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及其结构视角下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研究

人力资本作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企业的行为会产生显著影响。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人力资本及高级人力资本结构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入及高级人力资本结构会显著减少企业现金股利分配。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中发现,在人力资本较为密集的企业中,现金股利分配更少或企业更不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融资约束和《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修订皆强化了人力资本及高级人力资本结构与现金股利分配间的负向关系。本文将劳动经济学理论同公司金融相结合,从人力资本的“正面”视角发现了中国企业“低股利”现象之谜。

产融合作试点政策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了吗?

作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设立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不仅强化了金融对企业的支撑作用,也为微观企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本文以2012—2023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设立产融合作试点城市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产融合作试点政策对微观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产融合作试点政策通过“威慑增强”“资源提升”和“风险弱化”三个路径有效提高了企业股利发放水平,增强了企业的股利平稳性。异质性检验发现,上述提升效果在非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在产融合作试点政策的牵引下,股利发放和股利平稳性提升的企业,其未来一期和二期的投资效率也显著提高。

市场化进程与现金股利政策：治理效应抑或缓解融资约束？

市场化进程在整体推进的同时,各地区之间发展程度却不平衡,从而使公司所处的治理环境或面临的融资约束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体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05～2011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在实证检验中国上市公司所在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异对现金股利政策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市场化进程影响现金股利政策的具体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司现金股利的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均越高;市场化进程对现金股利的影响主要源于市场化进程的缓解融资约束效应.

强制性现金分红政策的合理性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应用光滑转换非线性面板模型,对上市公司强制分红的合理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委托代理成本与融资约束都是影响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重要因素,委托代理成本的上升会导致公司现金持有的显著增加,因此通过强制性分红缓解公司经营者持有过多现金的代理成本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显著受公司融资约束程度的影响,受融资约束越严重的公司倾向持有更多现金,因此目前一刀切式的强制性现金分红是不合理的,应考虑到公司所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进行区别对待。

金融发展与现金股利政策分析——基于融资约束与自由现金流的检验

现金股利是投资者获取回报的重要方式,确保投资者获得合理回报既是上市公司履行股东受托责任的重要体现,也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公司财务特征分析企业融资约束及自由现金流与现金股利政策间的关系,探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公司财务特征变量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作用是否会发生变化,发现企业融资约束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呈负相关性,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缓解公司融资约束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负相关性;自由现金流越充足的公司越愿意实施积极的现金股利政策,但伴随外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公司自由现金流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这种关系会得到显著弱化。以上研究结果对正确认识金融发展如何对企业微观经济变量产生作用,进而影响公司财务决策具有一定帮助;同时,对现阶段如何通过市场手段克服半强制分红政策对融资约束企业造成的"监管悖论"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与现金股利政策信息含量

利用中国证券市场现金股利公告数据,考察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双重制约下现金股利政策的市场反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融资约束样本和低代理成本样本的现金股利公告,非融资约束样本和高代理成本样本的现金股利公告对市场的负向冲击更弱;在融资约束与代理成本的相互组合不同样本中,现金股利政策公告在同时存在高代理成本和非融资约束时对市场的冲击最小,对市场冲击最为强烈的为同时存在低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时进行现金股利的发放。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现金股利决策

本文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现金股利决策的影响,并探讨这种影响在融资约束程度和过度投资水平不同的公司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我们以2008~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公司减少现金股利发放,并且这种效应在融资约束严重、过度投资水平高的公司中更为强烈。本项研究发现管理者为了降低融资成本或扩大过度投资而减少现金股利发放,并在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分析框架下考察了公司股利决策与内部融资和投资决策之间的内在关联。

高管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相关性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

以股改后2007～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融资约束对高管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支付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过度自信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但这种负向关系只有在非国有上市公司较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高管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支付关系在不同股权性质下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外源融资约束的影响,较强的外源融资约束加剧了高管过度自信对现金股利支付的降低效应,而外源融资环境的改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管过度自信对现金股利支付的降低效应.

产业政策、半强制分红与企业现金股利——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证发现

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是近年来公司金融研究的热点。以199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特有的半强制分红政策,可考察产业政策扶持对企业现金股利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企业现金股利的影响在半强制分红政策实施之前表现出负向抑制作用,而在半强制分红政策实施之后则为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成长性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研究表明:产业政策会通过促使企业扩大投资净支出和加剧融资约束抑制现金股利的派发,体现为投资抑制效应;而在半强制分红政策实施之后,受产业政策扶持的企业发放更多的现金股利是为了迎合再融资管制的要求,体现为监管迎合效应。

多元化经营战略与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基于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两大视角的探讨

多元化经营既可能通过构建内部资本市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又可能因复杂组织结构而恶化代理冲突,并作用于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那么其中的影响机制和路径是什么呢?本文以2003-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平衡型面板数据为样本及相关检验模型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多元化经营是影响现金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产生的代理冲突是影响现金股利政策的主要机制,但治理环境的改善可以抑制代理冲突,弱化甚至消除多元经营对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水平的负向影响;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代理冲突还在多元化经营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由此,对于多元化经营的公司,其自身更应重视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其他投资者和监管部门要注意防止公司将多元化经营异化为公司控股股东或管理层谋取私利的手段、工具。

外资银行进入影响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吗?

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5年—2015年数据为样本,检验外资银行进入对现金股利支付倾向与支付水平的影响。但考虑到我国存在产权控制模式差异这一现实背景,又进一步检验了产权性质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股利支付倾向与支付水平;外资银行进入与现金股利政策的正向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在完善与补充公司股利政策相关研究的同时,也为更好地发挥外资银行的进入效应提供了理论启示。

管理层背景特征与现金股利政策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

在公司治理中,企业的经济行为是管理层团队决策的结果 ,而管理者的异质性会制约团队决策过程。现金股利政策作为企业的重要决策之一,会受到内部管理层背景特征和外部融资约束的共同影响。在融资约束理论和股利弹性理论的框架下,基于高管梯队理论,文章探讨了在我国大部分公司面临融资约束的情形下,管理者的规模、年龄、性别多样化程度、受教育水平以及平均职称对现金股利发放率和支付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合理设置管理层规模、提高管理者的受教育水平和职称水平,对于提高团队决策效率,推行合理的现金股利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

分红、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与企业融资约束

从分红视角探讨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与其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并运用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9年-2013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相较于分红的企业,不分红的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更为严重;同时,还发现分红方式不同和分红比例不一样对企业融资约束存在明显差异。

差异化战略下现金股利政策研究

选取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从融资约束的视角出发,研究企业战略差异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并基于制度背景研究了产权性质和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战略差异会降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国有产权性质和较高的市场化水平均削弱了企业战略差异对现金股利政策的负向影响。战略差异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程度,降低了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从理论上来看,将战略理论与股利分配理论结合起来,拓展了战略理论在财务研究中的应用。从实践上来看,企业要结合自身战略选择制定现金股利政策,采用差异化战略的企业为缓解融资约束,应采用稳健的现金股利政策。

税收激励对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宏观税收政策的不断发展为研究上市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本文以2007—2019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税收激励对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税收激励程度越高,企业支付的现金股利水平越高。基于作用路径检验发现,税收激励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使企业有动机、有能力去提高现金股利的支付水平。进一步研究表明,税收激励对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以及成长性低的企业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税收激励的经济后果以及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并为企业发放现金股利提供了政策建议。

区域金融发展、多元化经营与现金股利政策

以2009—-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区域金融发展对多元化经营与现金股利二者关系的影响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多元化公司伴随相对消极的现金股利政策,多元化经营程度与现金股利分配意愿和分配水平显著负相关,区域金融发展对这一负向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且在民营企业和非政治关联企业尤为凸显。机制检验发现,区域金融发展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弱化了多元化对现金股利的负面影响,而非通过抑制代理冲突路径。

融资约束、内部控制与现金股利——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8—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融资约束、内部控制对现金股利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融资约束程度越低;融资约束与股利支付倾向、支付水平均显著负相关;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上市公司越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并提高股利支付水平。这说明当内部控制质量越高时,可以缓解公司的融资压力,提高股利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从而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这也验证支持了La Porta et al于2000年提出的股利支付结果模型。

旅游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调节检验

旅游业在提升经济总量、改善经济质量及促进社会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以我国旅游上市公司2011-2018年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多元回归、调节效应检验分析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旅游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且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滞后性;旅游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且融资约束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政府质量、产权性质与现金股利

在“新兴”与“转轨”双重背景下的中国,政府对经济的高速增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政府的质量取决于政府提出的制度安排,而企业的行为则是对政府制度的反应。利用2011-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并采用世界银行对我国120个城市的调研数据度量政府质量,考察了政府质量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质量与当地企业的现金股利发放水平正相关。相对于国有企业,政府质量促进现金股利分配的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相对于中央国有企业,政府质量促进现金股利分配的效应在地方国企中更显著。机制路径分析发现,政府质量的提高可以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现金股利的发放。研究结果为解释地方政府推出制度优化经济环境的微观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银行业竞争、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股利分配——基于银行分支机构空间分布的检验

本文以2006-2020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银行业竞争与企业现金股利分配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银行业竞争能显著提升企业现金股利分配意愿和水平,融资约束是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重要渠道。金融科技发展使得银行业竞争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影响在无银企关联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