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的朝班记忆与谏官形象重塑

朝班记忆是杜甫晚年诗歌创作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杜甫在朝廷的谏官生涯虽然短暂,却构成了他难忘的政治回忆。在离开长安的日子里,杜甫以朝班记忆为媒质,不断忆写自己为官时期谏诤经历。记忆特有的补偿和修复功能,让杜甫在回忆书写中对自己的谏诤活动进行了建构性叙述。在这些叙述中,他克服了自己曾经极为卑谦的罪臣心理,用廷争、抗疏、折槛等词语描述自己当年失败的谏诤,勾画了自己理想谏臣的角色。在远离朝廷时,送友人入朝和太岁节俗等场景,触动了他的朝班记忆,他也用诗歌抒写自己深刻而执着的谏臣心理。杜甫晚年的朝班记忆书写,成功地完成了自己谏官形象的重塑,后世对他政治心理和朝官形象的认识和认可,也是基于他的这种记忆重塑书写。

西汉御史府、台机构转化的历史过程与意义

西汉前期,中央监察的主体是御史机构,由御史府及殿中兰台两部分构成。御史大夫是御史机构的最高长官,御史中丞是其副手;御史府兼具监察、行政、秘书等多项政治职能。西汉后期,御史府或置或废,最终难逃弃置的命运。御史中丞转成中央监察的主官,由他领导的殿中兰台接管了御史府全部监察职能,被称作御史台,由此开启东汉御史台机构大发展的时代。

《寄韩谏议》诗旨新说--以家族墓志披露的韩汯生平为中心

宋代至今,对《寄韩谏议》诗旨存在六种说法,且争议较大。其原因是注家对此诗的本事并不了解。钱谦益认为韩谏议即韩汯的观点得到学界的重视和认可,但对于韩汯生平世人所知不多。近年来韩汯家族墓志陆续出土,其中披露的韩汯行迹,揭示了《寄韩谏议》的本事,据此可以确知此诗的主旨是叹惜韩汯功名未成,伤其有盛才而不居右职,希望有朝一日韩汯能被委以宰相之任,辅佐君王,兼济天下。

论杜甫和白居易谏诤心态差异的文化模型

唐代设置了从八品至三品的谏官体系,谏官的制度化,一方面满足了文人谏政的政治愿望;另一方面又使得谏诤权力固化,削弱了文人谏政的政治使命感。这种现象在白居易的任职经历中表现得最为集中。与杜甫相比,杜甫虽然最高官职仅是八品拾遗,但却终身未忘谏诤本色。而白居易任拾遗只是其政治生涯中的短暂时光,谏职期间,敢杀身进谏。而不任谏职之后,则再无谏臣风采。杜甫和白居易代表了唐代谏臣的两大类型。杜甫是使命性谏官,而白居易则是职务性谏官。

说“制诏御史”

"制诏御史"是西汉重要制书的常见起首语,引领着立法、布政和封授高官贵爵之诏。学界以往从御史大夫负责颁下诏令的角度解释"制诏御史",认为其"御史"二字是"御史大夫"的省文。综括传世文献和悬泉汉简来看,这种看法并不准确。"制诏御史"之"御史",实际上是指"侍御史"。而"制诏御史"意指皇帝命令侍御史书记或抄录王言,并将其制成规范文书,反映的是诏令由皇帝自作,人臣负责"记王言"的制度。从性质上讲,"制诏御史"只是起到引领诏令的作用,其所以标明"御史",应该是要凸显侍御史在制书拟制过程中的作用。西汉时期,侍御史作为皇帝的近侍秘书,不仅负责拟制和玺封制书,而且拥有审核公卿奏疏之权,其权力和位望始终居于负责文书收发、传送的尚书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