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到对话的异质文论研究路径

从1988年《中西比较诗学》到2021年《中西诗学对话》,曹顺庆比较诗学研究呈现出从比较到对话的异质文论研究路径转变。在比较视域中审视诗学问题,《中西比较诗学》采用中西诗学范畴比较的方法,是重中西诗学比较的产物;《中西诗学对话》以变异学的理论视野,坚持中西互释对话原则,是异质文论对话的成果。从《中西比较诗学》到《中西诗学对话》的路径转换,使从比较到对话的异质文论研究对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和重塑东方文论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从薛宝钗论诗看曹雪芹诗学思想

薛宝钗既能作诗,又善论诗。她作诗,经常诗坛夺魁;她论诗,亦多有振聋发聩之声。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多次描写薛宝钗论诗的情景,让薛宝钗就诗歌的创作和鉴赏等方面发表了很多独到的见解,给人以重要启示。这样的描写既是刻画人物性格的需要,也是曹雪芹借以表达自己诗学思想的手段。

论曹操对儒家诗学精神的实践

曹操推尊儒家经典,信守儒家的诗学精神。他对儒家诗论的贡献不是理论阐述,而是创作实践。曹操的诗歌散文作品抒发了盛世太平、国家统一、追慕圣贤的理想,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真切关心民生疾苦,推遵孝道、厚重人情、奉忠崇义,表达了挟持天子的无奈、功业难成的苦闷、光阴虚度的悲情,为以"兴、观、群、怨"为核心的儒家诗学精神的典型体现。建安诗坛上,曹操是遵循并实践儒家诗学精神的文士,其诗文作品在诸多层面对后世影响深远。

田本相剧学思想研究

田本相的剧学思想自成一家,我们不妨遵循其发展脉络,总结出一条鲜明的红线,即走进曹学,拓展话剧学,倡言诗化现实主义,最后建构了田本相剧学思想的诗学体系。

诗化戏剧与小说化戏剧——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二

"以诗写剧"是最能体现曹禺话剧创作个性的特点之一,也是他区别同时代话剧作家的显著特色,就创作主体而言,曹禺多次宣称他以"诗"写"剧"。与曹禺诗化戏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舍在他的话剧创作中也融合了别种文学体裁的特长,但不是诗而是小说。老舍创造性地把小说与戏剧这两种最为显要的现代文学文体结合起来,创立了极具个性特色的"小说化戏剧",使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话剧在特殊的政治时代,没有完全跌入低谷,在文艺家们普遍迷失自我的红色岁月依旧为中国甚至世界戏剧观众奉献出独具个性风采的"小说化戏剧"精品。

曹禺《雷雨》创作心理简论

童年生活中五位具有母性色彩的女性对曹禺施加不同影响 ,中学时期扮演女角的艺术尝试 ,使曹禺很早就萌蘖出强烈的女性关怀意识 ;清华园美好的学习环境与黑暗腐朽政治社会形成强烈反差 ,这种反差积淀在曹禺心理形成正负情感的交错碰撞 ,因而曹禺在创作《雷雨》时能不断迸发出诗意的火花 ;备受争议的结尾与序幕是作家抒发求学清华园 。

吟风弄月难为一世君王 真情流露却成千古文章——略论曹植的诗才与治才

在中国文学史上,曹植被公认为建安时期最为杰出的诗人,有着"才高八斗"的美誉。他的诗歌辞赋,无论形式与内容都卓尔不群,有着极深的文学造诣。而作为王室中人,曹植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却没有当上太子,并且一生郁郁不得志,可以说与他的自身性格和能力有着极大的关系。

以诗性的神秘主义情怀提高戏剧美感——曹禺剧作的诗性研究

体现着"最高意义上的诗"的曹禺戏剧,在现实生活和哲学思考之间通过诗性的艺术手段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创作主体的诗性情怀赋予曹禺剧作迷人的感性色彩,源于原神隐喻的创作背景开拓了曹禺悲剧的表现空间,感性的神秘主义创作手法丰富了戏剧的表现内涵,而立足于打破禁制的命运反思在现实生活和理想生活之间用诗诠释着精神自由的概念。这些是曹禺超越绝大部分剧作家的特有能力,也是曹禺剧作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审视依然能够反映当下的生活并被广大欣赏者所接受的魅力所在。

英雄慷慨有悲情:曹操诗的悲情意识

悲情是曹操诗歌的情感基调。曹操的悲情意识有着多元情感呈现,具体表现为寰宇震荡、民生零落之悲;人生短暂、求贤若渴之悲;功业未就、英雄孤独之悲。曹操诗歌的悲情意识,浸润了枭雄曹操的人物性格、政治抱负和内心情感,也体现了“人的觉醒”时代生命主题的“尚悲”情结和诗歌审美。

论曹勋词的雅化

曹勋为北宋末年慢词大家,其词作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融入了自我的人格精神和审美趣味,含蓄典雅,推动了文人词的雅化。内容上以士大夫的高情雅趣修正花间绮艳题材,以词言志,使词向风雅精神回归;艺术手法上以才学为词,追求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这些都与时代风尚、本人丰富的学识、艺术趋尚及其父曹组的创作命运密切相关。

曹植、傅玄咏物赋的话语趋同性

魏晋咏物赋个人创作数量以曹植和傅玄为最多。二人在创作思想、创作取向、创作技法上有趋同性。这和作者性格、时代风气有关。傅玄生活在西晋,但他的咏物赋明显地承继了曹植赋体诗意化的路子,与西晋其他作家的轻绮繁缛大不同,有建安遗风。

诗意掩映下的中西梦想典型的精神指向分析——以易卜生和曹禺典型“梦想”为例

易卜生和曹禺都以诗情勃发的激情在各自的剧作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寻梦者"形象,来表达对现实的反抗以及对自我与他人拯救的理想情怀。他们梦想的指向旨趣迥异:易卜生坚持不懈地叩问人的生命之终极问题,他的梦想都指向人的最终的精神向往;而曹禺在诗意掩映下的梦想却都指向物质的或者现实的、世俗的归宿。虽然曹禺深受易卜生及其他西方剧作家和西方思潮的影响,而传统文化和宗教的积习却使曹禺在实质上选择了一条与易卜生迥异的审美之路,他们的典型"梦想"意象实际是中西两种精神指向的文化显现的代表。

《宋百家诗存》价值重估

《宋百家诗存》是清代曹庭栋辑纂的一部宋诗选集,与《宋诗钞》等同享盛名,泽惠学林,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文献保存方面,除了在辑佚、校勘、刻本传播之外,《诗存》也是后世选本的重要来源;二是诗学批评方面,曹庭栋所撰《诗存》小传对诗人考镜源流,辨析体派,品评风格,其文学批评价值不容忽视。

仙凡之隔:船山诗学视域中的二曹诗歌

关于曹丕、曹植二人诗歌高下的问题,自钟嵘《诗品》以来,论者大都认为曹植诗歌胜于曹丕。船山先生却认为二人诗歌有着"仙凡之隔",曹丕有着"独至之清",所以他的诗歌属于"仙"品,他本人则被推许为"诗圣";而曹植诗歌"建立门庭",因而属于"凡"品,其本人也被贬为"驵才"。船山先生立论的内在逻辑在于:首先,他以《诗三百》作为后世诗歌趋赴的理想,追求一种天然本真的诗歌境界;其次,他采取正反相形的方式评诗,其肯定性评述常有精微之论,但否定性评述有时则失于偏颇。二曹诗歌的个案体证了船山诗学的这种内在逻辑。

曹贞吉与清初济南诗派探微

曹贞吉,清初著名诗人,其外祖刘正宗在清初力倡济南诗派,以宗唐为旨,曹贞吉诗歌深受外祖影响,诗风发源于初盛唐。济南诗派另一领袖人物王士禛主张"神韵说",与曹贞吉交厚,对寄托遥深的曹氏诗歌亦彼为激赏。然而随着清初诗坛宗宋诗风的兴起,曹贞吉诗歌一为诗坛风气所感染,一为自身遭际所激发,由宗唐而宗宋,并最终融各家之长而自成一家,对清代诗歌摆脱明诗余绪形成自身的时代特色产生了积极影响。

略论曹魏时期的阅兵

阅兵,古代称为"观兵"、"阅武"、"校阅",是检阅国家武装力量的重大活动。三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阅兵频繁,魏蜀吴皆有意识有目的的多次举行阅兵,炫耀军威。曹魏文学家较早地将其作为诗赋创作的主要内容,这类作品有类于汉代纪行述征赋,但在内容风格上有所开拓,直接颂美军容、军威军魂,宣扬武德。曹丕的《广陵观兵》诗、陈琳的《武军赋》精彩地再现了曹魏时期的阅兵盛况。

诗性因子:曹禺1930年代戏剧创作特质探析

曹禺1930年代的话剧创作具有"诗性特质",这主要表现为在叙述层面上对"诗情"的表达、在意境营造过程中对"诗景"的描绘,以及在戏剧结构搭建层面对"诗韵"的把握等三个方面。"诗情"、"诗景"与"诗韵"作为其戏剧创作中的诗性因子,既是对中西方诗学传统在与话剧艺术形式融合过程中的一种刻意传承,又是中国现代话剧在戏剧民族化历史进程中获得的重要结晶。

杜甫《草阁》歧解辨证——兼及杜甫情感世界的一个侧面

杜甫流寓夔州时曾作《草阁》一诗。其尾联“泛舟惭小妇,飘泊损红颜”于古人多有歧见。辨析各家观点,“小妇”应为夔州撑船渡人的劳动妇女,“红颜”既指诗人自身容颜也指小妇容颜,“飘泊损红颜”是叹小妇也是自叹。“惭”的主体是诗人,对象是小妇或为小妇所代表的劳动人民。鉴于杜诗一贯的情怀,“惭”应来自济世之志和老而无为的现实间的矛盾。辨明此义,可窥见杜甫情感世界的一个侧面,即他对弱势人民的同情。

曹丕、谢脁之“清怨”诗风比较

曹丕、谢脁之诗,意境“清”而情感“怨”,都具有“清怨”风格特征。但因不同的时代环境、不同的志向抱负、不同的人生际遇及不同的文学主张等因素,二人之诗于“清怨”中又各有其特点,同中有异。

论曹植游仙诗中的自我价值——兼论曹植游仙诗中的“风骨”与玄学思想

曹植的游仙诗在建安风骨的时代熏染下,感发出强大的主体生命意识、自由精神,隐含着昂扬的济世之志和深刻的忧生之嗟。曹植游仙诗中的思想内涵也肇始了玄学中独立自由之人格精神的核心思想,使得自身的思想意义更加厚重,并且影响了整个魏晋时期的游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