州而遣刺史、太守意图将河西诸郡纳入中央政府统治,于是黄华、张进、麴演等作乱于河西酒泉、张掖、西平三郡,抗拒曹丕势力西进,曹丕使汉军西进戡乱。而敦煌郡倒向曹丕,出兵东迎太守,与曹丕东军夹击酒泉、张掖叛军,河西最终纳入曹丕掌控的东汉中央政府治下。

曹丕“不朽论”与赋家的审美救赎

曹丕“不朽论”所思所言的核心问题,是面临必死的预期,赋家创作对必死命运的拯救而言有何价值。曹丕就此问题展开了他关于必死和永生的价值之思,以及赋文写作何以是对赋家必死命运的审美救赎的思考。曹丕同时探讨了不朽对于赋家而言的有效性问题,他将赋文话语阐释为由人类社会公共话语和作者一己私语共构的复调性文学话语。曹丕的文“不朽论”开启了赋的死亡美学思想之路,促进了赋的死亡主题在创作实践活动中的丰富与深化。

曹魏集团“阶级”属性的再审视

曹操虽出身士族,但在其政治生涯中逐渐向帝王阶级迈进,这一转变体现在其政治地位的提升、自我认知的文字表现以及用人举措上。初生曹魏集团主要由汝颍集团和谯沛集团构成,两者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士族和武人势力。曹丕在继位前就已有帝王意识,并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巩固自己的地位。曹丕称帝后,依靠士族阶层稳定政权,同时限制宦官和王室等其他窃取皇权的力量。曹魏集团在曹丕称帝后逐渐定型,士族阶级地位上升,成为政权的文臣中坚力量,而谯沛集团则逐渐转化为宗室阶级。然而,随着宗室力量的衰微和士族阶级的独掌大权,曹魏集团的阶级属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曹丕诗赋引《诗》用《诗》及其《诗》学意义

曹丕现存诗51首,赋29篇,这些作品引《诗》用《诗》频率高达103次。其中《风》55次,《大雅》11次,《小雅》34次,《颂》3次,体现了他对《诗经》尤其是《风》《雅》的熟悉和重视。这样的引《诗》用《诗》偏好,与曹丕独特而复杂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表现了曹丕强烈的人君思贤之忧,彰显了曹丕个体独特而浓郁的身心孤独和矛盾体验,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和曹丕心怀苍生的崇高理想,表明他对《诗经》抒情言志功能的接受和肯定。其中所蕴含的抒情性目的和政治性目的,正是窥探曹丕诗赋情感表达的重要窗口。在传统经学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曹丕以人君这一特殊身份提供文学外部条件,并在诗赋中广泛而频繁地引《诗》用《诗》,不仅是对《诗经》言志传统、抒情功能的继承和发展,还在引《诗》篇目、频率、题材、形式及目的等方面呈现出与汉代不同的风貌,进一步扩大了引用范围。这些实践对汉魏之际文人继承《诗经》传统、扩大引《诗》用《诗》范围、助推《诗经》的传播有着积极的先导性意义。

试论曹丕诗文及思维中的“抽离感”——有关魏文帝的文史形象差异及心理探索

历史上曹丕的评价不高,文坛上却享有盛名,这种二分式的文史形象不统一,在他身上有鲜明彰显,是“非主流”的罕见案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曹丕本身的性格心理有关。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曹丕的文风带有强烈的“抽离感”,一如他的人格也具备“不活在此处”的思维状态。他有“高N型”特征,思维带有怪异性,符合天才的人格特点,不易被理解,因而产生了后世对他有文史二分化的解读。

“圣意恳恻”:曹丕代汉前后的诏令文探微

“圣意恳恻”本是臣子对于曹丕辞让令的评论,意在突出曹丕推辞受禅的诚恳谦让。在汉魏禅代前后,曹丕的诏令文分别从施行德政、顺应天命和礼遇汉室三个方面表现出“圣意恳恻”的文体特征。而这一文体特征正是曹丕代汉之际的政治运作在公文上的体现,从而凸显出曹丕诏令文在汉魏禅代之际的重要作用。

读《文选》之《与朝歌令吴质书》等三篇书后

解析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的笔法、结构 ,抉发出此《书》系表之旨 :完美的特质。与《与吴质书》参对 ,显示出它与前书关怀重心的差异 :在完美随着岁月推移而逝之后 ,如何为曾参与其间者留下足迹。延续“完美”该图像的特质此一主线 ,可以探求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展示的新视野。

《典论·论文》文体学思想甄微

曹丕的文体学思想中,最具争议的是"文本同而末异"这一命题,尤其是何为"本同"众说纷纭。"本同"指各种文体都源出五经,这反映了曹丕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主的。从归纳并类着眼,"四科八体"的"四科"就是"四分法",它对真德秀的"四目"法产生了影响,而其源头则要溯至孔门四科、类书分类以及目录学"四部"等。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新解

曹丕《典论·论文》所云“盖文章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长期以来被作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新观念予以肯定。本文通过对曹文中“文章”、“不朽”等概念的语义分析 ,指出曹丕的文章不朽观与汉人一脉相承 ,主要重视的是能“成一家之言”的论著而非表达性情的诗赋 ,并无与今人类似的纯文学观念 ,因而也谈不上文学的自觉。当然 ,由于时代的变迁 ,曹丕的文章不朽观对于强化文章价值理论和文章体式多样性的认识 ,对于促进传统文学观念的多元发展 。

论曹丕《典论·论文》

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曹丕的《典论·论文》提供了许多新内容。"诗赋欲丽"把诗赋文体的审美和娱乐功能推到极致。但作于建安末年的《典论·论文》,其主旨却是要消弭受儒家经学浸淫至深的士人的抵抗情绪,使士人与世无争,惟以著述为追求。

曹魏政权在合肥的攻防战略

合肥在两汉的商业中心地位得益于寿春的辐射。曹魏政权在合肥的攻防战略具有阶段性调整。曹操时期合肥作为曹魏政权江淮战略中心城市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强化,合肥处于抵御孙权进攻的战略中心地位。魏文帝时期,随着曹魏政权国力的提升对东吴采取攻势,此时合肥复失去江淮战略中心的地位,寿春复取代合肥成为曹魏经营江淮的战略中心。魏明帝时期为了抵御孙权实力对江淮的攻势,合肥复作为战略前沿城市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满宠对合肥新城的规划和建设,使合肥新城处于曹魏政权的战略防御的前沿。而曹芳时期,诸葛恪在合肥新城的惨败再次证明合肥新城战略前沿地位的重要性。

曹丕与陆机的文体学思想比较论略——兼及魏晋文学思潮的发展轨迹

西晋文学理论家陆机的文体学思想是曹丕文体学思想的承传发展,本文拟从文体种类变化、文体秩序安排、文体特征阐释、体系建构等四个方面,分析陆机对曹丕文体学思想的继承发展性,并从中探讨魏晋文学思潮的发展轨迹。

曹魏政治与《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历史地存在于曹魏政治这个语境中 ,与它关系至深。具体而言 ,则《典论·论文》表现的以才情衡人论文的新标准与曹魏政治中“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互为表里 ,其批评“文人相轻”又与曹魏政治中的打击“阿党比周”相呼应。两汉德治主义与两汉文评的道德评价同曹魏能治主义与此期文评标准审美化 ,形成鲜明对照 ,又逻辑地证明了这一结论。再者 ,曹丕的政治身份与文学身份的纽结 ,亦使这一关系不仅是可能的 。

王粲“为两公子楼护”质疑——王粲和曹丕、曹植关系论

关于王粲与曹丕、曹植关系,学界多囿于旧论,认为王粲"为两公子楼护",婉娈于曹氏两兄弟之间,与二人分别保持相等的距离,且同时受到他们的尊爱。但从曹丕、曹植对建安诸子的排位,王粲与二人的诗文交往情况及曹氏两兄弟悼念王粲的方式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辨析,则显示出王粲实际上是亲曹植,疏曹丕。

建安时代诗—乐关系之新变动——以“魏之三祖”为中心

中国古代非仪式性音乐生活中最常见的情形本来是单纯的器乐演奏、徒歌 (清唱 )、但歌 (清唱加帮腔 )和带有局部伴奏的演唱 ,音乐和诗一向未能全程相配 ;这种情形到建安时代发生一个大的变化 ,曹操将自己的诗作全程配以器乐演奏 ,成为所谓“乐章”,此事对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汉王朝的衰微和崩溃 ,原先音乐机关保存的雅乐和俗乐都严重亡佚 ,在建安时代因诗—乐配合新方式而得到促进的音乐创新中 ,新的“清商三调”渐渐形成 ;到曹丕、曹睿的时代 ,新的“清商三调”全面确立 ,并在后来长期流传。建安诗歌创作的不少问题都可以由当时诗—乐关系的新变动得到某种解释和说明。

刘勰《文心雕龙》对曹丕的评鉴与曹丕文学的独特审美价值

刘勰《文心雕龙》破除"俗情抑扬"、"雷同一响",给文学家曹丕正名,作出重要评论。曹丕正是以文学文论的"风骨"、"才略"、"情采"以及独特的悲剧精神与人文关怀价值,占据建安文学重要一席,获得读者青睐的。

从作品看曹操和曹丕对《诗经》接受的异同

曹操和曹丕对《诗经》的接受,最直接的就是表现在他们的作品对《诗经》的引用上。曹操、曹丕对《诗经》的引用,既有对前代文人引用《诗经》传统的继承,又有发展。就他们引用《诗经》的总体情况、方式、目的和特征而言,有同有异。这反映出他们不仅对《诗经》的接受有相同的一面,而且彰显出他们对《诗经》接受的发展变化。

曹操霸府与曹丕代汉

建安元年曹操奉迎汉献帝都许,控制东汉的军国大权,确立霸府统治。曹丕在曹操病逝不久后能够顺利并迅速地实现汉魏王朝更替,曹操霸府早已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曹操霸府充当了汉魏易代的工具,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曹操霸府为曹魏王朝的建立作了人才上的准备;其二,曹操霸府为曹魏王朝的建立作了制度上的准备;其三,曹操霸府为曹魏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其四,曹操霸府统治时期树立了权威,为汉魏王朝更替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释《典论·论文》的三个问题

曹丕的《典论·论文》被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专家给予很高的评价,但研究中人们在《典论》的写作时间、《论文》的内容与主旨等方面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对于这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骨肉相残 孰是孰非

三国时期 ,曹丕虐待曹植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于是 ,历代文人皆归咎曹丕。然而 ,笔者发现 ,曹植是曹丕地位的争夺者 ,政治的反对者 ,名誉的诋毁者 ,在骨肉相残的过程中 ,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