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之刺下的呼吸转换——里尔克与策兰的诗与真

里尔克和策兰两位现代诗巨匠在面对各自的语言困境下,都尝试寻求诗歌语言在再现现实上的突破,诗风趋向晦涩玄奥,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在里尔克影响下,策兰的不少诗作与里尔克有互文性关系,玫瑰诗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两者的玫瑰诗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艺术与现实、诗歌与历史之间的张力。里尔克的诗歌组接意象构筑了一个无时间性的、封闭的美学空间;而策兰的诗歌构建的文本现实承载历史记忆,重新激活诗歌再现现实的可能性。

保罗·策兰《从门槛到门槛》中的沉默转向

《从门槛到门槛》是保罗·策兰的第二部诗集。在这部诗集中,保罗·策兰的诗歌创作从此开始转向“沉默”。在这部诗集中,策兰有意识地讨论诗歌语言在记录及展现真实历史时的有效性,怀疑诗歌写作的正义性。他的诗歌语言也逐渐趋向破碎,表现出间接、晦涩的特点。策兰诗中的“沉默”书写,通过否定性的表达方式,拓展了对历史真实与诗歌表现关系的思考,深化了德语诗歌对纳粹暴政的反思。

诗的时间性:从存在到异在——策兰诗学对海德格尔时间论的扬弃

保罗·策兰在其诗人生涯中一直对源始语言立足于何种时间性结构保持追问,而海德格尔基于时间存在论的诗学思想为其提供了诸多启发。海德格尔的境域时间揭示出一个兼涉历史生成性和本真神圣性的存在,策兰将其转述为一种“时间性永恒”的辩证法,并在诗歌创作中切近这种“时间性永恒”。但在策兰看来,海德格尔时间存在论的深层旨归仍然导向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存在原乡,其立足荷尔德林展开的诗意栖居论也隐含了某种同一性专断。诗的时间性不应导向存在的本源,而应不断否定与超克自身,指向匿名的陌异。

“两个满口的沉默”——保尔·策兰“语言栅栏”的结构分析

来自东欧的德语诗人保尔.策兰的"语言栅栏"一诗,是诗人中期创作的代表诗作,引来众多解释。研读该诗,可窥策兰中期诗风之一斑。本文分别从主题结构、词语结构和诗文结构三个角度对这首诗文进行文本细解,运用诠释学的基本原则,视文本为无上权威,从基本词义出发,把文字的多元意向性规整到诗文的涵义一体性中。同时,尊重文理的开放性和多维性,力图避免牵强和过度的解释。

诗与思擦肩而过——保尔·策兰相遇马丁·海德格尔

保尔·策兰的诗文《托特瑙山》在德意志文学和文化学界乃至西方学界都引发了巨大反响。诗与思的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由于西方政治正确与意识形态的影响,解释者用外在的信息和理念来强加于文本,突显诗人策兰与哲人海德格尔的对立性,硬将两者塞入受害者与施害者的阵营,因而不能从诗学文本的自主性来诠释文本。文章坚持诗学自主性的立场,试图从诗学文本本身来诠释诗文,让诗学文本自己说话,自主彰显其真理性。

弃绝人类此在的哀诗——保尔·策兰诗文《线条太阳》之诠释

策兰的诗学总体呈现出一种转折:语言的转折、呼吸的转折、生命的转折,这种本质性转折不仅是策兰中后期诗学的主导性主题和本质性内涵,也显现在诗学结构之中。这一攸关生死的转折在《线条太阳》一诗中得到充分彰显。《线条太阳》一诗从主题到结构都在表述对人类此在的否定,对光音彼在的向往。这就是呼吸转折之本义,也是诗人在人性灾难之后难以在此在生存,而走向彼在的诗学宣言。

由病与恶所成就的乱伦诗学——保尔·策兰诗文《癫痫-巨恶》之诠释

保尔·策兰的"你"与"我"的结构性诗学生成了其主导主题与母题,由于"抒情之我"(das lyrische Ich)与"死亡之母"(die tote Mutter)之间难以启齿的乱伦恋情,致使诗学哑言或缄默。然而,由于政治正确-意识形态致使策兰诗学没有从这一关键维度得以研究,这一伦理主题却成为策兰研究中的顾忌和禁忌。《癫痫-巨恶》一诗则在病与恶的愤怒情绪中,以前所未有的病态与变态方式表述可以念想而不可实施的乱伦恋情。

无花果养大的诗人

论文通过对保罗·策兰诗歌的分析,认为策兰的诗,有着它自己的"词根"。他的诗从他的全部生活中生长起来。他的诗,是"经验"的产物,是生命的结晶,也是他作为"奥斯维辛"的幸存者穿过苦难历史的语言见证。正因为如此,策兰的诗获得了它的真实可靠性。认同策兰这样的诗人,更因为他们一直在面对内心、面对他们灵魂内部的那些问题。在策兰那里体现了一个诗人与语言相依为命的关系,并且指出,高度的独创性,或"独一无二性",是一个判断诗歌和诗人的不可或缺的尺度。写作的难度关涉到对内心的发掘和忠实,关涉到朝向语言的纯粹和绝对性的努力,关涉到一种"不可能的可能"。策兰的诗之所以具有不朽的价值,就在于它既是对难度的某种克服,又是对难度的保持。有难度和没有难度,这会永远是一个尺度,它会把一个真正的诗人与那些充斥的冒牌货彻底分开。

用优美的形式描述丑恶的事实——保尔·策兰《死亡赋格》分析

本文试图对德语犹太诗人保尔·策兰的《死亡赋格》一诗进行全面周详的解释和分析。所谓解释多指语文学的外部研究,即简短介绍诗人生平和诗文产生的历史背景,诗文所引起的一些争议,为读者理解文本做好准备工作。分析则属于语文学内部研究的范围,它必须按照自身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术语来进行。本文试图以语文学的微观方法,从诗文的文字音韵,进而到句法-语法,然后到达诗文的综合结构,最终分析出诗文的内在结构。

策兰诗学中不可避讳的爱洛斯主线——策兰诗文《公马》之诠释

德语犹太诗人保尔·策兰诗学中或隐或显地贯穿了一条爱洛斯主线,而在西方学界,尤其是德语学界,这一主题却因政治正确-意识形态而被严重忽视。《公马》便是策兰晚期诗集《线束太阳》中彰显爱洛斯主题的一首诗文。诗中,我们可以看见爱洛斯主题如何在诗文语词、音韵及句法结构的延展。这一诗学个案再次说明,只有在策兰整体诗学的框架中,沿着诗学涵义的方向,晦涩难懂的诗学文本才能被理解和解释。

误读的政治:shibboleth和见证之诗——论德里达和阿甘本对大屠杀文学的解读

本文拟从德里达和阿甘本对Shibboleth这一概念的解读,以及两位理论家通过这一概念对保罗·策兰和普利莫·列维这两位"集中营文学"代表作家的两篇作品所进行的分析,试图理清Shibboleth概念对当代文艺思想的意义,并从中探索当代见证诗学的可能性和限度。研究发现,与德里达通过对策兰作品中"Shibboleth"一词的解读试图铭刻特定日期来抵抗遗忘不同,阿甘本则试图勾勒Shibboleth与其核心哲学概念Homo Sacer的关系,进而将它作为一个无意义的声音,来见证暴力的永恒存在。

走向他者之诗:列维纳斯论保罗·策兰的诗歌

列维纳斯哲学以重思我与他者的关系为开端,重思我走向他者、为了他者的伦理责任,以打破西方哲学传统对他者的压迫。面对以本体论为中心的西方哲学传统,列维纳斯试图走向被西方哲学传统拒斥的诗,以探索改造这种传统的出路。据此,本论文将试图回答以下这一问题:在列维纳斯的哲学中,诗歌,尤以保罗·策兰的晦涩诗歌为代表,何以使得外在于我的他者现身在场,何以使我走出自身、走向他者并为了他者而在。本论文试图说明,在列维纳斯看来,诗歌,尤其以保罗·策兰的晦涩诗歌为代表,不仅其自身是作为他者的面容、他者的意向而在场,而且它也实现了我走向他者、为了他者的可能。在列维纳斯哲学视域下,诗既是对他者现身的敞开,也蕴含着对他者言说的伦理内涵。作诗与读诗能使西方哲学走出总体性,从而使伦理学取代本体论成为可能。

保罗·策兰的对话诗学

保罗·策兰认为诗是"对话"而非独白,其诗学理念得益于曼德尔施塔姆,理论根基则是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对话诗学不可缺少的元素是"我""你"以及"诗歌的场所"。策兰诗中的"我""你"是多重、直接和变幻的。"对话"是真实的相遇,在诗的对话中,"我—你"关系得以展开,精神涌现。对话者不是认知主体,他人不是作为客体呈现于我,而是"共在者"。诗歌为了勘测真实,"我—你"关系对应的是真实,"我—它"关系对应的是事实。诗歌寻找对话者,又要求沉默,策兰诗的张力正来自吐露与吞咽之间的矛盾。"对话"先天要求平等、责任和理解,而不是占有、利用和掠夺。"对话"又要求距离,"对话"能穿过时间,诗歌能够克服时间,诗歌要求永恒。

避开所言说之物的言说——对保罗·策兰诗歌的分析

本文将布莱希特与保罗·策兰作对比,认为他们是两种诗人类型,前者强调"说",即说出所言说之物(Gesagtes),后者主张"不说",即避开所言说之物:因为构成传统言说方式基础和背景的对应物,在这个时代已被悬置挂空了,而言说的对应物在这种言说里的丧失,让言说成为对真相的一种遮蔽;另一方面,要是把语言当作给出"所言说之物"的工具,就将封闭语言自身,同时也丢失了所言说之物。那么言说,便成为策兰所称的"犯罪"。"避开所言说之物的言说"的诗学主张,给出了诗人介入世界和记忆历史(所言说之物)的可能方式,策兰的诗歌经由这种方式焕发出卓越的语言之力,从而为历史和人类记忆作出了忠实见证。

保罗·策兰诗歌的生存意识

德语诗人保罗·策兰一生的创作都在奥斯维辛的阴影里,他的大量作品围绕身份困境、死亡预告、渎神意识等方面展开书写,他的生活、生命和生存都浸润在了苦难的伤痛中,在诗歌中呈现出了强烈的自我生存意识,揭示了在沉重苦难与死亡边缘中生命存在和宗教信仰的坚守与苦楚,更主要的是在超越苦难时所进行的形式各异的自我救赎,渗透出执著的生存意识和顽强的生命力。

“暗黑时辰之钟”:策兰诗中的具身化与抽象化（英文）

策兰的诗里充满功能各异的隐喻。本文主要关注其诗中的两种截然相反的隐喻功能:具身化与抽象化。它们基于的事实是,大多数认知过程都在无意识层面发生,而我们仅有有限的能力去理解这些过程与各类隐喻的关联。因此,厘清隐喻如何在相去甚远、甚至截然相反的语义场建立联系,就变得异常困难。这种二元的隐喻功能将被用来分析策兰诗歌语言的三类主题:(一)作为表达和遮蔽的语言;(二)与自我构成之关键的他者的互动;(三)生死边界的确立。因为这些主题的存在,策兰诗中具身化的功能变得更难理解,所以本文将引入维特根斯坦与认知语言学的普遍概念,系统地将其整合,以求展示策兰诗性之语言是如何处理这种复杂性的。

匍匐在光与黑暗之间诉说——策兰《我们躺下》之诠释

如何把握文本自身传递的信息及创作者的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是诠释策兰诗作时必须面对的问题。依据策兰自设的创作意图,从文本自身的语境表达和情感走向入手,并结合作者其他作品以及文本之外的背景信息,则策兰在其晚期诗作《我们躺下》中对于生命现实的揭示不言自明:在时代的黑暗背景之下,"光明"反成为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荷;"光明"逼迫之下,诗人又必当重回黑暗,检视罪恶与痛苦,方能探索人类生存的残酷本质。

论德里达的文学功能观

文学的功能是文学活动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界讨论的焦点问题。关于文学功能,西方文论史上主要有文学是认识真理的工具和创造存在的方式两种观念。德里达在融合上述两种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发论文学功能观。他在《口令:为了策兰》和《君王》中,通过解释阐发策兰在《子午线》中对毕希纳的《丹东之死》和《棱茨》的评论,明确指出:文学是开发秘密的“自由的行动”;其形式是个性化语言和诗歌方式,其内容是现成的词语概念和象征系统无法涵盖界说的秘密,其方式方法是开发。德里达的开发论文学功能观念为文学活动启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继往开来,具有空前巨大的理论价值,很值得我们深究研发。

作为想象的对话——保罗·策兰对话性诗歌中的非对话性

德语诗人保罗·策兰的诗歌具有明显的对话性,在其诗中始终存在一个与“我”对话的身份不明的“你”。但是,通过考察策兰的犹太经验、写作的社会历史环境、诗歌语言及其写作手法,结合对策兰诗歌的文本分析,本文认为,策兰诗歌中的“我-你”对话关系主要持守在文本想象的空间中,而其对话性诗歌中存在非对话性。本文对非对话性因素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了其根源所在。

列维纳斯、策兰与诗的乌托邦

在海德格尔对"思"与"诗"问题的重新发现和阐释之后,列维纳斯和策兰又为解"诗"增加了一个新的坐标:他人,从而使诗学从存在论转到了伦理学。在他们的论域中诗是作为一种与他者的亲近和对话而发生的,这是一种不可能之对话,然而正是这种不可能性赋予了诗以持续运动的力量,它成为一种在有限性(同一)和无限性(他者)之间的"子午线"式的循环。通过这种无限的循环运动,诗突破了空间,从而亲近乌托邦或"别样于存在",由此带来一种通过流浪的归家。这一诗学观念承自犹太教的教诲,同时又与现象学、存在论和解释学等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密切关联,促进了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对话和交融,也为我们的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带来了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