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电子监控证据的开示既触及社会公共利益,又涉及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探究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基本权利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规范分析和比较研究,揭示出电子监控证据的生成机制具有封闭性,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可能会以“公共利益豁免”为由拒绝开示电子监控证据;同时,因遵循最后使用原则,电子监控证据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具有决定性作用,拒绝开示必然会影响公民的基本权利。从“目的”或“动机”看,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名,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并非不可,但在同等实效下,应当选择不限制基本权利或者限制程度更小的其他手段。直接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由,拒绝开示电子监控证据违背了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因此,有必要探索适当的电子监控证据开示方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电子监控证据开示的是纳入监控卷宗,准备作为指控依据的卷宗材料和关联电子数据,开示的方式均为查阅、摘抄和复制。此种制度安排的缺陷在于:一方面,对于纳入监控卷宗的电子监控证据,刑事诉讼法没有区分卷宗材料和电子数据,缺乏精细化规定,进而导致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局限于开示与不开示的二元模式;另一方面,对控诉机关不准备作为证据使用,没有纳入案卷的材料,辩方难以获得查阅、摘抄和复制的机会,因而对其无从知悉,即便知悉后申请司法机关调取,也难以获得支持。事实上,监控卷宗和电子数据承载的内容不同,监控卷宗和电子数据的开示方式应当有所区别。而电子监控获取的海量电子数据可能包含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决定性意义的材料,故未入卷材料具有开示的必要。有鉴于此,需按照入卷证据和未入卷证据的二元框架,建构差异化的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入卷证据的开示,可以要求辩方签署保密协议,准许其查阅、摘抄、复制监控卷宗,以及查阅、摘抄监控电子数据。然而,基于保护技术侦查方法的目的,对辩方复制监控电子数据的申请可不予准许。对于未入卷材料的开示,控方应当向辩方提供数据清单和数据选择的标准,同时辩方享有提出异议、申请调取关联数据的权利。

我国刑事立案程序的反思与重构

立案是我国刑事程序的开端。本文通过对现行立案程序中存在问题的归纳与总结,从刑事立案程序功能入手,指出了我国刑事立案程序设计上的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方案。

论起诉条件的有限实质审查

我国《民事诉讼法》将诉讼要件规定在起诉条件中,导致起诉条件标准过高。2015年最高法院推行登记立案制以来,实务中对于当事人的起诉已多采形式审查的做法,从而在实践层面降低了立案难度。近年来,滥用诉权和虚假诉讼现象有所增加,对当事人起诉进行有限实质审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一现象。也即在因案件疑难复杂,通过形式审查难以判断其是否符合起诉条件、是否存在滥用诉权和虚假诉讼的情形下,可以在形式审查之外,进行有限的实质审查。在采有限实质审查的做法时,应进一步完善立案审查的程序机制,例如建立相应的听证程序,同时完善相应的纠错机制和救济机制的程序构造,以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

民事强制执行案件不宜实行立案登记制度

由于强制执行案件不同于普通的民事案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不宜实行立案登记制度。立案登记制度的适用不宜延长至强制执行阶段;强制执行的案件特点限制立案登记制度的适用;强制执行案件不存在适用立案登记制度的必要性;强制执行案件的规范要求不宜适用立案登记制度;强制执行人员整体现状与改革走向不宜适用立案登记制度;执行依据不明确的现状限制立案登记制度的适用。

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度之实效及其完善

从"立案审查"到"立案登记"的转变,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诉权,解决"立案难"顽疾,体现"司法为民"理念而推出的一项改革措施。与民事诉讼相比,因被告主体的特殊性,"立案难"在行政诉讼中的表现更为严重。在审视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度实施效果的基础上,结合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建议从明确起诉条件审查标准、完善监督救济机制、增设实体判决要件制度等方面对该制度予以完善。

关于北京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与立案审查的思考

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和立案审查规则的合理设定,一方面有利于互联网法院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提升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另一方面有利于界分互联网法院与普通法院的案件管辖职责,减少案件管辖的争议。同时,管辖范围和立案审查规则的明确和统一,也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本文结合互联网法院成立以来的生动案例,对互联网法院立案审查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和评估,在此基础上,对互联网法院管辖的重要案件类型的审查要点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以求对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标准的明晰和完善有所助益。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与阅卷制度比较研究——兼谈我国阅卷制度的构建

在两大法系国家,虽然存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的差异,但都设立相应的制度来保障控辩双方的证据知情权。在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中采用证据开示制度来实现控辩双方的证据知悉权,而在职权主义诉讼中则存在广泛的阅卷制度。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强化了控辩双方庭审过程中的对抗性,然而在我国未完全建立起当事人主义的情况下,不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而是应借鉴当事人主义证据开示制度的合理成分,建立并完善阅卷制度来保障控辩双方的证据知悉权。

证据开示制度与阅卷权制度研究

无论是证据开示制度还是阅卷制度,都是一种庭前证据信息交换制度,二者在制度理念和功能上具有相似性,在存在条件及目的上又不尽相同,这主要是受本国刑事诉讼构造的影响。鉴于此,我国应立足于本国司法实践,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以实现保护被追诉人利益与犯罪控制、提高诉讼效率的统一。

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案例评查结果调查分析报告

目的通过研究近两年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案例评查结果,分析案例的特点和存在问题,提出改进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措施。方法从2016、2017年开展的全国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案例评查结果中,抽取135份案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抽样案例在主体、证据、程序、法律适用和文书质量五个方面存在不少共性问题。结论加强案例评查结果的指导作用,提升执法人员办案能力。

审查逮捕程序中的阅卷权:比较与借鉴

我国被追诉人在侦查期间的审查逮捕程序中不享有阅卷权,这种羁押阅卷权的缺失,压缩了辩护权的发挥空间,掣肘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的改造,造成认罪认罚中控辩失衡。为了维护被追诉人在审查逮捕中的程序主体地位,完善审查逮捕程序的正当性以及保证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在借鉴域外羁押阅卷制度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扩张我国现行的阅卷制度,赋予被追诉人有限的羁押阅卷权。辩护人(包括值班律师)以及无辩护人的被追诉人在审查逮捕程序中行使阅卷权、阅卷范围仅限于与逮捕相关的事由及证据、基于特殊利益的需求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该阅卷权的行使、构建现场阅卷和电子化阅卷的方式。赋予被追诉人有限的羁押阅卷权将有利于在审查逮捕程序中贯彻控辩平等、有效辩护的基本诉讼理念,保障被追诉人的人身自由权,使其不受控方的非法羁押。

纠结的“查阅”同步录音录像:新《刑诉法解释》第54条述评

最高人民法院新《刑诉法解释》第54条写明了律师"查阅"讯问录音录像的权利,但就文义解释而言,该规定一方面未能化解长期以来饱受争议的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问题,另一方面刻意回避了阅卷权下的"复制"权能;由于加设了限制条件,也可能造成在普通刑事侦查案件及监察委负责调查的案件中讯问录音录像的查阅困难。鉴于同步录音录像于当下兼及证明过程合法性以及证据真实性的重要证据地位,应扩大适用范围,保证作为证据的录音录像随案移送,开放多种方式的律师调阅途径,为转变侦查方式、规范办案行为、排除非法证据提供更多可能的空间。

出土秦简所见“狱计”及相关问题研究

秦代“狱计”的内容较为广泛,包括论决狱案和案情清楚的已决狱案之间的比率大小、已论决狱案中罪犯统计数字和郡向廷尉上谳狱案中涉案人员统计数字的比率大小,以及郡县上报囚犯因严刑拷打等非正常死亡的数字等。“狱计”文书是在狱吏处理的狱簿基础上汇总制作而成。上计时县廷所呈送的“狱校”,性质可视为“计偕”类簿籍,主要起核校“狱计”文书的作用。除了实行“狱计”考核外,秦代还建立起了从中央御史、廷史,到郡级监御史、执法、卒史,再到县廷之覆狱狱史、狱佐的覆狱机制,以应对狱吏在治狱时可能出现的“不直”或“纵囚”等问题。秦代为保证治狱活动在基层的有效运行,已初步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司法监督体系。

论监察程序调查机制——以《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为切入的分析

监察程序的法理基础和制度设计不同于刑事诉讼程序。我国刑事诉讼继受苏联法学理论,形成了“重心前置”的刑事责任——审查模式。域外主要国家均已在形式或者实质上放弃立案的关口功能,而形成了“重心后置”的犯罪线索——发动模式。监察程序在内部控权模式下形成了立案——调查机制,通过严格的层次性结构与预职能分设制约形成了程序控权。立案——调查机制是一种不同于既有制度的权力控制与运行机制,在控制权力的同时保证了程序的运行。

回归法律规范:刑事值班律师制度适用问题再反思

目前我国刑事值班律师制度规范背后折射出有权机关抑制辩方权利的倾向。根据法律规范意旨,只要被追诉人没有辩护人,国家就应“强制指派”值班律师介入案件。将“约见”解读为国家指派值班律师需以被追诉人申请为前提,这混淆了律师会见与介入案件的关系,且将国家责任转嫁给个人,弱化了对被追诉人获得最低限度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相关规范性文件将值班律师阅卷权能限定为“查阅”,但基于法律援助法第37条的文义、控辩平等之程序公正底线要求等因素,值班律师阅卷权能还应包括“摘抄”“复制”。《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值班律师有量刑异议时,只要其认可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就应在具结书上签字。这是对值班律师功能“见证化”的公开宣示,与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意旨以及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量刑协商的改革要求相矛盾。值班律师应被赋予拒绝签字的权利。“实质性参与”应是目前完善值班律师制度的基本方向。

国外律师阅卷制度模式及其借鉴意义

律师阅卷难是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对国外律师阅卷的两种制度模式———职权制模式和对抗制模式的考察,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律师阅卷难问题的认识。

论刑事立案司法审查程序的构建

刑事立案司法审查程序是一项由法官对涉及较严重犯罪并存在异议的案件进行公开审查并最终决定是否应该立案的诉讼制度,其目的是通过正当的程序机制防止受案机关滥用立案决定权,实现公正立案,提升司法公信力。刑事立案司法审查程序应当遵循司法审查主体中立原则、两造平等对抗原则、参与原则和公开原则。与正式的审判程序不同,刑事立案司法审查适用于听证式审查程序,其运作程序包含启动、审查和作出决定。我国应通过构建刑事立案司法审查程序确保刑事立案的公正性。

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研究

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侦查监督工作需要深入进行策略研究。要通过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强化对不该立案而立案的监督和对立案后的跟踪监督,强化立案监督工作;通过树立人权保障意识,正确认识和适用逮捕措施,逐步减少逮捕的适用,强化审查逮捕工作;通过综合运用法定的监督手段、严格审批侦查羁押期限的延长、严格排除非法证据等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

备案审查的人权保障功能及其实现路径——潘洪斌案的再思考

潘洪斌案向学界提出了人大备案审查后如何与法院诉讼相衔接的问题。该问题的解决应着眼于我国备案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是否涉及公民在个案中的具体权利救济。从我国的实际情况、世界各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发展趋势以及全国人大和学界的态度来看,人权保障理应成为备案审查的功能之一。根据我国《立法法》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相关规定,我国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应该建构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审查要求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提出审查建议的双重互补机制。同时,根据法的溯及力理论,法院诉讼终结后当事人提起的备案审查应对当事人本人具有溯及力,法律应该规定此种情况下启动再审程序以救济当事人权利的制度。

我国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的实质意涵与应然面向

新《行政诉讼法》第51条规定了立案登记制。与域外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相比,我国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并不限于起诉状之形式审查,而是将本该后置的诉讼要件乃至本案要件植入起诉要件的审查之中,由此导致立案难度上浮与"立审分离"弱化。行政诉讼立案率在短期内的大幅上升,夹杂了部分法院对我国立案登记制之实质意涵的误读;待政策鼓呼退却后,"立案难"问题极可能重新涌现。因此,有必要改良行政诉讼过程的阶段构造,抽离现行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中属于诉讼要件、本案要件的内容,并将二者置于立案后审查,这有助于还立案登记制以应然面向:法院在立案阶段仅审查起诉状中是否包含必要记载事项,且审查方式限于形式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