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诗余》考辨

南宋中期以来书坊编的词选集《草堂诗余》盛行。该集今存分类本与分调本两系,版本众多而复杂,涉及诸多词学问题。文章从幸存最早之明初分类本提供的线索,推测宋本之原貌实为歌本。明初增修笺注本,原出宋季书坊所编,已是纯文学读本。明代中期词学家据分类本重编的分调本,则具有词谱的性质,可供填词者之用;其所选词调大都为宋人常用之调,所选之词乃当时流行的通俗作品,尤其不杂入声诗及其他韵文诸体,故对促进词体文学创作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词学史意义。

明代《草堂诗余》版本述略

《草堂诗余》作为一部由南宋书商因应歌需要而辑成的词选,在明代被视为宋词的典范受到社会的普遍推崇。流传至今和见于著录有39个明代《草堂诗余》版本,受它影响由明人续编和扩编的尚有11种词选。明代《草堂诗余》的版本体系、各版本在明代的时间分布、主要版本的收词情况以及参与传播者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可见其传播的盛况。

杨慎词学与《草堂诗余》

杨慎是明词创作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其作品深受《草堂诗余》的影响,他也是明代较早对《草堂诗余》展开全面评论的批评家。但是,他的创作与明代许多词人不同,并不为《草堂》词风所囿,而其有关评论则启发并推动了清人复兴词学和深化词学,体现出明清两代词学发展的递嬗之迹。

《草堂诗余》成书年代及编者再考辨

《草堂诗余》是南宋时期的一部词选,在元、明、清三代影响甚巨,且不断被增删、修订。后世版本关于该词选的编辑者署名颇为杂乱,成书年代也不甚明晰。今人大多依据《直斋书录解题》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定为南宋宁宗庆元年前坊间编集。该文通过宋人的一些相关文献及《草堂诗余》的文本情况,对这一结论进行考辨,认为《草堂诗余》的初编者为南宋孝宗、光宗年间(1188—1202)坊间无名氏,何士信于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之后增修编订,明代嘉靖二十九年(1550)"武陵逸史"顾从敬重编的分调本刊刻流行。

《草堂诗余》的编辑、刻印及其演化

《草堂诗余》是南宋前期出现的一部词选集,其后即有增修本出现,这种增修的工作入元至明,仍在进行。宋刊本的全貌不可知,宋人的记载可令后人窥见一斑。元、明人的增删窜易,却使得宋本的面目变得既复杂又迷离。之所以如此,书商的运作,出于射利、惜费、易成、速售等目的,使得这部词选集的出版在明朝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定的热度,也促使明代词学学术的活跃。

明代词学观念的演变与《草堂诗余》

明代词学观念的发展和《草堂诗余》的传播是一个互动的关系,相辅相成,甚至互为因果。以《草堂诗余》的传刻为线索考察明代词学观念的演变,可以理出一个较为完整而清晰的发展轨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整个明代词学观念发展的状况,有利于理解明代词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但是,明代词学观念同《草堂诗余》相纠缠,也存在严重的局限,影响明人对宋词的全面认识和对词体本质的深入理解。拘于《草堂诗余》是明词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

《蓼园词选》的选词与评词

《蓼园词选》是广西文学史上现存的第一部具有较大影响的词学著作,它取材于《草堂诗余》,对《草堂诗余》的内容又有所增删。在选词上多选治世之音,不选或少选亡国之音;选忧时、有寄托之作,不选或少选内容浅薄之作;选含蓄蕴藉之作,不选或少选直白坦率之作。评词则以"寄托"为核心,深入挖掘作品细微的艺术特征,因而使《蓼园词选》成为一个比较成功的选本。但《蓼园词选》也存在着漏选优秀之作,阑入平庸之作以及滥用比兴寄托等问题。

《草堂诗余》清代不传成因新探

明代风行一时的词学选本《草堂诗余》传至有清却湮没不彰,学界一般认为这是清代浙西词派崇雅鄙俗词学思想致使的,而事实绝非如此简单。《草堂诗余》是应征歌之需产生的歌本,与话本说唱文学有密切的互动关系。《草堂诗余》清代不传与清代对说话艺术的禁毁及话本小说艺术形式的新变、传播方式的改变等皆有重要之联系,是一种文化合力推动下所形成的文学现象。

陈铎《草堂余意》考论

陈铎作为明代著名散曲作家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然而其词集《草堂余意》却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草堂余意》乃陈铎追和《草堂诗余》之作,陈铎所和很有可能是离他生活时代较近的成化十六年刻本。词论家对陈铎和作褒贬不一,陈霆讥其为村妇斗美毛施,况周颐则称其词全明不能有二。陈铎追和之作可分为和意与不和意两类:和意之作虽然佳句不少,但在布局、用典、句法等方面与原作差距较明显;不和意之作词风超澹疏宕,凸显出陈铎风流潇洒、淡泊名利的才子形象,堪称明词中的佳构。

张綖“婉约—豪放”二体说来源新探

张綖在词体创作的体悟以及编撰《诗余图谱》的词学实践过程中,开始有意识地区分词体风格的不同,并最终在《诗余图谱凡例》中提出了影响古今的"婉约—豪放"二体说,但"二体说"并非源自张綖评点《草堂诗余别录》时提出的"精工—豪放"之说,而恰恰相反,"精工—豪放"之说是对"婉约—豪放"二体说的进一步阐释。

况周颐对明词的评价与反思——兼论清人对《草堂诗馀》的评价

清人对明词创作多持否定态度,多有不够允当之处,相对来说况周颐的意见较为中肯。究其原因,明代词学推举性情,重视作品中性情的抒写,浙西、常州词派虽不废性情之作,但于性情内涵以及抒写方式的界定上与明词有根本的差异,他们倡导"醇雅"、"比兴寄托"、"沉郁"之论,反对明词创作中性情抒写俚俗化的倾向,而况氏在性情论上却与明代主情论词学思想存在着一致性。另外,《草堂诗馀》在明代词学建构与词坛创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浙西、常州二派对《草堂诗馀》多持批评态度,往往将明词的衰靡不振、创作中的俚俗化与《草堂诗馀》联系起来,而况氏对于《草堂诗馀》却有着与浙、常二派不同的看法。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况氏在评论明词时才能不废有明一代词作,并给出中肯的评价。

从《草堂诗余》的编选传播看南宋民间词坛风尚

《草堂诗余》是词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部词选。该集初选于孝宗至宁宗年间,正是南宋词风确立的重要阶段。如果说南渡后词体在主流文人手中迅速走向雅化、诗化,那么《草堂诗余》则集中体现了词在当时民间传播的风尚,具体表现为:注重应歌功能;柔婉、泛化的情感模式;平民化的尚雅之风。

《草堂诗馀》的性质及明代盛行原因再检讨

《草堂诗馀》在明代大为盛行,关于是编的性质与功能,学界主要有"应歌"和"入话"两种观点。《草堂》在内容及体例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可以从现存宋人话本对词作的征引中找到合理的解释。《草堂》实为供说唱艺人使用的小型工具书,明代小说作者群对《草堂》系列的频繁使用便是这一功能的延续。与通俗文学的嫁接,是《草堂》在明代盛行的原动力。就其性质而言,它并非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词选,因此,明人要赋予它词学的使命,一方面必须不断对它进行改造,另一方面也必然会失败。

《草堂诗余》在清初的接受与批评

《草堂诗余》是一部"重北宋、轻南宋",独尚绮艳婉丽词风的一部词选,在流传中享有盛名,尤其在明代流传甚广,对明代词风、词学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清初承袭明代词风、词学观念之影响,且为反拨明末淫靡词风,《草堂诗余》在清初一时被重新接受。但由于《草堂诗余》取径狭隘,以绮艳婉丽为词风本色,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晚明淫哇之风,但最终无法避免流入淫靡,且受当时社会情况、清廷文化政策之影响,《草堂诗余》受到了批判,乃至最终摒弃。

词谱发端与明中叶学术--以周瑛《词学筌蹄》为中心

明代周瑛《词学筌蹄》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具备词谱雏形的著作,此书虽体制简略,但与前代思想、学术密切关联,可从深层揭示词谱起源的社会原因。其文献主要源自洪武本《草堂诗余》,又有独特的版本特征,为明中叶《草堂诗余》改编序列中承前启后的一环。其符号借鉴自北宋邵雍《声音唱和图》,周瑛由此制谱,可视作明中叶等韵、律吕等“声音之学”由冷趋热的缩影。周瑛的格律思想,主要受朱熹逐字仿其平仄的诗法影响,且局限于“词出于古乐府”的文体认识,与后世校勘定律有别。总之,词谱发端的绍继、借鉴、局限诸因素,皆统摄于明中前期理学思想下,而印合于周瑛的地域、学术与填词实践。

试论《草堂诗余》在明代的盛行及其原因

《草堂诗余》是一部南宋人编辑的词总集 ,它繁盛流行于明代 ,对明代词坛影响深远。本文从多方面介绍了《草堂诗余》在明代的繁盛流行情况 ,并从明人对词的音乐体性及抒情特质两方面入手 ,探讨了明人广泛接受《草堂诗余》

《草堂诗余》的传播探究

《草堂诗余》是成书于南宋时期的一本宋词选集,自刊行以来引起后人的广泛关注,后世文人学者纷纷对其选注,但是从其整个传播过程来看,它经历了诸多风雨沉浮。在南宋后期乃至整个元朝,该集子基本湮灭尘世,而到了明朝却重焕生机,其传播达到巅峰,不仅流传时间最长,而且传播范围极广,到了清代经历了短期的认可之后便被摒弃。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对《草堂诗余》的传播过程进行简要探究,尤其关注它在明清两朝的传播历程。

论《草堂诗余》成书的原因

本文认为，要探讨《草堂诗余》在南宋后期成书的原因，应从它自身诸特征谈起：１．所录词以传统的婉约词为主，雅俗共赏，不看重豪放派和清空派词；二．分类编次，有笺注，后附词话；３．有浓厚的地域特征即闽派特色。第一个特征形成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词坛“尚酣熟”，并举当时词论、话本小说中所引用词，以及歌词唱法南北宋一致来证明。《草堂诗余》分类编次一是受诗文类编的影响，二是当时节日文化高度发达的结果，三是作为歌本性质使然；至于笺注的出现，原因有二，一是词乐分离（即诗词合流）的大势所趋，二是受江湖诗派崇晚唐的影响。文章还认为《草堂诗余》所选以福建籍词人为多，它的增修笺注也与福建文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