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新疆、中亚驿道新论

蒙元时期,新疆、中亚驿道的兴衰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军事活动密切相关。帝国早期,漠北通往中亚的驿道经过阿尔泰山。失里吉叛乱后,此道受阻,忽必烈开始在畏兀儿地区修筑驿站。后来,该地驿道安全受到海都叛军集团的严重威胁,忽必烈转而扩建塔里木盆地南缘驿道。蒙古诸汗国约和后,新疆、中亚各驿道相继复兴,直到1347年开始走向衰落。新疆、中亚道路的畅通几乎贯穿整个蒙元时期。诸汗国不和时,欧亚大陆物质文化交流的发展并没有受到阻碍。

探析我国古代开放式都城对《考工记·匠人》中规划思想的演绎——以宋元两代都城为例

《考工记·匠人》是我国已知最早的系统性都城规划理论,其思想内核与礼治和中央集权相统一,也因此在古代都城规划的历史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文章选取宋元两代具有代表性的四座开放式都城,分别分析其对《考工记·匠人》中规划思想的演绎并进行横向对比,旨在证实该规划模式及其思想内涵所具备的优越性,并进一步理解古代开放式都城建设中对于外部条件的处理及权衡。

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利用文献综述——基于CNKI检索出的相关文献的分析与反思

通过对与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利用相关关键词的检索,在中国知网(CNKI)上共检索出171篇相关期刊文献并对其进行甄别与归纳工作。对文献所涉及到的不同学科进行分类归纳,并从文献的作者、来源以及相关机构等方面对文献前期的写作方向以及写作背景进行分析整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关键词出现频率的统计,以及相关文献中共词的提取分析,分别从价值阐释、传承体系、更新利用等方面分析“中轴线遗产保护”及“利用”的研究现状。并从历史文化发展、学科交叉研究、政策完善体系、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进行反思总结,以便为北京中轴线相关领域的后续发展提供更为详尽的资料总结。

元大都的海子与城市发展

海子是元大都城内的湖泊,为今日北京什刹海在元代的形态。海子东岸是宽阔的南北大道,海子闸与海子桥位于东岸大道的中点。海子闸、海子桥、东岸大道与南岸道路的维护与更新,既是水利营建,也是城市建设。海子拥有优美的城市湿地生态系统,是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组合,营造出兼具视觉、听觉与嗅觉多种感官交互的城市体验。海子东岸的海子桥与双清亭是欣赏海子景观的绝佳地点,亦是元大都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海子岸还是元大都歌台酒馆的集聚区,可谓纸醉金迷的高档消费场所。此外,海子岸也有普通百姓劳作、娱乐的身影。元大都北段中轴线是依附海子而存在的,海子是北京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北京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东段)国际竞赛获奖方案介绍

提出景观设计的根本在于解决问题,强调景观设计过程的一个基本模式: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原则——根据原则设计解决问题的措施。通过分析,认为北京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需要解决:保护古城、处理护城河、安排内外交通和内部联系、解决公园的安全隐患等4个问题。并提出4条解决原则遗产廊道原则、生态廊道原则、休闲廊道原则和城市界面原则。基于这些原则,采取了14条措施。

元上都——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至今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就是沉寂了六百余年的草原国际大都会———元上都。古城始建于1256年,初名开平府。1260年,忽必烈在此登基,继蒙古汗位,这里遂成为临时都城。开平汗庭的建立,在蒙元史上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蒙古国前四汗的统治中心都在漠北和林地区,从忽必烈开始,统治中心转移到了漠南汉地。元上都有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外城平面呈方形,周长8 800余米。元上都的四关范围十分广大,每一关厢地带都如上都城址一般大小。依据调查材料,四关内的遗址大致可以分为官署、仓址、驿馆、大型院落、店铺、民居和兵营等几类,是上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上都周围发掘的元代墓葬,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汉人家族墓地;一类是普通蒙古人的墓葬。羊群庙奎树沟地区发现的元代祭祀遗址和石雕人像,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对天和祖先崇拜的思想。在羊群庙出土4座汉白玉雕像的祭祀基址,应是元代权臣燕铁木儿三代祖先的宗庙和燕铁木儿本人的生祠所在地。

窝阔台汗己丑年汉军万户萧札刺考辨──兼论金元之际的汉地七万户

窝阔台汗己丑年始置的汉军三万户中之萧札刺，不是萧也先之子萧查刺，而是于甲戌年投降蒙古的金中都 军首领札刺儿，增立四万户的时间不在壬辰年而在甲午年。汉军三万户与七万户的设立都与蒙古忽里台大会的召开有关，甲午年增立的七万户，汉人有四：刘黑马、史天泽、严实、张柔；契丹人有三：萧札刺之子重喜、塔不已儿、石抹李迭儿。蒙古统治者设置汉军三万户或七万户的目的，是按照蒙古军制，重新编制汉军，以便于军事指挥。

辽金元都城文化的特点及形成原因

辽金元政权统治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三个政权在向中原扩张的过程中也开始了创建城市的高潮。由于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相同的经济形态、地理环境或相同的生活习俗使三者在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上呈现出一致性或相似性,构成了辽金元都城文化的共同特点:非单一统治中心的传统,宗教建筑的营建,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形成原因在于:游牧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和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

元代会同馆论考

元代设有会同馆作为专门接待入京朝贡的周边四夷使节的客馆 ,它的设立对发展元与周边四夷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会同馆也是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建制的组成部分 ,在制度方面 ,承前而启后 。

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研究状况及意义

元朝建立以后,实行两都制度。定立两都之后,忽必烈开始正式实行两都巡幸制。元代很多文人都参与了两都巡幸活动,并留下了大量的诗篇,诗人们一方面借诗保存了大量的文献史料,另一方面也抒发了巡幸中独特的情致,这些上京纪行诗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也是元诗研究的重要内容,具有较强的人文应用前景。

论元代王恽的科学活动

文中从四个方面讨论了王恽的科学活动：（１）王恽的科技工作与对某些自然现象的认识；（２）与李冶的关系；（３）与郭守敬的关系；

元明都城西御敕寺院与当地畏兀(畏吾)文化

本文考述元明都城西御敕寺院与畏兀(畏吾)礼佛庙宇,考证高梁桥至白石桥间大护国仁王寺的历史存在,正觉寺、万寿寺建年之推前,白塔寺、大佛寺与其之关联;考释都城畏吾人族际婚,庙会中西域马术等竞技与信仰习俗,庙市中的西域物产,生计居住等与当地的交融。以非汉阈信仰作为功能主义等重物轻灵研究之补裨。

元代多康藏区与西藏的关系考略

元代是自吐蕃王朝灭亡后青藏高原吐蕃诸部在王朝国家势力干预下首度被统一的时期。除了宗教与文化上的内部关系外,这一时期更多的是政治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分裂割据以来多康藏区与西藏间的关系始于萨迦班智达时期,八思巴时期达到巅峰,此时再次正式确立了西藏与多康藏区间内部政治关系。

元曲里几个单字的读音

"刻",《中原音韵》错收;"咽铦揉摸"等字,除《中原音韵》所收外,还有一个读音,且对应的意义也与之不同,《中原音韵》失收;"阁他谋"等字,又音性质类似于今天的文白异读。

元上都咏史诗的内容及其意义分析

咏史诗中诗人的历史观能够体现一个时代的思想与人文精神。元上都咏史诗的题涉及到李陵、苏武等,各民族咏史诗人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传统价值观认定并没有因为统治主体的更替而发生变化,中国古代文人基本传统价值观得以赓续,明显受到儒家传统的忠孝节义价值观的影响。这说明:元代的文化政策是开明、开放的,也是宽松的;也是元代多元文化和谐共处并能够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生动例证;其中由咏史引发的国家强大的自豪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在元代生动而具体的写照,说明中华民族的共同认知已逐渐形成。

从上京纪行诗观张垣地区独特的物候民风

元代上京纪行诗中有许多描写边塞风情的作品,其内容开拓了边塞诗的题材范围,抒情重心转向了自然山川、岁时风尚及民俗民情的表现,尤为突出的是描绘地域自然风貌,注重记史实写风俗。通过分析描写张家口地域物候风光及世俗风情的诗歌,可全面了解西北边塞地区独特而优美的自然景观及风俗民情,对于认识张垣地区的物候特征、民俗风貌具有直观、感性的文化意义。

元上都的历史地位

上都，原名开平。忽必烈以此为根据地，广召天下人才，建立了“金莲川幕府”，开启了以汉法治国之端倪，为夺取汗位奠定了基础。忽必烈即位后，开平加号上都。从此，蒙元史的发展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上都“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在政治军事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既是全国重要的政治中心，也是沟通南北东西的商业大都会，极大地促进了元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上都在中外交往、科技文化。

元大都戏剧艺人略论

元大都辉煌的戏剧文化是杂剧家和戏剧艺人共同创造的。大都的戏剧艺人的演艺水平很高，一大批演员都具有角色行当上的专长。在大都梨园中不乏夫妻或父母子女同为艺人的，由此形成了一些艺人之家或艺人世家，元代戏剧艺人演艺水平之高，与此种现象有内在联系。此外，大都一些戏剧艺人在文学创作上也有令人瞩目的成绩。

元朝的两都巡幸及长城边塞诗

为了适应少数民族统治的需要,元朝统治者建立了上都和大都两个都城,大都为首都,上都为夏都。两都巡幸制确立之后,众多文人学士扈从圣驾巡幸北方,创造了大量的边塞诗,按题材内容可分为途中纪行诗和上都风情诗,在我国文学艺术史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日本天理图书馆藏一件黑水城元代文书考

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有我国黑水城文献若干件,其中有一件元代亦集乃路总管府的“取状”。由此件发现,元代在亦集乃路设有“官羊户计”,此户计并不见于其他地区。元代的取状并非登记所有取状人的户籍,除户主外,其他人员往往仅需登记其“户计”即可,取状中登记取状人的户籍应与财产的罚没相关。另外还发现,元代曾设置过塔塔元帅府,此件文书是目前所知有关该元帅府的唯一记载,塔塔元帅府可能与蒙古元帅府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