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生产节约运动研究

抗战期间,为了打破日伪的经济封锁,改进作风,提高战斗力,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持久抗战,新四军开展了生产节约运动。运动分为探索准备、大生产局部展开、大生产普遍推广和深入发展三个阶段。在生产节约运动中,新四军妥善处理打仗、练兵与生产的矛盾,解决生产固定性与部队流动性的矛盾,协调部队生产与群众生产的关系,解决生产技术不熟练的问题,克服了生产节约中遇到的难题。新四军生产节约运动的开展,战胜了经济困难,改善了部队生活,提高了战士的觉悟,促进了部队巩固,并在生产节约运动中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

合作与共赢:新四军营救美军飞行员探析(1944-1945)

全面抗战胜利前夕,基于中美合作,华中根据地掀起了救援失事飞行员的热潮。根据地军民依托中美展开的气象与通讯合作,为美方提供气象、军事等情报,减少不必要的坠机风险;在事发地不畏牺牲,积极施救,并与美方积极沟通,化解信任危机,确保飞行员被顺利营救。在护送飞行员归队时,坚持速度与隐蔽相结合,有效回避了日军的搜索,保障营救行动的顺利完成。另外,在飞行员居于根据地期间,新四军军民以高标准保障飞行员日常需求,体现根据地军民热情;开办各类欢迎活动,丰富飞行员日常生活;适时展开政治宣传,弘扬我党良好政治形象,使飞行员对中共印象有所改观。纵观营救历程,不仅包含着两国人民跨越国籍的深厚情感,亦对当下正确处理中美关系有着启示意义。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兴家计划与生产动员——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改变传统小农的生产经营方式,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制订兴家计划的工作。在实践中,虽然此项工作遭遇了诸多困境,产生了一些不足,但是中共边探索边总结出一套改进与提高的方法,包括宣传释疑、注重策略、干部先订、因户施策、提供贷款、劳动互助、生产竞赛。最终,兴家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彰显的意义更大。这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组织全面扩张、渗透进农民家庭,开展生产动员,制订兴家计划,改造家庭伦理,进行精准扶助,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化与计划化的一次伟大尝试。

1941-1943年新四军主力部队地方化问题探析

1941年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中共调整军事战略方针与部队建设方向,实施“精兵简政”政策,将部分主力部队编入地方武装。此举既增强了地方部队的实力,同时与当地民众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共同肩负起坚守根据地的任务,从而使主力部队得以灵活机动地执行战略任务。在战略反攻阶段来临之际,新四军主力部队地方化又为其提供了大批训练有素的干部与兵源。实践证明,新四军的主力地方化在巩固和坚持华中抗日根据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华日本人反战组织研究(1941—1945)——基于华中地区敌后抗战的考察

1940年8月,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成立为契机,在新四军战斗的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起日本人反战同盟支部。1941—1942年,华中地区的日军俘虏初步建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鄂豫支部、苏中支部、苏北支部、淮北支部、淮南支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之间长期处于分散和独立的状态。1944年,为了统一领导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同盟支部,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抗战时期,在新四军各师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敌工部的领导下,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在争取和瓦解日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突出成绩。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调查研究及其意义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主要矛盾的转化,解决革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形成了很多有影响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反映了军队建设、根据地的风土人情及党在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调查研究人员通过开展专题调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将普遍性与典型性相结合,全面客观地开展调查研究,并在调研中透过现象看本质,注重调查策略。调查研究的开展,为政策的调整及转变提供了依据,克服了工作中的困难,推动了各项政策的执行,并提高了干部的工作能力。

抗战时期华中抗日根据地红色海关机构及职能实践研究

华中地区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战场。1938年4月始,新四军各部相继挺进华中地区创建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东、浙东和鄂豫边区八个抗日根据地。为了补充军需供给,新四军各根据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相继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创造性地建立红色海关机构,统一财经政策和税收制度,积极开展税收征管、货物检查和查缉走私等海关职能工作,为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时期红色海关职能持续发挥乃至保障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为建立新中国海关机构、培养造就大批海关干部、人才积累了宝贵经验。

冲突与调适——华中根据地婚姻习俗变革中的国家与乡村社会

婚姻习俗的变革是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结果,婚姻自由政策推行过程中伴随着革命、性别与传统的复杂纠葛。华中根据地颁布了一系列婚姻自由政策与法令,但新政的推行遇到了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包括婚姻自由与革命整体利益的矛盾,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乡村习俗的制约,代际、性别矛盾等。婚姻自由政策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革命、传统、性别之间存在激烈的博弈与互动。面对种种制约,根据地将妇女权利的提升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尊重旧习惯,利用旧形式,使革命政策尽量与传统习俗相适应;在婚姻变革实践中发挥上层阶级与宗族势力的作用。革命既为妇女带来了婚姻自由的契机,同时也借重于女性的力量;革命既改造着传统婚俗,又受到传统习俗的严重制约。妇女在稍许挣脱传统婚姻陋俗的同时,又不得不服从于革命整体利益。根据地婚俗变革的措施,对当今农村的婚姻、妇女问题仍具有借鉴意义。

华中抗日根据地缉私述论

抗战期间,日伪不仅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还猖狂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企图弱化我根据地军民的抗战力量。为保持根据地军民抗战经济力,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非常重视反走私斗争,主要是针对粮食、毒品、货币和食盐等物资的缉私。通过强化缉私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缉私规章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缉私队伍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制了走私活动的泛滥,增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实力。

“三三制”与“两面派”——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

华中各根据地在贯彻"三三制"原则的同时,灵活地、创造性地尝试实施两面派政权政策。险恶的政治环境和复杂的政治力量对比,为苏中区和苏南区实施两面派政策提供了充分的现实可能性。苏北、苏中和苏南三个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各有侧重点。苏中和苏南两个抗日根据地,由于政治环境相对苏北区更加险恶,更加注重对伪军的争取工作。如何争取土匪和帮会反封建的进步性,克服其封建落后性,成为对土匪和帮会争取工作的关键。

华中抗日根据地农村副业和手工业发展述论

华中抗日根据地处于经济十分落后的农村,根据地建设,除了发展农业生产外,就是大力提倡和发展农村副业和手工业,以达到经济上的自给与半自给。在各级民主政府的积极领导和推动下,根据地农村副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合作社作为推动农村副业、手工业发展的重要形式,在根据地得到了普遍的组织与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农村副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保证军需民用,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华中抗日根据地缉私述论

抗战期间,日伪不仅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而且还猖狂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企图弱化我根据地军民的抗战力量。为保持根据地军民抗战经济力,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非常重视反走私斗争,主要是针对粮食、毒品、货币和食盐等物资的缉私。通过强化缉私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缉私规章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缉私队伍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制了走私活动的泛滥,增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实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缉私工作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华中抗日根据地缉私述论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创建并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期间,日伪不仅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而且还猖狂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企图弱化我根据地军民的抗战力量。为保持根据地军民抗战经济力,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非常重视反走私斗争,主要是针对粮食、毒品、货币和食盐等物资的缉私。通过强化缉私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缉私规章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缉私队伍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制了走私活动的泛滥,增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实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缉私工作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论华中抗日根据地救灾工作中的救济措施

在中国,素有"无灾不成年"之说。抗战爆发后,面对人祸天灾,中国共产党把救济灾民、扶助贫弱作为施政的重要内容。华中抗日根据地各民主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精神制定出适合各地实情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具体行动纲领。在灾害发生时和灾后,充分调动政府、社会、个人诸方面的力量,采取有力的救济措施以解灾民燃眉之急。本文试对华中抗日根据地救灾工作作一尝试性探讨。

《真理》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党风建设

《真理》是中共中央华中局于1941年在苏北阜宁创办的一份党内刊物。在其创刊过程中,始终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传播马列主义、阐明党的政策、总结交流党建经验、推介党员英模事迹。注重党风建设宣传,从不同角度,多层面地论述了党风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相关问题,为加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作用,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华中根据地对传统婚姻习俗的改造

在华中根据地创建之前,该地盛行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主婚权在父母或长辈,婚姻程序较为复杂,彩礼成为民众的重要负担,妇女地位较低,并存在种种婚姻陋俗。根据地创建后,倡导自主婚姻,简化婚姻仪式,提倡适当的彩礼,打破门户观念,树立新型的择偶观,革除种种婚姻陋俗,保护了妇女权益。通过对婚姻习俗的改造,妇女地位得以提高,家庭关系变得更加和谐,妇女积极参加抗战、拥军和生产。根据地在改造婚姻旧俗与提高妇女权益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向父权制宣战,解决性别矛盾,更注重动员妇女投身革命,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与婚姻观念,从而在大的社会变革中从根本上提高妇女地位。

中部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SWOT分析

中部贫困革命老区经济社会稳步发展对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中部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在地缘性、劳动力、自然资源和革命作风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面临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中部崛起及产业梯度转移加速等良好机遇,但同时存着资金积累不足、基础设施落后、收入外部性依赖强、专业人才匮乏等劣势与挑战。据此,在结合其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下,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组织与动员:华中抗日根据地群众团体研究

中共在大革命时期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开展群众运动的基础和经验为华中地区的民运工作提供了基础和依据。就徐州会战前后华中的形势而言,民众的组织与动员更有其迫切性。中共将组建群众团体作为群众工作的支撑点,新四军在华中进行了全面的实践。到1944年前后,根据地内900万人口被组织到群众团体中,占总人口的30%。最先组建农抗会,再在农抗会基础上组建青、妇、儿等其他各抗会,最后走向联合,是群众团体发展的一般规律。党的政治领导和群众团体自主性相结合是群众团体生机和活力的保证。组建群众团体的关键是深入民众为他们谋利益。群众团体是根据地民众动员的最有效手段。

新四军抗战演剧机制论析

新四军以戏剧作为承担文化建军重任最主要的艺术形式,开展了抗战演剧运动。其中,部队和华中根据地地方剧团以及院校等机构共同组建的动态三角结构形成保障演剧运行的组织体制;以新型创作伦理为内动力,通过对移植和改编剧目“推陈出新”,培养“本土”作家积极创作,以及“编剧的群众路线”,生产出丰富的戏剧作品;而通过将演剧活动置于民俗场域,则又搭建起稳定的观剧认同结构。它们之间以良性互动的关系建构成具有新四军及本地区特点的演剧机制,保障并推动演剧运动形成及可持续运行发展,形成戏剧发展的繁荣局面,并发展出具实践性、战斗性、人民性的文艺传统和美学风骨。

贺绿汀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音乐活动研究

贺绿汀于1941年5月至1943年3月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战斗和生活过,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许多重要的音乐作品,并为苏北抗日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人才。贺绿汀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创作的音乐作品是其音乐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品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思想和音乐风格。贺绿汀为华中鲁艺以及鲁工团培养音乐干部的过程也体现了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学习和研究贺绿汀这一时期的音乐活动,可以传承抗战历史中出现的优秀音乐文化,弘扬老一辈音乐家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