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与统纪化:“儒法国家”,抑或大国礼治?

“儒法国家”作为概括中国秦汉以后政治系统特质的既有模式,没有充分估量礼治对于中国国家结构的奠基意义,易于呈现为古今断裂的历史政治叙事。周礼所开启的中心统合主义原理展现为一体化与统纪化。一体化包含了统治权力一体化、族群伦理一体化、家国经济一体化,由周礼中的分封、宗法和井田开其端,深刻影响了郡县大一统的制度体系。统纪化是指礼治秩序精神的历史性延续,分别呈现为生统、宗统和治统,三统相系相维而不断推进一体化进程。正是大国礼治所展现出的一体化和统纪化,使我们在面临秩序危机的时候赓续了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结构,在进一步推进族群、经济和治理层级深度融合的进程中完成了文明古国的现代转化。

唐代两税法改革央地博弈及其启示

唐代的两税法改革是中国税收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该改革的关键特点是从实物税转变为货币税。本文认为,这种变化是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之间博弈的结果,前者得到了自耕农、中小地主阶级的支持,后者得到了士族地主阶级、大商人阶级的支持。通过分析唐朝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可知,中央政府试图用铜钱代替实物征税,尽管中央政府取得初步成功,但由于自耕农、中小地主阶级在战乱中实力衰弱,改革在割据藩镇和士族地主的联合绞杀下失败。这次改革的失败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加速了唐朝的衰落。这一历史事件为今天的税收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教训:改革应循序渐进,充分考虑民意,确保税收制度的公平性和效率,强化中央集权并坚持依法治国。这些原则对于中国税收制度的现代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助于建立更加公正和有效的税收体系。

数字货币强制执行的问题与化解

我国法院迈向切实解决执行难的进程也是执行制度迈向适配数字金融治理的进程,强制执行的法定性、非抗辩性、要求协助性及惩防措施的准确性,与制度和技术之中的数字货币之隔阂是对数字货币强制执行的问题所在。作为金融创新的产物,私人数字货币为特定的虚拟财产,实体法应当明确,法院应依履行基础有无分别判决交付返还原物和返还财产性权益。此后强制执行中的执行标的是非金钱债权,为解决判决返还原物后的执行难,法院应建立与数字货币平台的联动执行机制。作为金融普惠的产物,央行数字货币是特殊种类物,此后强制执行中的执行标的是金钱债权,央行数字货币的执行查控和执行惩防机制应当得到完善。法院在对两类数字货币的强制执行中都应实现强制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微观面向和宏观面向相统一。

社会交互成本理论与社会信用法的法理重构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探索实践面对法治拷问,社会交互成本理论对社会信用法治之路将如何前行进行了回应。该理论通过揭示和描述社会信用机制的内在规律,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当前实践给出了学理解读。在社会交互成本理论看来,社会信用建设现有的法治探索经验显示,社会信用法在法律的调整对象等一系列方面已然显现新的特征,以“行为本位”为前提的法理思维已经无法涵括社会信用法领域出现的新的法律现象。在依据社会交互成本理论形成的法理观念看来,社会信用法的调整对象已不只是信用行为,而是信用行为习惯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调整手段不只是国家的强制力,而是国家强力规制与社会自我管理有机融合;调整方式不再是单纯的负面惩戒,而是以正向调整鼓励守信为主。

《立法法》试点立法条款的分离设置及其权力逻辑

本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改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统一规范试点立法条款的共识性建议,但最终并未被采纳,而是对有关制度采取了分离设置模式。盖因此种建议的强守法主义逻辑与立法内在要求相悖,其单向视角亦未能顾及央地关系的核心现实。试点立法分离设置设计体现出差异化的权力运行方式与制度目的:由中央主导的试点制度,授出专属事权以实现特殊法治状态;由地方负责的试点制度,创新规范形式以塑造特定法治区域。其差异背后仍呈现出一以贯之的立法权配置逻辑:明确中央专属立法事权以维护法制统一,根据距离专属事权远近分层次减少对其他事权规定限制以释放改革活力。

论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核心

民主集中制是既先于“党内法规”名词产生又贯穿于党内法规制度的核心原则,集中反映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和主要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民主集中制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构建的价值贯穿作用更加凸显,民主集中制的内涵要素分别与党的组织法规、领导法规、自身建设法规和监督保障法规的价值取向相互契合,成为引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核心原则。新时代强化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要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推动作用,确保党内法规执行的正确方向,促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高质量建设,明确党内法规执行责任,推动党内法规执行更加关注党员权利和党内民主,强化党内法规执行监督效能。

一致性规则的域外演进与中国路径——以黄河流域环境保护法律的体系完善为视角

黄河流域的保护需要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法律制度支撑。借鉴域外一致性规则在内河流域管理中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黄河流域的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致性规则相对于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具有独立性和扩展性,有助于实现国家环境保护目标,并契合我国法律体系的精神。为推动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我国应在多个层面引入一致性规则。首先,应统一和优化环境保护标准,确保不同区域和部门的政策协调一致。其次,应设立跨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估专家委员会,以实现环境影响评估的综合化和科学化。最后,应进一步强化法律的实施与监督机制,确保相关法律法规得到有效执行。通过这些措施,我国可以在黄河流域的保护与管理中实现更高水平的法律保障。

我国医用耗材集采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研究

目的:归纳分析我国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过程中相关主体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为完善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行为监管提供一定参考。方法:搜集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相关学术文献、政策文件、官方报道、法律法规及裁判文书等资料并汇总分析,梳理存在问题。结果: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过程中药械企业、医疗机构、招采机构可能存在多种违法违规违约行为,相关法律法规暂未出台,现行处理依据主要为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与各地政策。结论:目前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存在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违法违规行为监管困难等现实问题,建议尽快出台医疗保障法、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配合,以推动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高质量发展。

权力动态配置下的董事会中心主义

新《公司法》在公司机关权力配置上偏重董事会,有限地确立了董事会中心主义,但仍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方面,对剩余权力的归属规定阙如;另一方面,未有针对性地回应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之间的差异化治理需求。对此,应当充分利用《公司法》的留白和任意性规范所营造的规范自治空间,按照“常量经营权+变量剩余权”的董事会权力配置模式,构建适应性品格突出的中国式董事会中心主义。具言之,允许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份公司等封闭公司的权力中心上移,由董事会向股东会让渡部分经营管理权,以提高决策效率;在以上市公司为典型的公众公司中下沉权力中心,将董事会的部分经营管理权力下放至经理层,构建监督型董事会。这一职权配置模式在耦合“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一现代公司治理范式的同时,也能够兼顾不同规模公司的治理实际。

线状排泄带对地下岩溶发育的控制及富水区形成的作用——以费县岩溶含水系统为例

为了在费县寒武-奥陶纪碳酸盐岩分布区寻找富水区,建设集中供水的水源地,通过河水流量监测、水文地质钻探、动态监测等勘查和试验手段,查明了费县岩溶含水系统的含水层主要为炒米店组至八陡组碳酸盐岩裂隙岩溶含水岩组。含水层具有相对封闭的边界条件和基本统一的水动力场和水化学场。该系统分为补给区、补给径流区和汇集排泄区,岩溶最大发育深度分别为132m、200m、300m,含水介质由溶蚀裂隙、溶孔渐变为溶穴、溶洞。研究认为:线状排泄带的形成与地形南北高沿河低、北部弱透水岩层的阻挡和河床岩溶含水层直接裸露有关。沿浚河、温凉河、祊河岩溶水的线状排泄带对岩溶发育的强度和深度有重要的控制作用。主要线状排泄带附近形成了单井涌水量5000~10000m~3/d和大于10000m~3/d的强富水区,为费县城市生活和工业集中供水的优选地段。

基于复杂网络的中国南方航空网络研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内航空运输网络的不断扩大,航空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对航空网络的研究具有较大的意义。文中以中国南方航空公司2021-2022年冬春航班计划为基础,运用复杂网络的基础理论分析中国南方航空航线网络的特性,将南方航空网络的特性与中国航空网络的特性进行对比。再运用度中心性、介数中心性、接近度中心性三种中心性分析指标对南方航空网络进行节点重要性排序,分析在不同中心性指标因素下节点的重要性。最后对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展望。

从“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看唐明两代君主集权方式的变化及其启示

“轻其轻罪,重其重罪”是明代君权高度集中的结果。君主集权作为专制主义下的必然趋势,但在唐明两代却呈现出不同方式。唐代君主较多采用分权制衡的方式,防止大臣一家独大威胁君权,从而实现集权。而明代废除相权带来了君权加重,为了有效驾驭极重的君权,明代君主的集权方式多样而激烈,典型表现就是通过严刑峻法与超强社会控制在肉体与精神上彻底消灭威胁君权的因素,从而达到集权的目的。这也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法制的畸形发展,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通过对比唐明两代的君主集权方式,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当今法治建设中,一方面要保持法律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以法律为改革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则应汲取“法深无善治”的教训,使法律简而能禁,从而构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良法善治体系。

中央苏区婚姻制度变革的法律实践——以两部婚姻法为中心

对中央苏区婚姻制度变革的法律实践进行观察发现,中国共产党变革婚姻法律制度的基础主要包括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开展、妇女思想解放等,毛泽东同志提倡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偏重保护女子等弱势群体利益以及推动妇女解放、帮助女子实现经济独立等主张,深刻影响着立法工作的开展,并在中央苏区两部婚姻法律中得到体现。《苏维埃婚姻条例》与《苏维埃婚姻法》以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原则为核心,细化婚姻登记制度,保护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并出于革命需要对军人家属的离婚自由作出一定限制。婚姻制度的变革促进了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瓦解,实现了妇女解放,为中央苏区的建设以及后续婚姻立法积累了宝贵经验。

盗窃法定数字货币行为的刑法认定

法定货币数字化在技术上实现了货币从法律意义上的种类物到特定物的跃迁,可以有效提高货币运行效率、充分发挥反洗钱等国家治理功能。法定数字货币虽然安全系数较高,但仍然存在遭遇盗窃等侵财犯罪的风险。针对以法定数字货币为犯罪对象的新型侵财犯罪,重点关注“打破旧占有、建立新占有”的传统刑法认定模式明显力有未逮。考虑到法定数字货币的技术属性与法律属性,在判断其权属时,应分别针对法定数字货币的表达式和作为货币财产的内容加以讨论。具体来说,应结合法定数字货币的不同应用场景,在危害行为类型、危害结果表现以及非法占有目的与法益和行为相呼应三个层次,重构盗窃数字人民币行为的司法认定标准,并将其作为完善数字时代侵财犯罪刑法认定模式的初步尝试。

论我国《商标法》的私权中心主义——《商标法》公法秩序与私权保护之定位

商标法是调整商标权取得、变更、消灭和保护的法律。我国《商标法》经历了由管理法到权利法的转变,权利法渐趋主导。商标权毕竟是经行政程序产生和变化的权利,具有财产性和公共政策性的二重性。商标权运行中公权与私权相互交织,公权运行与私权保护的恰当定位应当首先遵从公权与私权的体系划分,并强化尊重和保护私权的理念,尊重商标选择的多元性和必要的商业表达自由,遵从私法秩序与加强信赖保护,兼顾权利保护与维护秩序的利益平衡,以及尊重意思自治与适当限制私权行使。《商标法》应当坚持以商标权的制度构建为中心,纳入品牌建设的政策性内容务必慎重。

从分散化转向集中化:我国体育赛事知识产权立法模式考量

我国目前的体育赛事知识产权保护适用的法律较为分散,具体表现在法律渊源层次的分散和保护对象的分散,这一模式不仅存在大量的立法漏洞和冲突,法律法规的局限性和时效性还会产生高昂的成本。究其原因是分散化的保护模式与体育赛事知识产权的内在特点相违背。为使我国体育赛事知识产权得到周密性、高效性的保护,须逐步构建一个与体育赛事知识产权本身特点相契合的集中化立法体系。基于立法成本、立法适用等现实因素的考量,我国应首先确立相对集中的体育赛事知识产权立法思路,进而逐步构建集中化立法模式。

Acupuncture as a bioinformatics science and a proposal for the recognition of a new law of nature “Law of therapeutic neuromodulation”

Brain, an organ similar to a computer, is the ultimate director of the body1. This means that organs, tissues and cells are under its control and that these parts of the body do not control what happen to them. If the brain is functioning properly, we have health;and if it works wrongly a disease will show. Acting on the brain by neuromodulation, by means of acupuncture, homeopathy or even allopathic drugs can produce a therapeutic respons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cognize this effect and propose a new Law of Cure which explains how several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CAM) systems work. In this theory, acupuncture works by stimulating peripheral sensory receptors and transmitting information to the brain which in turn will trigger a curative response to the affected organ. In this sense, acupuncture is an informatics system for a biological system, and therefore it could be considered part of the bioinformatics sciences, in the same idea that the brain is a living computer which has inputs and outputs and controls all process inside the body.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the basis for this theory.

试论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政府权力扩展及影响

通过颁布1848年《公共卫生法》,英国政府扩展权限,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在政府权力扩展过程中,英国政府能够顺应时势,改变权力拓展的方式与方法,不再追求使用卫生工程学或医学知识进行集权化管制,而是创建地方政府事务部,以地方为中心,构筑良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仅提升了人们对于政府执政能力的认可,也有利于呵护整个社会的环境卫生安全,推动当时医疗服务机制的发展完善。

新时代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问题及法律规制探究

近年来我国在立法层面不断提高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重视度,着力于构建现代化生态文明城市。在我国高速城镇化进程中,作为由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发展而来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制度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和完善,立法和政策也不断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提供愈来愈细化的支持,使其逐渐成长为城市管理领域的跨部门综合执法,并最终演变为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并不相同的概念。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理论基础和概念阐释入手对我国当前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现状进行了条分缕析,指出其存在的诸如立法体系不健全、执法机制不成熟、配套机制不完善等困境,并对其背后的法律层面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后,认为应当从健全立法,有效保证执法依据;规范执法,落实法律保障人权;完善配套措施,形成执法长效机制等方面入手加以解决,从而使其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我国的市域社会治理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女性主义法学的反思与重构

1995年至今,中国女性主义法学已实现从兴起到发展的迈进。然而,或出于引介带来的比对偏差,或基于法律万能论和立法中心主义造成的认知局限,其间亦有诸多不足。为弥补之,一是要批判“法律的性别为男”的预设,跳出性别主义二元论框架,代之以性别平等视角下的女性法制处境考察及修补性身份重塑;二是打破法律万能论的基调,认识到法律局限的固有性,转而限缩原有的目标设定,并与其他社会控制力量一道促进中国女性解放;三是超越立法中心主义的视域局限,通过侧重实施来彰显法律在推进性别平等方面的生命力和权威性。以反思和重构助推发展只是阶段性任务,从长远看,所期待的不是中国女性主义法学得到何等的发展,而是其伴随女性法治处境的极大改善逐步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