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场:《东京梦华录》空间美学建构

《东京梦华录》将记忆与空间联系在一起,作者孟元老试图通过记忆再现北宋都城的繁华景象。真实的情感依附在碎片化的记忆空间之中,建构出北宋遗民的记忆之场。通过对《东京梦华录》空间元素的分析,归纳出其中蕴含的美学特点。整理空间与记忆的关系,并强调了记忆在当代空间设计中的重要作用。

北宋首都圈空间格局与政治家族活动述论

结合人居环境、墓葬环境、历史积淀、水路交通、土地资源等诸种因素,京西北路是北宋政治家族最理想的迁徙目的地。从政治家族的分布来看,北宋事实上的首都圈主要在开封府和京西北路,其中由开封府-郑州-河南府、开封府-许州、河南府-许州构成的倒三角形地带既是北宋政治家族的活动中心,也是北宋的政治地理中心。北宋首都圈政治家族的活动具有鲜明的空间特性,在流动与更替之中,逐渐衍生出“开封府→河南府→许州→其余州府”的差序和排挤现象,并呈现出“北籍政治家族-洛阳”“南籍政治家族-许州”这样的地域组团倾向。政治家族汇聚于首都圈,主要的目的在于近望京师,更便利、有效地争取政治权力和调动政治资源,东京与西京是当时最著名的政治资源交易市场。

胡汉杂糅还是民族融合?——论北魏平城早期规划

北魏平城是首个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文化产物,由于早期民族文化异质性和都城地理区位过渡性,早期立国阶段的平城规划建设尚处于探索时期,既要继承秦汉以来中原都城规划思想“模邺、雒、长安之制”以示正统,又要保留自己的民族特性和礼俗,呈现出“胡汉杂糅”的空间表象。但回归到北魏立国之初的政权建立、文化制度建构和经济生产方式确立的历史过程中,会发现平城的都城空间形态和规划思想是北魏国家和制度确立的空间投射,不是简单的胡汉杂糅,而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在民族融合作用下,都城规划建设在自然山水利用、礼制空间组织和社会治理等多方面探索创新。平城早期的空间形态具有游牧到农耕文化发展和汉唐都城演变的过渡性,对后期孝文帝时期平城的空间形态和迁都后北魏洛阳的规划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进而影响隋唐长安和后世都城。因此,研究北魏平城早期的都城形态,对阐释空间-文化耦合机制、揭示北魏文明建构、诠释都城演变脉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北魏平城营建规划设计研究评述与展望

北魏平城作为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自建的都城,在都城链条中承前启后,是后世多民族都城规划的范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北魏平城营建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历史文献有限并较为零散地记载了平城的营建活动;考古发现及“二重证据法”为平城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础;多学科围绕空间复原中的宫城位置、宫郭形制、城市边界、规模及规划理念等展开研究.但由于受制于研究材料的限制、研究范式的桎梏和学科间的壁垒,北魏平城是古都研究的薄弱一环.未来平城规划研究要立足其民族文化融合和规划史上过渡的典型特征展开,展开多学科综合研究.

何以成都:北宋陪都“京都意向”的构建

陪都是我国古代都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以东京开封府为首都,以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和北京大名府为三陪都。从陪都的“形成史”角度看,“首都化”一直是其建置的重要发展方向。然不论陪都“首都化”程度多么高,其都不可能与首都等而同之,不可避免地会保留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然而,某些地方特色却借助“天子行迹”的加持作用,反过来成为陪都的真正象征。正是“首都化”与地方特色的“自我形塑”共同构建了陪都的“京都意向”,使陪都成为介于“央—地”城市之间的一种特殊组织。考察陪都的形成史,对理解、反思其与首都的关系,中央权力在各陪都的施用及地方治理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东魏北齐都城结构考述:兼论两都制下的晋阳与山西

北魏末年,高欢和孝武帝在迁都问题上的矛盾难以调和,最终演化为军事冲突,加速了北魏的分裂。其后不久,高欢改立孝静帝,迁都于邺,形成邺城和晋阳隔太行山东西联动的都城格局,对东魏北齐的政治演进和空间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政治地理的视域看,高欢迁都是新形势下寻求政治环境与地理空间相契合所做的必要调整,具有较强的主动性。迁都以后,高欢以邺城为政治中心,以晋阳总摄军事,实质上形成了军政分离的两都制架构。随着形势的发展,两都制在形式上逐渐固化,但权力重心却出现向晋阳倾斜的趋势,这种变化对山西地区的政治地理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制度考

里坊是古代都城构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坊之置始于北魏平城,洛阳、邺京沿置。邺南城400余坊,北宋时已不可名状。稽诸石刻,可考证出东魏北齐邺京28里3坊,里、坊置正,分掌管理和治安。城内置坊,城外置村。里承汉制,坊启隋唐,邺京里坊制度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作用。

论北朝墓志的演变及其文体史意义——从永嘉之乱前后墓志形态的变化谈起

永嘉之乱的出现,使得魏晋以来碑志转化的趋势遽然中断,墓志又退回到了原始的形态。从北魏前期至孝文帝迁洛前后,北朝墓志在文体、形制以及使用频率等方面都经历了一个脉络分明、阶段连贯的演变过程。这既说明了永嘉之乱对于北朝墓志发展的影响,同时更表明,北朝墓志的发展在事实上已具有"涅槃"的意义。

试论北魏洛阳城建规模及特点

北魏洛阳城市建设糅合了古代中国都城建设的许多经验,代表了当时城市建设的水平,其宏伟的建筑和鲜明的特点,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北魏洛阳城的社会风貌及时代特征。

中国汉代边城人居格局及其规划设计方法初探以汉平城县为例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研究基本以都城为纲,地方城市研究薄弱。秦汉大一统,实行郡县制,地方城市兴起,军事边防带动了边疆地区的人居建设,晁错就边城建设提出规划设计理念,因此,研究汉代边城的规划方法具有典型性。本文以汉平城县为研究对象,从城乡规划学的角度展开综合研究,在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考古等资料考证人居关键点,分析人居格局及其特征,提炼规划设计方法。这对丰富古代规划史中地方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推进北魏平城复原与规划设计等相关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北魏平城京畿行政区划的演变

北魏平城京畿区域范围,由于史志失载,需要进一步旁推侧考。北魏建都平城,置平城县令;在京城及其周围,因袭西晋封猗卢的代国,也就是前秦的代郡,仍名代郡,置代尹;以代郡及其周围地区为司州,或称京畿,置司隶校尉或司州刺史。考诸史传;北魏前期京畿的地理范围为:北阻阴山、东跨太行、南逾恒山、西沿黄河到达河套。太武以后,“西、北、东南大面积回缩,定型为北邻六镇,东阻太行,南逾恒山(今原平以北),西傍黄河、朔州(治今托克托)。孝文帝太和十年重建司州时,新司州范围缩小至今大同市、朔州市及内蒙古集宁市南部地区。迁洛后,恒州领辖亦然。

北宋京畿地区洪涝的协同治理

北宋京畿地区的洪涝治理是自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体现着朝廷和各级政府的组织能力,在实际运作中既需要君主和朝廷的动员,也仰赖开封府、州县以及治水机构和官员的协作。宋初,由于缺少专职的治水机构和职官,君主通过选派武将、宦官及门官员等亲信来开展治水事务。这种君主授权的近臣治理模式,在政令传达上更便捷,行政效率也更高,但这往往取决于君主的个人意志和权威,因而难以长期持续。自宋真宗朝开始,逐渐走向设官分职的制度化模式,先后有多个机构和职官参与京畿地区的洪涝治理。作为专项事务,洪涝治理的开展依托相应的机构,比较简捷的形式是基于既有的行政区划,将洪涝治理的职责划归相应的行政机构。洪涝灾害一般会超出既有行政区划的边界,宋廷因地制宜地设置了跨越行政区划的专职机构或差遣官。

试述北魏宗室担任洛阳京畿长官的情况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旋即以新都洛阳为中心规划京畿,设司州进行管理。司州地位高于其他地方行政单位,因此在人事任命上具有独特之处,与皇帝血脉相连的宗室成员于其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仅以治京城的司州牧、河南尹、洛阳令及藩屏北部的河内太守为例,司州牧几为宗室所垄断,后几项职位也有近三成归属宗室。朝廷特别重视候选宗室的学识、才能和品性等综合素养。洛阳司州各级长官的这种选授特点充分表明朝廷对京畿事务的高度重视,也是北魏后期统治集团利益关系及王朝宗室政策的真实反映。

唐都长安与宋都汴京“宫市”探析

通过探析唐都长安与宋都汴京"宫市"源流及特点,唐长安"宫市"由宫廷娱乐演变为置史专知或由"宦者"专知为宫廷采办物资的特殊机构,宋汴京"宫市"则顺应唐制,逐渐演变为官商合一的采办机构。唐宋"宫市"是国都城市独特的产物,其产生、运营同唐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发展有关。唐宋"宫市"一脉相承,使宫廷采办制度日趋完善。

北宋西京洛阳的社会风尚

北宋时期,西京洛阳是京师开封之外的又一文教重镇,吸引了大批闲退官僚士绅、四方名士硕儒,逐步形成了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坚持儒家礼法教条的社会风尚。敦名重教、贵齿尚贤、乐易闲适是其社会风尚的几大特色。

《东京梦华录》与北宋时期的都市宗教信仰

《东京梦华录》是一部描写北宋都城开封政治、经济、文化与市民生活的文人笔记,该书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宗教信仰的繁荣画面。在北宋的都城,不仅存在制度化的佛教、道教、祅教,还有以祖先崇拜、英雄崇拜为核心的普化宗教,它们并非独立地存在,而是具有娱乐与经贸功能的群体行为。北宋都市的宗教信仰在依附于统治者的同时,于外显的形式上又表现出社会分层的印记,但这种层级结构并不能改变宗教信仰作为人类精神依托的本质。

北宋西京河南府双重职能研究

北宋河南府为西京所在,构成府一级行政管理与含有宫城的京城管理的双重职能。这一特殊性,产生了河南府行政机构之外的留守司、分司等特殊的机构和与之相应的用人制度。从而就形成了不同于宋代诸路路属府级行政管理制度的陪京府管理运作的模式。论文分述了:一、西京及河南府的沿革,及其为北宋三陪京之首的建制。二、河南府的职官制度,自府长官尹、少尹、知府,府属判官、推官至左、右军巡院等,其设官分职大体与开封府同,但编制成员远逊开封府。三、西京留守司制度及所属留守机构,留司源自河南府城内有宫城,为皇帝行幸起居之所。西京不同于东京之处,即便皇帝不亲征,平时,仍置西京留守,然其守卫、修葺宫城职能,渐渐退化,逐渐成为安置贬官或退闲、优贤朝臣之地。河南知府兼留守,导致河南府行政管理具有双重职能的特点。西京留守司所属留司御史台、国子监,"粗有职事",多为安置退居二线重臣或与当轴有异见之朝官,具有实职与虚职两种职能。四、西京分司官,名为中央派出机构之官员,在宋代已蜕变为一种特定的通称官名。无定员。其职能为优容有功劳而疾病不能任事者,及有过犯的责授官,为闲职,乾领禄俸。宋代西京留守司与分司官,是宋代孳生冗官的一个病灶,但多少也发挥了化解朝廷激烈政治斗争缓冲器的作用。

“一带一路”背景下古都大同的文化价值

大同是集古都、佛都、艺都、融合之都于一身的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是北魏时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随着"一带一路"倡想的提出与实施,古都大同在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上焕发新的生机。

唐都长安与宋都汴京市场中的商人群体探析

通过分析唐都长安与宋都汴京市场中商人群体的构成,可以看出唐长安市场和北宋汴京市场除了有富商大贾、官商、中小商人、牙商等商人群体外,唐长安市场上还存在大批的胡商和外商,北宋汴京市场上则出现有纲卒、僧侣、道士等商人群体。这一时期商人群体的构成日益趋向复杂化、多元化。

北魏前期的两次迁邺事件及其影响试探

北魏道武帝和明元帝时期,曾经两次有迁都邺城之意。经过对北魏前期这两次迁邺事件的经过、意义和影响的探讨,发现这两次迁都邺城虽然均未实现,但其从客观上反映了河北地区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对鲜卑拓跋氏的吸引,促使了北魏统治者对河北地区政治形势的思考,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对河北地区建立了有效的统治以及加快了与河北大族的合作步伐,而这一切都有力地巩固了北魏的新生政权,并为北魏统一北方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