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儒家哲学”看“新文科建设”与“西学”资源问题

“新文科”与“儒家哲学”两者的汇聚点,就是“新儒家哲学”。存在着三种不同含义的“新儒家哲学”,即宋明新儒家哲学、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哲学和21世纪的当代新儒家哲学。它们都进行了传统哲学的转化和发展,即都进行了某种意义的“新文科建设”。就其学术资源来看,其共性是:它们都汲取了某种“西学”资源。具体来说,宋明新儒家汲取了“西天取经”意义上的“西学”资源,即佛学;而现当代新儒家汲取了“西学东渐”意义上的“西学”资源,即西方哲学。因此,在思想学术资源这个问题上,“新文科建设”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应当是:在保持文化主体性、“中国性”的前提下,积极地吸纳“西学”的资源。

儒家哲学发展的方向——评《唐君毅先生年谱长编》

《唐君毅先生年谱长编》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一部唐君毅年谱。《长编》凸显了"‘学术年谱’的特性",注意到了唐君毅哲学对儒家哲学现代发展的三点根本意义:一是"现代转型"的主题,二是"释本开新"的路径,三是"以中化西"的立场。这应当是当代儒家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但在如何实现这三点意义的问题上,唐先生的某些观点是可以商榷的。《长编》对唐先生的哲学成就讲得很充分,但缺乏应有的反思批评。

“中体西用”之外的“参酌中用”:张之洞办学实务的前后沿承与嬗替

作为晚清中国主流的文化观,“中体西用”论对“新政”改革影响深远,尤其在“学务”方面,经张之洞的提倡而成为“新教育”体系的首要办学原则。唯这一学理层面的思想言说,固然是张之洞“参酌中、东、西”的办学实务之主体,但不必是全部。以“实践中的主义”为视角,将张之洞戊戌变法以降的办学努力回置到他整个一生的办学履迹中,通过追溯“新教育”的“品行”课源流,梳理中小学堂经学教法方案的嬗替,关注张氏在“中体”、“西用”光环下低调而务实地“参酌中用”并探寻中西“通性”的办学努力,从细节入手,落实到具体人和事,应能增进对“中体西用”言说以及晚清“新教育”建制(尤其是西式学堂办法与“旧式书院”的实际关联)的全面理解,或也有助于我们稍更深入地认知张之洞这位晚清重臣办学理念的前后沿承与嬗替。

今日儒家学说的文教力量

儒家学说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主流,也代表华人的传统,因此,当社会出了问题,便归咎于儒家思想。百年来,前有"五四",后有"文革",儒学一时成为攻击摧毁的对象。魏晋以后,儒学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其实有限,因此不应负起社会封建腐败的全责。讲者认为,由孔、孟、荀集大成的儒家思想,经过历代官僚将之政治化、塾师将之教条化、学者将之支离化,再加上现代中外学者将之西方化,使本来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经验与智慧不断被消磨损耗,沦为难以理解的碎文剩义。讲者首先列举论证,肯定正统儒家学说的现代意义,继而提出复兴儒学的具体方案,并倡议华人社会的有识之士,负起继往圣兴绝学的使命:把优秀的中华文化重新定位,而为世人认识,为社会发展新生命;并使此一贯彻人本精神的伟大思想,足与西方哲学与宗教分庭抗礼,推动新时代人类文明的进步.本文为作者2002年在新加坡由《联合早报》和国立大学艺术中心与中文系联办的"吴德耀文化讲座"所作的讲演。教育家昊德耀教授(1915-1994)生前服膺中华文化,阐扬儒学于海隅南疆,不遗余力,居功至伟,本讲即为纪念昊教授而作。

首尾一贯的孔经哲学体系建构——廖平新经学分期新说论析

廖平经学分期历来以"六变"说为准,这与后人所持之廖平早期经学有较高价值而中晚期经学思想古怪不足道这一刻板印象有关。若以廖平一生学术思想发展脉络为背景重新看待其中晚年经学思想可发现:廖平经学是首尾一贯的孔经哲学体系。新经学分期新说基于廖平经学研究态度、首尾一贯的尊孔尊经宗旨和三期层层推进的逻辑联系三方面理据论析分期新说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还廖平新经学本来面目,以便同情了解和平情评估其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晚清今文学与诸子学复兴之共因探析

推动晚清今文学和诸子学复兴的因素很复杂,也有相同之处。从学理上看,是乾嘉考据学继续发展和开拓的结果;从社会形势看,有经世致用思潮的推动;从文化环境看,受到了西方文化冲击和中西文化交融的影响。寻绎晚清今文学和诸子学复兴的共同因素,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晚清学术发展形势和演进规律。

民族主义本位与自由精神:张君劢现代新儒学思想的基本特色

在现代新儒家群体中,张君劢以民族主义本位和自由精神,尤其是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为其思想体系的基本特色,这种基本特色亦体现在他的与儒学传统紧密关联的宪政思想之中。尽管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张君劢,为实行其思想而从事的政治实践以失败而告终,但作为学贯中西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所提出的具有这种基本特色的现代新儒学思想,自有其价值,很值得研究。

论张君劢西学背景的形成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张君劢一生都是"中西汇通"的努力践行者。其西学背景的最初形成,与其教育经历密切相关。他早年的学术训练,已与传统的儒家教育不同,从私塾到广方言馆再到震旦学院,是不自觉地向西方转向;他留学日本,借镜东瀛窥视西洋,为日后的访学德国做好了准备;他数次旅德,德国哲学渐成为其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参照系。在这个过程中,他先后受到自然科学、自由主义思想、生命哲学和康德哲学的影响,这些理论构成了其现代新儒家思想的重要思想资源,汇入并推进了现代中国的思想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