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斌被任命为首任南京本土代牧的经过、结果及影响

本文尝试梳理1933年-1936年期间法籍上海代牧惠济良兼任南京代牧区宗座署理期间,第二任驻华宗座代表蔡宁如何进一步推动该代牧区的本地化进程,从提议任命张四维为本土宗座署理、于斌为本土宗座署理顾问,到提议保定本土代牧周济世兼任南京代牧区宗座署理,再到刚恒毅提议陆征祥担任南京本土代牧,进而到蔡宁建议于斌担任陆征祥的助理,最终落实为由于斌担任南京第一任本土代牧。通过详细呈现层层展开、颇费周章的人事任命与调适过程,笔者试图从微观视野上考察中国天主教本地会进程中所折射出的种种复合情景,以及与此进程交织在一起的在华天主教会所面临的内外挑战和当时中国国内、国际环境以及中梵交往等的错综关系。

从民国时期第一任南京本土代牧的产生看在华天主教本地化的挑战与困境

早在1927年,第一任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就曾根据天主教会的'本地化'精神,提出将隶属南京代牧区的上海浦东地区划归中国神职人员管理;迨至1929年,时南京代牧区助理代牧惠济良(Auguste Haouisée,1877-1948,S.J.)向传信部建议将老的南京代牧区一分为二,新成立一南京本土代牧区,后者划归本土神职人员管理。1931年,刚恒毅在认真考察完惠济良1929年的新建议后,对后者的建议表示认同,从而放弃之前成立浦东本土代牧区的提议。在新的南京本土代牧的人选中,1933年曾经过前后两轮推荐,最终由第二轮的候选人之一、《教务杂志》主编徐宗泽胜出。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南京政府、法国、梵蒂冈三方的复杂关系,尤其是法国保教权的从中作梗,这一本土南京代牧的人选最终胎死腹中,而改为由上海代牧区惠济良代牧担任即将成立的南京本土代牧区宗座署理,这样便可在中、梵、法三方之间维持一个平衡。这一尴尬的过渡性处境,直至1936年于斌被任命为第一任南京本土代牧区主教,才最终使得该代牧区结出本地化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