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与张君劢关系考述——以《雷震日记》为中心

雷震与张君劢的交往始于两人在国民参政会工作期间。1943年,雷震仗义执言促使蒋介石解除对张君劢的软禁,后雷、张二人结为莫逆之交。1946—1951年,雷震作为体制内自由派就“制宪”、“政府”改组、国共和战、第三势力运动等事,与作为体制外组党介入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张君劢频繁互动,希冀张氏拥护国民党当局。1952—1960年,处于在野地位的雷震在帮助青年党、民社党调解内部纠纷期间,逐渐萌生建立反对党、敦促台湾(地区)当局实行民主化改革之意,并从1956年起视胡适与张君劢为领导反对党的合适人选。相比胡适的消极,张君劢积极响应雷震的组党运动。雷震入狱后,在日记中提及张君劢,仍对其表达羡慕和崇敬,出狱后受其影响撰写《中华民国制宪史》。雷、张既有政治上的相互利用,也有同为被蒋介石与国民党当局迫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惺惺相惜。二人虽被视为从政失败者,然仍对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地区政治产生了一定影响。

张君劢宪政民主思想的成熟(1944—1969)

1940年代后期,张君劢主导了《中华民国宪法》的设计和制定,大致从这一时期开始至晚年,人权保障、人的问题逐渐成为其政治思考的基点,明确提出了人权为宪政、为民主政治之基本的看法。从张君劢关于人权、宪政的基本观念以及他对中国的宪政之路的思考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以"消极自由"和人权保护为基础的宪政民主观念,在其思想中已经臻于成熟和稳固。

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以张君劢为例

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本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哲学思潮:前者属于文化观范畴,后者属于政治哲学范畴。然而,以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却试图通过心本论、性善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关系等维度,建构一种糅合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以期复兴中华民族和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这不仅构成了现代新儒家学术思想的基本架构,亦是其鲜明的学术特色所在。

胡适、张君劢眼中的斯宾诺莎

作为西方近代哲学的重要人物,斯宾诺莎为中国现代哲学家和思想家带来不同程度的启发。胡适教授曾撰文对斯宾诺莎和庄子进行了比较研究,张君劢则发现了斯宾诺莎宪政思想的社会政治价值。本文从历史背景出发,以胡适和张君劢的文章为例,客观分析了斯宾诺莎思想在构建民主国家形态中的作用及其在中国传播的局限性。

张君劢“唯实的唯心主义”理论探源

1950年代,张君劢试图借鉴西方哲学理论,从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逻辑学三个角度建构新儒家哲学体系。他将该体系称为"唯实的唯心主义",并将"万物之有"与"致知之心"作为它的两个基本范畴。但是,"唯实的唯心主义"及其基本范畴所呈现出的是一种以西方哲学理论为标准、以儒家学说为材料的理论建构模式。这种模式不仅让儒家传统抽空了自身的历史内容,还需改写、简化甚至放弃自身的大量学说,它所参与的是一场不平等的理论建构。张君劢为避免中国文化陷入危机所进行的哲学努力,无疑把中国文化推向了另一场危机之中。

重返“黑格尔论战”——从“形而上学”的分歧到“伦理”与“道德”之争

1930年代,张君劢与张颐之间爆发了一场“黑格尔论战”。他们从对“形而上学”的不同态度发展到对“伦理”与“道德”之间的不同选择。这场争论不仅涉及到黑格尔哲学概念的翻译问题,还体现了对“中土之义”的思考和判断。张君劢对黑格尔哲学“形而上学”的忽视,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道德”解释,是用康德哲学解读黑格尔哲学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张君劢“心性之学”道德论的建构过程也被清晰地呈现出来。

从民族到文化的德国借镜——张君劢1930年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

1930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张君劢产生了“民族主义思想”。张君劢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以德国哲学作为借镜与参照系的。其中,费希特、黑格尔思想的影响是他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他先是从军事问题入手,提出要建立“民族主体性”,进而,他以费希特思想为主要借鉴,强调从文化的角度树立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又以黑格尔哲学为参照,主张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民族性”与“民族国家”的内在张力构成了张君劢民族主义思想的特点,即一种“文艺复兴式”的民族启蒙模式。

民族主义本位与自由精神:张君劢现代新儒学思想的基本特色

在现代新儒家群体中,张君劢以民族主义本位和自由精神,尤其是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为其思想体系的基本特色,这种基本特色亦体现在他的与儒学传统紧密关联的宪政思想之中。尽管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张君劢,为实行其思想而从事的政治实践以失败而告终,但作为学贯中西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所提出的具有这种基本特色的现代新儒学思想,自有其价值,很值得研究。

张君劢与国立自治学院始末(1924-1927)

1922年,旅欧归国的张君劢遵循着梁启超为研究系定下的文化教育路径,投身文教界。因缘际会下承担起办学的责任,从倡办国立自治学院本身到校舍完成,继而处理校务、规划教纲、聘请教员,张君劢皆亲力亲为。自治学院独特的科系设置及课程编排在当时教育界可谓独树一帜。然而,在央地推诿和苏省议教之争下,学校办学经费时常无法保障,甚至一度引发停办风波。因应时局,张君劢放弃自治学院独具的学科特色,将国立自治学院更名为国立政治大学,科系、课程与一般法政学校无异。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的到来意味着新的权势转移,被列为“反动学阀”的张君劢隐姓埋名,而烙上其个人印记的国立政治大学也无奈停办。

还儒归孔——张君劢和庞德的分歧与暗合

庞德在1953年遇到中国当代新儒学大师张君劢,二人之间就"还儒归孔"的问题产生过分歧与暗合,围绕儒家思想的正统与发展等问题展开了对话。张君劢对"灵"字等儒家思想概念的解释对庞德加深理解有一定帮助,他在会谈中提及的"亦尚一人"观点被庞德直接吸收融入《诗章》之中。庞德和张君劢对儒家思想的理解有巨大分歧:庞德恪守儒家经典,想要做的是"还儒归孔",需要的仅仅是最能代表中国(东方)文化智慧的某些最经典、并且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对西方文化范式产生冲击的哲学理念符号;而张君劢则依据宋明理学框架来发展孔孟之道,反对将儒学当做"博物馆藏品"来供奉,主张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发展儒家思想。张君劢的新儒家思想潜移默化影响了庞德,自《钻石机诗章》以后,庞德不再坚持将新儒家对孔孟之道的一切"扩容"排斥在外。

张君劢与“阳明学”的旅行

张君劢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晚年致力于儒家哲学的建构与弘扬，尤为推重阳明学。他对阳明学的研究在跨文化的视角中展开，重视其理论在旅行中的变形与影响。通过中日比较，张君劢一方面肯定了日本阳明学“长于事功”，批评了中国阳明学“陷于枯禅”，强调了阳明学在政治改革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希望中国阳明学能补日本“短于理论”的缺陷，发展出具有现代学术形态的哲学理论。然而，在他的具体阐释中，无论谈论日本还是涉及中国，西方理论始终是无所不在的参照系。在阳明学的理论创新中，张君劢用“理性主义”解读孟子的学说，用“唯心主义”改造禅宗的内涵，又将二者看作阳明学的两大理论来源，共同构成了“中国的直觉主义”哲学体系。张君劢的这种建构是用西方理论阐释和剪裁儒家传统的结果，是一种“自我的他者化”。由此，现代新儒学在“走向世界”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值得反思和警惕。

论张君劢西学背景的形成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张君劢一生都是"中西汇通"的努力践行者。其西学背景的最初形成,与其教育经历密切相关。他早年的学术训练,已与传统的儒家教育不同,从私塾到广方言馆再到震旦学院,是不自觉地向西方转向;他留学日本,借镜东瀛窥视西洋,为日后的访学德国做好了准备;他数次旅德,德国哲学渐成为其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参照系。在这个过程中,他先后受到自然科学、自由主义思想、生命哲学和康德哲学的影响,这些理论构成了其现代新儒家思想的重要思想资源,汇入并推进了现代中国的思想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