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境”与“艺术命运”——论当代文学思潮中的“曹禺现象”

曹禺在“当代”时代语境中的艺术生命历程与命运 ,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遭遇 ,而是具有普遍性本质意味的“曹禺现象”。本文对解放后曹禺在迷失主体、失落艺术的文学历程上的思想、活动、成果进行具有历史现场感与现象还原感的分析 ,揭示构成“曹禺现象”的内涵及原因 ,阐发其所拥有的反思“当代”文学理论与创作及文学史意义的历史价值。

曹禺创作的深层心理动因分析——从《雷雨》中的“乱伦”谈起

《雷雨》作为曹禺的第一部剧作,是作家的心灵世界受到外来影响并与之相契合的产物,对剧中"乱伦"这一线索的分析,或可使我们对其深层心理动因有所把握。在《雷雨》的创作过程中,外部社会环境、个人生活经历固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蕴蓄在曹禺心灵深处的"原始情绪"更是支配其创作心理的重要方面,同时,这种"原始情绪"又与他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这不仅体现为《雷雨》"乱伦"情节的设置,而且始终贯穿在曹禺的前期剧作中。

曹禺悲剧女性观探析

曹禺以对中国妇女的人文关怀、同情与理解,塑造了一系列散发着独特人格魅力的悲剧女性形象。曹禺笔下的女性与奥尼尔笔下的女性在对爱情的追求方面存在明显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这在蘩漪与爱碧、陈白露与安娜.克里斯蒂、花金子与露斯的比较中可见一斑。曹禺悲剧女性观的形成受奥尼尔、西方其他剧作家以及中国古典戏曲的影响。

从钱钟书与曹禺的文学作品看人性之善恶

曹禺和钱钟书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虽然两人分别致力于戏剧和小说创作的不同领域,却都能超越阶级、超越时代主潮,对人性之思进行深刻挖掘。他们的作品都表现出对人性善恶的独特理解,钱钟书倾向于表现人性之恶,曹禺则更执着于发掘罪恶人生中的人性之善。本文通过对人性善恶在二人作品中的表现进行阐释,进一步分析两位作家不同人性观形成之因,以此获得对人性的更深理解。

论奥尼尔和曹禺戏剧意象的设计——奥尼尔和曹禺戏剧比较研究之一

戏剧意象就是指戏剧中的审美意象 ,它是作者思想情感、审美理想和理性思考借以显现的感性表象 ,具有精神内容和物质形式相统一的特质。戏剧意象的创造是使戏剧获得隽永的诗意和深刻的哲理的关键。奥尼尔和曹禺的戏剧意象设计是诗意和哲理相融合的上品 ,研究和欣赏他们所设计的意象 ,既可以为戏剧创作提供借鉴 ,又可以从中获得审美的愉悦。

《雷雨》两版本的比较及成因研究

在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文学作品修改潮中,曹禺对《雷雨》的修改以幅度之大、改版之多引人注目。经比较,建国后的修改主要集中于人物政治属性方面,也涉及性的描述。连同其他的修改,1957年修改版与1936年版的差异达四千多处。究其成因,一方面建国以后新的文艺准则的确立、文学评论的泛政治化等时代因素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曹禺敏感谨慎及重于自保的性格因素影响也不可忽视。两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是《雷雨》修改的根本原因,这种原因使《雷雨》成为修改潮的代表而具有了典型的时代特征。

《原野》的环境与心理描写技巧

《原野》是现代戏剧大师曹禺最富艺术魅力的名剧之一。本文从环境营造与心理描写两个层面,论述该剧独特的悲剧艺术创造。

批评家的灼识与偏见──读司马长风的《曹禺的<雷雨>》

香港司马长风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文学史著。该书以活泼多姿的行文风格和重本体研究的批评特色见长,书中不乏作者的真知灼见,但值得商榷之处也不少。本文谨就其曹禺批评,对《雷雨》“写作上的投机心理”、蘩漪形象刻画的缺乏民族性格依据以及曹禺对西方名剧的“窃取”等问题试与司马先生商榷。

曹禺喜剧观刍议

曹禺有着丰富的喜剧舞台经验和杰出的喜剧创作才能,同时他还就当代喜剧发展现状发表过诸多真知灼见,从而形成了曹禺关于喜剧本体、喜剧创作和喜剧表导演等方面的相关理论。梳理和探讨这些理论,不仅有助于理解曹禺的喜剧艺术和整体戏剧创作,而且对当下喜剧发展也有指导意义。

周朴园形象解读中的几个热点问题

《雷雨》的经典之处在于它提供了多种解读角度.本文从文本研读出发,还原情景氛围,对周朴园与鲁侍萍、周蘩漪、鲁大海三组人物关系中提炼的性格聚焦点作了新的解释。

浅论曹禺笔下的王昭君形象

《王昭君》是曹禺先生晚年戏剧创作的代表作之一。剧作者不仅新翻了历代墨客骚人们笔下的积案,而且敢于改变长期潜藏于人们思想意识中的那种以汉族为中心的传统观念,塑造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形象,这对弘扬昭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象牙的雕刻——略论曹禺戏剧的细部艺术

与中国现代其他剧作家相比,曹禺充分考虑了戏剧作为舞台艺术的特质,更注重也更圆熟地处理了场面、道具、节奏等细节因素,从而创作出堪称中国现代戏剧成熟标志的剧作。

性格力度与艺术强度——曹禺戏剧人物的剧场性张力之一

曹禺总是以富于性格力度的人物描写来营造一种剧场性张力。他以人物的偏执态度与极端行为去撞击受众的心灵，形成剧场的震慑力；以人物沉郁的主观情绪与矛盾的心理去感染受众的思想情绪，形成剧场的裹挟力；以深刻的灵魂拷问与严正的道德审视去抓住受众的心魂，形成剧场的穿透力。正是在这种富于强度、广度和深度的性格描写中，曹禺戏剧产生了强烈的剧场性，抓住了受众的心魂。

曲高和众 雅俗共赏——论曹禺前期戏剧的艺术魅力

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像曹禺前期戏剧作品这样横跨传统与现代两个审美疆域，既受到普通市民阶层的广泛喜爱，又能成为少数知识分子的精神享受，并不多见。这其中的奥秘，笔者以为主要有两个：一是引人入胜的故事中深寓形而上的精神意蕴；二是通俗浅显的语言里包孕丰富的潜台词。

试论曹禺剧作的超历史性——兼论中国现代戏剧史两个阶段之形成原因

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以1930年为界,前十年为第一阶段;后二十年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全面引进西方各种戏剧思想的多元并存期;后一阶段现实主义逐渐取得优势。时代的风云际会和成功地吸收外来影响,尤其是西方文化的悲剧精神,是曹禺创作出具有超历史性意义的作品的深刻原因。

论曹禺创作中的死亡意识

死亡意识是曹禺剧作中主要的悲剧因素,曹禺作品中人物的悲剧形式及死亡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希望的破灭与自我抗争;理想的归宿与自我救赎;沉重的负荷与自我解脱;伦理的重压与自我毁灭;罪恶的黑手与无辜的牺牲。

从润物有声到大雪无痕——以《雷雨》《北京人》为例论曹禺话剧民族化过程

曹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接受西方戏剧,特别是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影响,从而走上话剧创作道路,从其代表作《雷雨》《北京人》的戏剧结构、戏剧冲突、人物刻画和戏剧语言几方面,可以看出曹禺话剧创作的民族化过程。曹禺为中国的话剧艺术走向成熟做出了巨大努力,对戏剧艺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原罪三重奏之陈白露篇:女色交易背景下苍凉的自由手势

《日出》并不是一部严谨的现实主义作品,它不是“忠实地再现生活”的结果。陈白露的悲剧命运虽有一定的现实根源,但她的伦理缺憾更多的来源于遥远的基督教原罪说。陈白露的现世生活是一种变相的寄生生活,在曹禺的人类学哲学的生命视野里,这一部都市交际花悲情传奇,其历史底本是存放在《旧约·创世记》所载的那个神秘的伊甸园中的。研究陈白露这一形象是准确把握《日出》甚至是全面理解曹禺早期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雷雨》在韩国——以1950年柳致真执导话剧《雷雨》为例

分析了韩国导演柳致真1950年在韩国国立剧场演出的《雷雨》与原作《雷雨》的不同。从主角设定和人物性格的变化、序幕和尾声的删减及演出技法方面比较了中韩两国对《雷雨》的理解上的不同。

曹禺话剧中的诗意特征

曹禺的话剧是诗与戏剧的结合。他的话剧创作,从情感态度到表现手法,从主题内容到表演效果,都在努力追求诗的境界。曹禺的话剧是真正的诗化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