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利用木活字印刷术开展革命出版事业考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以农村为主,交通落后,经济和技术基础薄弱,又屡遭敌人封锁,铅印、石印、油印的设备及耗材严重匮乏,无法满足革命宣传和教育普及的需要。民国年间南方地区由于纂修家谱等原因,木活字印刷业仍较为活跃。其成本低廉、操作简单、方便转移,于是中共党政军机关主动利用木活字印刷革命读物和文件传单。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土地革命时期江西、湖南、湖北和安徽等地的苏区,出版物以初级教育课本为主。此外,中共还通过刻制木活字补充损坏或者缺少的铅字。传承千年的木活字印刷得以发挥余热,有力推动了当地的扫盲和群众动员工作,为偏远地区传播革命火种。

情感视域下的传统戏剧改造与革命动员——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考察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戏剧工作者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传统戏剧在群众动员中的独特优势。为使其能服务于抗战宣传,戏剧工作者先后采用“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新酒”的方式,分别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其进行有步骤、全方位的革命化改造。经过改造的传统戏剧在内容上与群众斗争实践紧密相连,在形式上也增强了情绪感染力,成为中国共产党施行情感动员的利器。这使传统戏剧在实际的演出过程中能够迅速激起现场观众的情感共鸣,产生有效互动,从而有力配合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动员实践,其内在逻辑与运作机制仍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兴家计划与生产动员——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改变传统小农的生产经营方式,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制订兴家计划的工作。在实践中,虽然此项工作遭遇了诸多困境,产生了一些不足,但是中共边探索边总结出一套改进与提高的方法,包括宣传释疑、注重策略、干部先订、因户施策、提供贷款、劳动互助、生产竞赛。最终,兴家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彰显的意义更大。这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组织全面扩张、渗透进农民家庭,开展生产动员,制订兴家计划,改造家庭伦理,进行精准扶助,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化与计划化的一次伟大尝试。

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粮赋征收研究

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的粮赋征收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对于财政收入和战争物资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察分析与深入研究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粮赋征收的制度安排,可知征收政策大致分为加强党的领导、根据土地质量制定征收粮赋标准、征收粮赋时采取累进率、粮租田草田粮赋由业佃双方共同负担、特殊情形实行减征与免征并实行粮管制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是在扎实的乡村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依据根据地的现实情况进行调整,照顾各方的利益,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粮赋征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当今做好民生工作仍具有深刻启示。

新四军生产节约运动研究

抗战期间,为了打破日伪的经济封锁,改进作风,提高战斗力,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持久抗战,新四军开展了生产节约运动。运动分为探索准备、大生产局部展开、大生产普遍推广和深入发展三个阶段。在生产节约运动中,新四军妥善处理打仗、练兵与生产的矛盾,解决生产固定性与部队流动性的矛盾,协调部队生产与群众生产的关系,解决生产技术不熟练的问题,克服了生产节约中遇到的难题。新四军生产节约运动的开展,战胜了经济困难,改善了部队生活,提高了战士的觉悟,促进了部队巩固,并在生产节约运动中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以医疗卫生展览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华北革命根据地迷信思想存在、卫生防疫意识缺乏,再加上战争频发和敌伪投毒,疾疫严重威胁着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健康,导致人民生活水平和生产力下降,影响到军队士兵战斗效能的发挥。为此华北抗日根据地举办了一系列包括建立医疗机构和培养医务人员、强调公共卫生与家庭卫生、反对封建迷信与提倡科学就医、自主研发医疗器械与药品等为主要内容的医疗卫生展览。这些展览由专业人士和卫生部门参与筹办,注重展品的选取陈列和观众的互动反馈,增强了根据地人民的卫生观念和政治认同,促进了根据地中西医的进一步合作和卫生防疫事业的进步。

太行抗日根据地妇女党员队伍建设初探

妇女党员是中共党员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是党开展妇女工作依靠的中坚力量。抗战时期,太行抗日根据地将动员和发展妇女党员作为重要工作之一,始终关注着妇女党员的成长和发展。根据地发展妇女党员有特定的入党标准,同时根据地也关注到了妇女党员群体的特殊性,适当放宽妇女入党条件,提高妇女党员比例,完善党员队伍结构。在动员培育过程中,根据地党组织和政府同妇女团体一道,组织进行多种教育,提高妇女党员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各方的鼓励与支持下,根据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妇女党员,她们在战争前后方作出突出贡献,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全面研究根据地妇女党员培养体系,对于当代妇女党员培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廉政建设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其创立、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重视并不断加强党的廉政建设。为进行廉政建设,从健全法律法规、实行精兵简政、加强思想教育、发展民主政治等四个方面,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积累了宝贵的廉政建设经验,对新时代党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合作与共赢:新四军营救美军飞行员探析(1944-1945)

全面抗战胜利前夕,基于中美合作,华中根据地掀起了救援失事飞行员的热潮。根据地军民依托中美展开的气象与通讯合作,为美方提供气象、军事等情报,减少不必要的坠机风险;在事发地不畏牺牲,积极施救,并与美方积极沟通,化解信任危机,确保飞行员被顺利营救。在护送飞行员归队时,坚持速度与隐蔽相结合,有效回避了日军的搜索,保障营救行动的顺利完成。另外,在飞行员居于根据地期间,新四军军民以高标准保障飞行员日常需求,体现根据地军民热情;开办各类欢迎活动,丰富飞行员日常生活;适时展开政治宣传,弘扬我党良好政治形象,使飞行员对中共印象有所改观。纵观营救历程,不仅包含着两国人民跨越国籍的深厚情感,亦对当下正确处理中美关系有着启示意义。

论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

抗日战争时期 ,华北根据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参与。根据地农村政权结构、社会组织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 ,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农民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政治参与对农民自身和中共的革命目标而言 ,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华中抗日根据地缉私述论

抗战期间,日伪不仅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还猖狂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企图弱化我根据地军民的抗战力量。为保持根据地军民抗战经济力,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非常重视反走私斗争,主要是针对粮食、毒品、货币和食盐等物资的缉私。通过强化缉私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缉私规章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缉私队伍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制了走私活动的泛滥,增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实力。

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述论

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是抗日烽火的产物,是党的领导的结晶、革命传统的继承,是中国人民抗日宣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创造性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正确主张,讴歌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民的丰功伟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们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艰苦创业和贴近生活的鲜明特色和经验,为我党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这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妇女解放政策与乡村社会传统——兼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对妇女生活的重构

抗战时期,中共在重构华北根据地的妇女生活进而解放妇女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妇女解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华北乡村妇女的命运,妇女被解放并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有力地冲击了乡村社会原有的家庭格局和传统的两性关系,加速了乡村社会封建秩序的瓦解进程。与此同时,妇女解放政策在贯彻实施的过程中也遭遇了乡村社会传统的抵制和阻碍,中共政权的宏观政策适时地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妇女解放政策和乡村社会传统之间呈现出多重互动、上下交错的复杂关系。

政治宣传与民俗需求:中共对传统年画的利用和改造(1937-1949)

宣传途径是最大程度上发挥政治动员有效性的关键。基于政治宣传和民俗需求的双重考量,中共将传统年画纳入自身的意识形态话语中,通过改造使其成为政治动员的有效宣传工具。这种政治考量使得改造后的年画既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又具有较强的民俗性,最终保证了政治宣传的有效性。

妇救会与中共婚姻变革的实践——以华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各根据地相继建立妇女群众组织"妇救会",广大妇女在妇救会带领下逐渐摆脱封建束缚并走上革命道路。妇救会运用各种方法宣传新婚姻观、调解家庭纠纷,切实深入到妇女群众中,为将妇女从旧式婚姻中解放出来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历史局限性以及妇救会干部自身素质等因素,妇救会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工作方式,影响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充分开展。

华北抗日根据地“组织起来”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考察(1943-1945)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普遍出现严重困难的局面。为此,毛泽东对组织农民的问题不断进行探索,于1943年11月明确提出"组织起来"的口号,并将之作为大生产运动的中心任务而推广至华北抗日根据地。之后,"组织起来"革命话语开始全面建构。华北抗日根据地以利益诱致、广泛宣传、思想教育与典型示范等为手段,以变工组、合作社等多样化形式为载体,把农民组织起来,成功渡过难关,在农业生产、农村社会文化乃至农民性格的改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华北抗日根据地"组织起来"革命话语的建构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话语建构的蓝本,为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论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禁毒法规及其特点

中国共产党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中将肃清烟毒作为社会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确定禁烟禁毒为党的基本政策,并颁行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治理烟毒法规是中共借鉴国民政府、陕甘宁边区相关法规,参酌华北区域烟毒实态特点制定而成的,既有宏观政策,也有各种法规条例,涉及禁止种贩售吸、缉私、奖惩等诸多方面,为查禁烟毒工作提供了立法保障。这一时期的禁毒法规具备鲜明的特点。

华中抗日根据地农村副业和手工业发展述论

华中抗日根据地处于经济十分落后的农村,根据地建设,除了发展农业生产外,就是大力提倡和发展农村副业和手工业,以达到经济上的自给与半自给。在各级民主政府的积极领导和推动下,根据地农村副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合作社作为推动农村副业、手工业发展的重要形式,在根据地得到了普遍的组织与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农村副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保证军需民用,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三三制”与“两面派”——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

华中各根据地在贯彻"三三制"原则的同时,灵活地、创造性地尝试实施两面派政权政策。险恶的政治环境和复杂的政治力量对比,为苏中区和苏南区实施两面派政策提供了充分的现实可能性。苏北、苏中和苏南三个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各有侧重点。苏中和苏南两个抗日根据地,由于政治环境相对苏北区更加险恶,更加注重对伪军的争取工作。如何争取土匪和帮会反封建的进步性,克服其封建落后性,成为对土匪和帮会争取工作的关键。

冲突与调适——华中根据地婚姻习俗变革中的国家与乡村社会

婚姻习俗的变革是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结果,婚姻自由政策推行过程中伴随着革命、性别与传统的复杂纠葛。华中根据地颁布了一系列婚姻自由政策与法令,但新政的推行遇到了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包括婚姻自由与革命整体利益的矛盾,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乡村习俗的制约,代际、性别矛盾等。婚姻自由政策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革命、传统、性别之间存在激烈的博弈与互动。面对种种制约,根据地将妇女权利的提升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尊重旧习惯,利用旧形式,使革命政策尽量与传统习俗相适应;在婚姻变革实践中发挥上层阶级与宗族势力的作用。革命既为妇女带来了婚姻自由的契机,同时也借重于女性的力量;革命既改造着传统婚俗,又受到传统习俗的严重制约。妇女在稍许挣脱传统婚姻陋俗的同时,又不得不服从于革命整体利益。根据地婚俗变革的措施,对当今农村的婚姻、妇女问题仍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