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周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

西周铜器册命铭文,除记述具体的职事授予和物品赏赐外,还有不少篇章会追述先王以及先臣的功业,追忆周初天下康宁的政治局面,由此构成西周时期在一种特殊的仪式场合下不断再现的历史叙事。西周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经历了由早期向中晚期的阶段性发展。表现在叙事风格上,是由写实主义走向形式主义;表现在主题呈现上,是由散漫模糊走向精准聚焦;表现在叙事布局上,则是由自然原生走向次序规范。西周中晚期,先王受命——先臣用命——天下康宁的三段式叙事结构的最终形成,凸显了册命仪式中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的核心叙事的表现力度。西周册命铭文历史叙事在风格、主题、布局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的发展,诸如史事的精简、历史细节的省略、事件主角的转换等,最终凸显了核心叙事的表现力度。西周最高统治者也正是通过这种近乎无意识的话语重复,不断地强化了他们有关权力的合法性、君臣等级秩序等统治思想的建构。

浅析“夺簋”铭文中反映的西周官僚册命及体系

山西垣曲县北白鹅墓地发掘出土了“夺簋”,简报中将其年代定于西周晚期偏早。该器物器盖同铭,为典型的册命金文,内容反映了官员册命的一整套流程。器主“夺”受命“司成周讼事”与“殷八师事”,即在成周收集讼事与管理殷八师相关事务。通过这篇铭文,可以对西周中晚期官员册命和官僚体系有一定的了解。

西周册命文体的文本生成

文本是文体的存在形态,文本的形成是文体发生的基础之一。文体的文本生成是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意味着文体开始具备较为稳定的形态。从西周册命铭文可以确立标准的册命文体的五个文本要素。文本生成机制决定文本形态。西周王命的文本生成机制有两种模式:一是将王的口头讲话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二是直接以书面文字的方式撰写王命。在西周初期,前者占据主导地位;西周中期以后,后者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文本生成机制,是王命文体从口头言语活动转变为书面形式、从口治走向目治的关键。西周晚期出现了新的册命体式,呈现出两种文本生成机制的过渡与融合特征,是书写者对权威文本范式的呼应。在两种文本生成机制的相互作用之下,西周册命文体在产生及流传过程中经历了多个文本层次的转换。对这些转换过程以及相应文本特征的出现做深入辨析与解读,可加深对早期书写观念的认识,对早期文献的文体学与文本研究皆有参考意义。

西周春秋周王册命方国卿士之制初探

西周时期周王通过册命大中小诸侯方国主要卿士的方式,以达到控制诸侯方国特别军事力量的目的。这一现象,不仅在礼书文献中有所记述,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也得到有力证明。这一制度在春秋早期得以沿袭,但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周王地位的下降和诸侯权力地位的上升,变为诸侯自己册命所有卿士,事后向周王报告。从现有的金文和文献资料来看,从西周到春秋中期,诸侯大国被周王册命且掌管军队的卿士应有两个,中小诸侯方国也有一到两个卿士获周王册命。然而,到了春秋晚期,诸侯的几位卿士都不再接受周天子册命,甚至也不再向周天子申报,这表明,周王册命诸侯方国主要卿士的制度也就不复存在了。

西周中晚期册命金文所见“五邑”新探

西周中晚期册命金文中的"五邑"并非"五个邑",而是一座位于岐周东面漆水流域的城邑。"五邑"建制有三:一是军事统帅太师、师及辅助管理军事人员走马、驭人的官员;二是行政官员邑人及管理甸人、水利设施的官员;三是以祝为代表的神事官员。三类官员以太师、师为核心领导者,其下属或行政官员一般由太师、师举荐。西周中晚期"五邑"既可加强岐周、丰镐军事防御,又是西周重要农业区。

新见女性册命金文[女受]鼎及相关史实考论

新近刊布的[女受]鼎是一篇稀见的女性册命金文,其内容主要记载了西周时期两名女性贵族之间的一次改命,属于罕见的周代贵族女性职务性册命金文。与一般册命铭文书写不同的是,[女受]鼎中不见册命地点、史官、右者等册命礼仪的记载,更在篇首多出"退事于内宫"的特殊句式。[女受]鼎相关铭文特点不仅是早期册命金文的时代共性,也是女性贵族受命特殊性的反映。而"退事于内宫"句来源于铭辞中贵族女性"妫"对"[女受]"的褒奖之辞,妫称赞[女受]"唯汝聿型",即[女受]较好地效法了其先人的德行,[女受]因此在铭文篇首特意强调其在内宫之旧职。不唯如此,[女受]鼎的铭文书写还为周代贵族女性职务性册命提供了佐证,是一篇弥足珍贵的西周册命金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现代化进程中的众生命相——评《生命册》兼议当代长篇小说创作

《生命册》1在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荣获大奖,可以说是众望所归。这部作品在二○一二年一经发表、出版,即受到广泛关注。自创作中短篇小说《红蚂蚱,绿蚂蚱》《无边无际的早晨》《学习微笑》开始,特别是创作长篇小说《羊的门》之后,李佩甫每有作品发表,总能引起文学界以至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西周金文的册命与祖先观念

册命是铭文的一项重要内容,祖先观念是周代的主要思想之一,册命与祖先观念密切相关,祖先观念是周天子维持君臣关系的重要纽带。

唐朝册命皇太子的礼仪

唐朝册命皇太子有两种形式:临轩册命皇太子在太极殿或宣政殿进行,皇帝亲临现场,典礼由侍中主持,中书令代表皇帝授予册书、玺绶;典礼结束后,太子到皇后宫中行拜谒之礼。内册皇太子的典礼在东宫明德殿举行,皇帝在太极殿或宣政殿临轩命使,典礼由左庶子主持,太尉、司徒代表皇上授予太子册书、玺绶;典礼结束后,太子先到皇帝所在宫殿拜谒皇帝,再到皇后所在宫殿拜谒皇后。拜谒皇后以后,太子在东宫官员的扈从下再到太庙行拜谒之礼,此项礼仪由率更令主持、在三师三少的导从下进行。册命皇太子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受册之后谒太庙也是储君之位受于祖宗的体现,在唐代倡导以孝治天下和教化民众中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功能。

铭文所见王后以服册命命妇的礼典

[女受]鼎是近年刊布的有铭铜器,铭文记载了西周时代王后以玄衣册命诸侯夫人为命妇的礼典,以传世文献及相关研究为参证,可知玄衣就是屡见于文献的袆衣,二者异名同实,反映了夫受命于宗庙、妻受命于内宫是当时实际践行的重要礼典。

西周册命铭文的礼仪内涵及其文体意义——以文体要素“拜手稽首”为例

"拜手稽首"是在西周时期青铜铭文中经常出现的固定用语,成为册命、赏赐等类别铭文中比较重要的文体要素。"拜手稽首"具有较为浓厚的礼乐文化内涵,从夏至战国其使用场合和对象发生多次变化,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考察可以发现其发展变化的清晰轨迹。通过对西周青铜铭文中该词的使用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西周时代礼乐文化对铭文文体的影响。

论曾公求编钟中的“公共知识”与“命册”关系

曾公求编钟铭文“王客我于康宫,乎厥命”是典型的册命礼仪提示语,表示周襄王曾在康宫对“曾公求”举行册命仪式。此句将“曾公求曰”铭文内容分为前后两部分,暗示二者有着不同的知识来源。前半部分铭文是追述先祖建国功绩,在春秋铜器铭文书写中属相对固定的套式,多以“公共知识”的形式在贵族群体中独立流传。此类“知识”生成是由史官对诸侯始封“命册”中“述祖”内容进行改写,再经贵族之手转铸于青铜器上,成为世世流传的“公共知识”。“厥命”,指曾公求新获“命册”文书,其后所接铭文内容都与曾国疆土相关,它们可能是摘抄或改写于同篇“命册”文书,即新获册命的“厥命”。

唐代官员册命制度考论

册命指封官授职,西周时期即成为周天子封邦建国的一项重要制度。到了中古社会,尽管分封制土崩瓦解,册命仍然用于天子封授王公贵臣。唐代朝廷任命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采取册授形式,并举行相应规格的册礼。唐代官员的册命有一套严格的运行程序,册命的对象和册礼的举行也都有明确的规定。唐代前期,朝廷很好地实行了对官员的册命,使之成为赏罚体系中的有效手段。唐代中、后期册命制度式微,册礼多废而不用,但赏赐有功之臣和藩镇势力时仍多行册命。

试论西周册命金文命辞中的核心动词

西周册命金文真实地记录了册命礼仪的全部过程,结构较为完整的册命金文包括册命前辞、册命命辞、受命礼仪和作器铭识四个部分。册命命辞是册命礼仪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是以铭文中出现的核心动词作为标记,这些动词构成了册命类金文的文体要素。从语义、语法和语用角度对这些核心动词进行梳理和研究,既是对西周册命文体核心用语的分类整理,也是从语言学角度对西周册命礼制的再探索。

西周册命礼及其美学意蕴

册命礼在西周王朝统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肇始于商代末期,直到西周中期才逐渐走向规范,并从举行时间、选择地点、参加人物、任命职位、赏赐物品、告诫颂辞等方面彰显出一种等级观念与政治权威。在册命活动中,人的行为举止、言语表达、身体饰物等要遵循一种雅化的固定程式,这就是所谓的周"文",也是那个时代的美。作为礼仪的一种形式,册命礼是以美的形式介入政治和伦理的,并在感性的礼仪体系中渗透着一种理性诉求。从这个意义上,它才被西周统治者不厌其烦地举行,并在感性体系和理性完善中构建王朝统治的诗性之路。

西周册命铭文的文体生成

简册和铭文是册命文本的两种介质形态,前者多为册命仪式上宣读、传递的文书,后者则是史官对册命仪式过程的全面载录,因此,册命文体研究应高度关注铭文文本。册命铭文的基本要素包括时间地点、仪式过程、作器用途和祷祝语。这些要素在西周中期的铭文书写中逐渐聚拢,形成册命铭文清晰而典范的书写风格,至西周晚期又再度归于简洁。由于铭文的撰写者供职于受册命贵族,铭文侧重体现受册命者的意志,在凸显册命仪式荣耀的同时强化了周王室的权威。铭文语词的一致性可能与工匠对底稿的润色有关。册命文体是国家意志与贵族愿望的综合体现,也是史官与工匠共同参与礼乐文明建构的结果,并推动着周代意识形态的生成、凝聚与发展。

西周册命礼的“右者”并非“摈”或“傧”

西周册命礼的"右者"是为协助受命者行礼而设置的,与三礼等古文献中"摈"与"傧"的职责绝不相同。古文献的"傧"字孳乳于甲骨文中的"宾",与"摈"的含义不同。从文字结构方面分析,甲骨文、金文中的"右"与"宾"并非同源,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所以不能等同视之。

试论册命之“书”的体例及《摄命》的性质

史官代宣王命之制,至遲可以追溯至西周早期。西周中晚期的命書具有程式化的特點,係預先寫就,並在册命儀式上供史官宣讀。《攝命》《洛誥》的前半部分以及《康誥》等篇章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命書,它們更接近於“誥”。西周王公的誥辭,當源於現場發言或對話。《攝命》的結尾則是册命儀式的記録以及僅存感嘆詞“嗟”的命書。

西周早中期册命礼仪演变窥探

册命制度,在甲骨卜辞中已有雏形显现。西周建立以后开始发展起来,到西周中期,已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册命礼仪流程。西周早中期的青铜铭文中,涉及册命的铭文不在少数。通过对册命铭文的梳理,可以厘清西周早中期册命礼仪的发展情况,从而进一步探讨西周早中期的礼制及社会状况。

西周册命礼的过渡礼仪模式

在西周,官员身份的转换必须要经历一种册命礼仪。册命礼对时间和地点有着极为严格的限定,参加仪式的所有人员也被严格安排在特定位置,这表明册命礼其实是一种宗教礼仪。通过对四十三年逨鼎铭文的分析,可知册命礼包括三个阶段,分别是册命前的准备阶段、册命阶段以及仪式结束后的聚合阶段。这三个阶段符合过渡礼仪的分隔、阈限和聚合阶段,证明册命礼的模式是一种过渡礼仪。对册命礼过渡礼仪模式的分析,可以折射出产生册命礼的西周文化的中心价值和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