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体系定位

独立的制度空间是发挥独立价值的基础,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其与刑事罚金、行政罚款的关系,讨论在刑事罚金和行政罚款之下还有无独立的制度空间。在功能上,三者具有同质性,均旨在惩罚遏制违法行为;在适用的案件范围上,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与食品犯罪趋同,并被行政处罚所包含;在金钱罚手段上,针对食品违法行为,《刑法》与《食品安全法》规定了足够的金钱罚手段,客观上无需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予以补足。因此,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并无大范围适用的必要。但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相对于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具有自身的制度优势,其适用范围应据此确定,以形成相互区分又有机衔接的规制体系。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等”外探索

概述了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立法现状及受案范围狭窄、法律规定不明确的问题;分析了受案范围立法和其扩张的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总结实践探索的经验;阐释受案范围扩张的必要性。指明受案范围扩张要抓住公共利益的“公共”本质、以未成年人利益受侵害为底线、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工作优势。采用“列举+概括”的方式,列举了重点领域解决受案范围的实践难题。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之厘清

依据既有规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原理和环境公共利益的特殊性,可推导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需满足的四条标准:履职行为成熟、违法且损害环境公共利益、法院具备司法审查的能力、符合经济性。以上四条标准可将实务中出现的上级未督促下级、提供环境公共服务、尚在履职中的行为、单纯不回复或不采纳检察建议等四类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行政行为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不应该纳入受案范围的有应发许可而不发、给相对人施加的负担高于法定额度、施加财产给付类行为和申诫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的履职行为;应该纳入受案范围的有违法颁发许可、施加资格罚、行为罚和责令改正。

法院拒绝司法救济的实体范围与程序规制

《民事诉讼法》中的“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条款,被认为是法院主管制度的立法表达。主管制度发挥在不同机关和组织之间分配民事法律纠纷裁决权的作用。立法仅规定不属于法院主管范围的法律纠纷属于诉不合法,但缺乏配套制度明确法院主管的具体范围以及主管争议的处理机制。诉的利益机制也发挥规制法院审判权作用范围的功能,但实践中法官倾向于对法院受案范围进行限缩解释,将主管判断前置于诉的利益判断,以政策性的主管规则替代规则性的诉的利益机制。法院拒绝司法救济裁判应该是“诉的利益”与“法院主管”的二阶判断结构。在经过诉的利益判断之后,法院对于其无权主管的法律纠纷应释明当事人可以寻求救济的法律渠道;对于行政机关排他性主管的民事纠纷,法院在征得原告同意的基础上,可以参照移送管辖的规则进行移交。在制度机制层面,可通过类案约束、提级管辖、主管争议特别程序保障等机制,通过个案积累逐步统一我国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逻辑与优化进路

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所指涉的公共利益呈现出鲜明的社会性、公共性特质,此特质对监督行政机关提出了现实要求,与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功能共同塑造了此类公益诉讼的制度机理。因此,应强化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监督行政机关履职的制度功能,以此破解无障碍环境建设因主体交错而存在的责任判别困境,亦需要通过类型化拓展受案范围的方式,分类别明确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领域的重点工作,以保障日益多元的无障碍权益。此外,应考虑赋予残疾人联合会等主体以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并允许公民通过无障碍私益诉讼维护公共利益,以此回应“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立法吁求。

论版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以法解释学和法律逻辑学为研究视角

版权的公共利益属性为版权公益诉讼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依据,然而版权公益诉讼的制度构造不甚明晰,尤其是版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缺乏合理的界定标准。依据法解释学分析,版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取决于版权领域“公共利益”的界定。从法律逻辑学的视角,分析版权“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即可界定版权“公共利益”,从而提出版权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界定标准。本文提出采用“概括+列举”的方式界定版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概括式”是版权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实质判断标准,即版权“公共利益”的认定,“列举式”则提出了损害版权领域“公共利益”的一些表现形式。这种界定标准既提供了原则性指引,保留了一定的解释空间,又列举了部分具体案件类型,有助于明确受案范围边界、提高裁判效率。

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的实践与反思

公益诉讼,顾名思义就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从理论上而言,所有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都可以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但囿于诉讼功能的局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必须对进入公益诉讼的公共利益进行取舍。现有立法所明确列举的四大领域,就是取舍之后的部分公共利益。为此,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的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公共利益,谁有权来选择公共利益。从实践来看,一方面地方人大通过出台专项决定的方式对本省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进行拓展;另一方面以最高检出台的指导案例和典型案例为指引进行“等外”拓展。然而,从规范层面分析,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一项新增诉讼制度,应当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即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拓展仅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制定单行法或修改单行法的方式实现拓展;二是由有权主体对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中“等”字进行解释。地方人大出台的决定只能在有权主体作出的解释范围内进行具体规定,而不能突破解释的范围。

我国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具体适用研究

我国新修订的《体育法》,增加专章对体育仲裁进行规制,其中第九十二条通过“列举+排除”的方法,对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进行确定。但是,相较于国际体育仲裁院(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CAS)以及其他国家的仲裁范围,我国《体育法》所规定的体育仲裁受理范围较狭窄,且与普通仲裁、劳动仲裁的受理范围进行了刚性划分,不符合体育活动的特殊性。因此,涉及体育的纠纷,我国体育仲裁机构均可受理,且要与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受案范围相衔接,从而避免国内体育纠纷被国际体育仲裁机构管辖的情形。

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保护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行政公益诉讼经过试点后,在行政诉讼法中确立了四个受案范围。这并不意味着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仅限于此。原因在于“等”字的兜底从规范角度为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张提供合法性,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决定了其监督范围也不会拘于一隅,且“公益”的内涵也处在一个动态变化中。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从申请主体和功能定位来看,具有很强的公益性,且在实践中已有相关案件与社会公共利益产生密切联系。因此有必要将证明商标保护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先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的方式加以认可,后续再通过出台司法解释等方式进一步确认。对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保护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其受理标准仍需与当前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保持一致。

竞技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与完善——以体育仲裁制度为切入点

竞技体育运动在当前繁荣发展的同时,与之相关的竞技体育纠纷也随之出现。鉴于竞技体育纠纷的专业性和特殊性,现有争端解决机制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应对不足。为此,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专章设立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为丰富竞技体育纠纷解决手段、完善体育纠纷解决制度提供了新元素,也开辟了仲裁解决体育纠纷的新路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对体育仲裁案件受理范围等事项多为原则性规定,实践中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其中,关于竞技体育纠纷界线划分不明确和争议解决机构受案范围不明确的问题较为集中,原因在于前述事项不仅涉及当事人对具体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还事关具体纠纷解决机构的职能定位以及不同机构间的程序衔接。对此,本文以体育仲裁为研究背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条文规定对竞技体育受案范围进行教义学解释和实证分析,从学理上为体育仲裁与其他体育争议解决方式的区分提出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标准,妥善处理不同机制之间的衔接问题,构建符合我国实践要求的体育仲裁体系和司法审查体系。

推广“畜+沼+田”生态循环模式 打造绿色能源化农业

本文梳理了当前庄浪县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畜+沼+田”生态循环模式、粪污处理流程、适用范围、效益分析、典型案例的介绍,推广庄浪县畜禽粪污通过制取沼气进行能源化利用,沼渣、沼液通过无害化和资源化还田利用的经验,不仅解决了“环保”问题,也改善土壤肥力,减少化肥使用量,进一步推进了畜牧产业发展,增加了养殖场户的收益,取得了“环保”和“发展”双赢的良好局面。

劳动争议处理受案范围的规范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扩大了劳动争议处理受案范围,地方立法例细化了劳动争议处理受案范围,但中国劳动争议处理受案范围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宜从三个方面展开改革:引入利益之争的调整事项、扩大权利事项的调整领域、厘清行政与仲裁、诉讼的界限。

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研究

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是指体育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的范围。与普通仲裁相比,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有其特殊性。我国正在制定体育仲裁条例,而确定其受案范围则是仲裁条例中的首要问题。笔者从介绍国外及国际体育仲裁中关于仲裁范围的规定入手,提出我国体育仲裁的范围应当满足3个条件,即争议必须是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的争议、该争议必须具有可仲裁性及必须有仲裁协议或属于强制仲裁的范围。根据以上条件,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包括注册、流动、转会等身份争议、参赛资格争议、纪律处罚争议及合同争议,而裁判员的临场裁判争议及体育行政争议则应排除在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之外。

论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构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完善我国环境保护制度的重要步骤。行政公益诉讼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诉讼,它不要求起诉者与被诉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为了保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有效运转,特定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比公民个人更应该成为起诉主体。虽然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拓宽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范围,但为了保证原告起诉能被法院受理,国家有必要通过立法确认公民享有环境权。根据环境问题跨区域发生的特点,应当建立起多层级的案件管辖制度。要建立完善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需要对《行政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进行进一步的修改。

水电站蜗壳结构局部垫层平面设置范围探讨

为分析水电站蜗壳结构中局部垫层的平面设置范围,采用ABAQUS软件对一水电站蜗壳结构进行了3维非线性有限元计算。研究结果表明:蜗壳结构中局部垫层平面范围分别自蜗壳直管段进口铺至下游45°、90°和135°断面时,垫层铺设范围越大,改善蜗壳外围混凝土结构受力状况的效果越显著,但垫层铺至45°断面时完全能有效限制混凝土裂缝宽度的开展和减小机墩不均匀上抬位移。此外,垫层平面范围铺至45°断面时,座环所承受剪力相比完全直埋方案增幅最小,有利于结构稳定。鉴于以上分析,且从简化施工程序角度考虑,水电站蜗壳结构中局部垫层平面范围铺至45°断面是值得推荐的。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引入负面清单模式的思考

负面清单模式体现了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治理念,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充分保护。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归根到底是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体现了公民行政诉权的性质,理应以符合权利属性的方式来表述。当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虽不断扩大可诉范围,但其设计模式存在问题,难以实现对公民权利充分保护的目的,必须引入负面清单模式进行重新设计。先以肯定的方式对受案范围作概括性规定,然后将不予受案的各类事项以排除方式明确列举,而未予排除的其他所有符合概括性规定的行政案件,均在应受理范围之内。

调解前置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研究——基于B市基层法院改革试点的调查分析

根据调解前置程序的功能定位,调解前置程序适用的案件可分为分流型纠纷和促进型纠纷两类。通过对B市4家基层法院调解前置程序改革试点中不同类型案件适用调解前置程序成熟度的分析,界定分流型纠纷中适宜的案件范围。以案件当事人的特殊关系为基础依据,从妥善化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角度分析促进型纠纷适用调解前置程序的适宜性。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重新解读——以法律适用为视角看《行政诉讼法》相关制度的修改

《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受案范围包括了具体行政行为和其他行政案件,因而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等同于具体行政行为是对法律规定的错误解读。《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包含了非具体行政行为,是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中其他行政案件的具体补充和体现。无论从行政诉讼设立本意层面还是实证层面来讲,应当以行政案件而非行政行为确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标准。行政赔偿案件本身也应属于受案范围并直接适用行政诉讼程序,故不存在行政诉讼以外的所谓行政赔偿诉讼。

论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限制适用

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限制适用对于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动态平衡,促进刑罚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最大限度地避免刑事和解产生消极影响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限制适用应遵守一定的原则,具体包括被动介入原则、价值平衡原则、综合评价原则。司法实践中,应以犯罪侵犯的法益或者犯罪客体为标准来把握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具体范围,只有单纯侵害个人法益或者所侵害的法益均属于个人法益的死刑案件,原则上才可以适用刑事和解。

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路向、修改要点和修改方案——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中国人民大学专家建议稿

我国《行政诉讼法》日渐显露出诸多结构性缺陷和深层次矛盾,这些缺陷仅靠司法解释已经无法彻底解决,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成为紧迫课题。已正式提交我国权威法制机关的中国人民大学版专家建议稿认为,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和基本框架仍然可行,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行政法治发展的要求,亟须加以修改补充。为此,中国人民大学版专家建议稿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修改建议,其主要创新亮点是:(1)调整重述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2)增加了司法最终裁决原则;(3)用"行政争议"替代"具体行政行为"作为界定受案范围和起诉权的基本标准以扩大保护范围;(4)提出了改革现有行政审判体制的改革方案;(5)系统构建了指定异地管辖制度;(6)将电子数据证据作为新的证据类型;(7)确立了诉讼停止执行被诉行政行为的原则;(8)增设调解制度和简易程序;(9)系统构建了公益行政诉讼制度;(10)将司法建议制度正式化并强化其功用;(11)建立赔偿(补偿)专项准备金制度和法院支付令制度;(12)增加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