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与清官:说唱词话中的包公

源自宋人包拯的包公这一文学角色,在1250至1450年间曾出现于各体通俗文学作品中。二十世纪以来,有关包公的话本、杂剧和戏文广为人知,屡经探讨。而关于包公的词话直到1967年始在嘉定附近发现,这些词话影印出版之初曾引起过相当的轰动,很多出版物应运而生,但初始的热情消退后,新发现的词话对之后包公故事发展演变的论述影响甚微。词话未受到充分关注虽部分缘于其数量较少,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学界将它们作为较话本、杂剧晚出而缺乏独创性的作品。但有证据显示,现存的话本和杂剧作品常常是晚出的改定本,而词话则相对较早且无明显改订痕迹,我们至少应该将词话视作话本、杂剧同期之作,而非晚于它们。在不少情况下,词话很可能系杂剧之源,而非相反。与通过明代宦官机构钟鼓司传留下来的不温不火的杂剧文本相比,相当一部分词话大胆批判了一个权势和罪恶相伴的世界,它们非常关心包公审判的权力和自主性等问题,而没有一味地赞颂皇帝的统治效力。

案件理论:意见裁判主义的叙事进路——从《证据分析》一书切入

案件理论是由律师运用的一种包含着赢得法官或陪审团确信、让对方当事人及其律师接受、令自己的委托人满意的三重预期而在庭审中使胜诉机会最大化的案件准备理论。循着从外延属性反观内在本质和从概念区分到意见统合的分析路径,可以揭示出案件理论具有逻辑预设的似真性、主题发展的暂时性、叙事解释的可期待性、要素粘合的凝聚性以及情境定格的最佳性等内涵特点。案件理论下的案情叙述、程序推进、主体互动、证据取舍以及证明责任分配都是以意见作为贯穿其中的内核,因此,分析案件理论有助于加深理解"意见裁判主义"的概念。

孙楷第《包公案与包公案故事》补论——以郑州大学藏包公宝卷为中心

孙楷第《包公案与包公案故事》一文对包公案与包公故事的发展演变进行了严谨考证,但未涉及宝卷。郑州大学图书馆藏包公宝卷共22种版本,其中1种刻本,21种抄本。这些版本均为清末至民国本。从故事内容来看,这批藏本分为4个系统:《天仙宝卷》系统5种、《卖花宝卷》系统6种、《蝴蝶宝卷》系统6种、其他包公宝卷5种。这些宝卷对于研究包公故事的流传以及与包公戏、包公案小说、民间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元代包公戏在《百家公案》《包公案》中的重写与改编

明代的《百家公案》《包公案》是两部关于包公故事的集大成式的作品,它们在继承元代包公戏基本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对包公故事进行了重写与改编。文章以四篇剧目为例,论述了包公小说对包公戏的重写与改编,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文本故事产生的原因及影响,进一步深化了包公维护公理和正义的清官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