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法》试点立法条款的分离设置及其权力逻辑

本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改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统一规范试点立法条款的共识性建议,但最终并未被采纳,而是对有关制度采取了分离设置模式。盖因此种建议的强守法主义逻辑与立法内在要求相悖,其单向视角亦未能顾及央地关系的核心现实。试点立法分离设置设计体现出差异化的权力运行方式与制度目的:由中央主导的试点制度,授出专属事权以实现特殊法治状态;由地方负责的试点制度,创新规范形式以塑造特定法治区域。其差异背后仍呈现出一以贯之的立法权配置逻辑:明确中央专属立法事权以维护法制统一,根据距离专属事权远近分层次减少对其他事权规定限制以释放改革活力。

OECD国家政府间财政关系:挑战、应对及其经验借鉴

本文针对20多年来OECD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分析表明,面对支出责任划分不明确、地方政府收支责任不匹配、纵向和横向不协调三大挑战,有些国家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进行了成功的尝试,有些国家改革则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税收分权、转移支付等体制机制改革,提出基于OECD相关实践经验的可供借鉴之处。

自然保护地委托代理机制与事权清单探索

研究目的: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的背景下,探索自然保护地事权清单背后的理论逻辑和判定方法,为协调自然保护地管理过程中的发展与保护、中央和地方两类重要关系提供参考。研究方法:从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公平兼顾原则和政府纵向间约束机制三类理论出发,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方法,明确了自然保护地委托代理机制和权责。研究结果:(1)自然保护地委托代理机制面临治理对象复杂、治理范围难界定、利益主体多元的三重特殊性。(2)兼顾效率、公平和稳定原则,按照“职责判断—效率评估—公平界定—风险衡量”4阶段的事权判定流程,可实现了事权的清晰划分。(3)形成涵盖中央事权58项,共同事权75项,地方事权39项的自然保护地委托代理的事权清单。研究结论:充分考虑自然保护地的本质特征、功能价值与治理难点,明确各类公共物品供给职责,规避民众统治风险和地方代理风险,实现效率最优决策和治理公平,是自然保护地委托代理机制成功的关键。

农民集中居住区的组织变迁:体制转型与机制重塑

管理体制的制度变迁和社区治理机制实践,构成农民集中居住区的组织形态,反映了农民集中居住区治理主体及其权责关系。当前针对农民集中居住后的“村改居”“撤村并居”管理体制改革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形成多元化的管理模式。但是,受集中居住安置方式差异的影响,不同管理模式中制度设计遭遇的社区结构有所差异。在农民集中居住区治理事务的刺激下,管理体制以重构权责关系的形式因地制宜形成不同的治理机制,包括属地管理模式、管委会模式与第三方托管模式。农民集中居住区治理机制的权责关系重塑实践,以地域空间为对象形成治理单元再造、治理力量统合、治理事务分流的治理格局,建构起基层政府治理能力。

是中央控制,还是地方独立——政治影响下的财政分权检验

本文以收入、支出、自主三种财政分权指标为因变量,引入来源于中央委员的地区政治影响力指标,考察了我国还极少研究的财政分权决定因素。政治影响力对财政分权发挥直接的负向作用,这表明中央借助中央委员的政治权力影响,使财政资源向中央集中。政治影响力对行政政府和行政官员发挥间接型的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行政力量在关联政治权力的激励和保障下,能够为地方攫取到更多财政资源。这些证据表明,推进财政等分权改革,优化中央—地方关系,不能忽视深层次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

中法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比较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法两国政府先后开启了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的新进程。对两国的改革实践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其同一性和差异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选择性集权与国家治理转型——基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考察

良好的国家治理是保证改革开放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国家治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地方分权的改革在带来改革初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通过进行选择性集权化改革,中国正在逐步克服此前国家治理的弊端,从而有效地克服了国家治理面临的危机和挑战。

国内近年来对府际关系研究综述

府际关系是一国政府行政体系内的不同层级之间、不同部门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及部门与地区之间的关系,从主体的角度看,简言之就是块块关系、条条关系和条块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国内政府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府际关系的研究成为重要课题。

央地关系视角下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研究

我国地方政府具有上传下达的双重属性。《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均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具有管理地方性事务和执行中央、上级政府命令的职责。这种独特的分权体制被认为是奠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基础。基于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更倾向于落实省级政策,同时对地方性事务予以了一定回应。但是,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受财政因素的影响更大,人口、地理因素的影响非常有限,规范性文件制定受到的经济激励较为明显。此外,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地级市并没有制定更少的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并没有替代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显然,单纯指望赋予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难以抑制地方政府制定红头文件的冲动。

“多规合一”改革中的政府事权划分

文章讨论了我国市县层面“多规合一”改革中的进展和问题，认为目前的症结在于政府事权划分不清。要继续推进“多规合一”改革，就必须实现空间事权在横向职能部门之间和纵向各级政府之间的合理划分，根本举措在于打破目前中央和地方“事权共担、部门同构”下各层级规划体系“上下一般粗”的格局，按照“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构建中央层面遵循“协调”模式和地方层面遵循“整合”模式的空间事权划分类型。

论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制度的科学设计

我国区域性金融波动剧烈频繁,与金融法治缺失所致的监管失衡不无关系。由于中央金融监管放权的法律供给缺位、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规范性文件有效供给不足,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实践存在着模糊化、分散化、多重化和碎片化等问题。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避免地方金融监管目标异化,我国应当坚持“中央监管为主,地方监管为辅”,“明确中央和地方监管权责,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确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的各自目标,构建中央-地方综合性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中央-地方金融监管统筹协调。

权力制约: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中央与地方的有限分权实现对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有效制约。基于权力制约目标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集权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只是国家整体意义上权力内部的纵向职能分工,不具有权力纵向制衡意义的分权功能。建立有限政府、实行单一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既是控权模式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中国周边外交的当前态势和未来重点

中国周边外交在20多年的时间里形成了大国关系重心和东南亚与中亚两个次地区重点方向,一个重心和两个重要方向相辅相成且相得益彰,推动中国周边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近三四年来中国践行的"亲诚惠容"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是前一个历史时期周边外交的继承和发展。在新的战略形势下,中国外交工作有必要进一步强调中国外交总体布局的战略重心以及相应的长远战略运筹,进一步确定周边次地区方向的轻重缓急排序,并在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内坚持以东南亚方向作为周边外交的最优先考虑。

新中国70年中央和地方关系研究的进展及其深化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从政治学界对此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包括现实制度变迁、职能定位调整以及未来发展走向三个层面。在现实制度变迁层面,主要体现为如何实现中央和地方的合理分权;在职能定位调整层面,主要体现为中央和地方权力职能转型与功能调整;在未来发展走向层面,主要体现为维护中央权威、调整条块关系以及两者权限的规范化等内容。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需要结合新时代的新变化,进一步推进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中国外交70年专家谈(之三)——全球治理、军事外交、中东欧合作、中等国家关系

自2019年1月以来,为了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外交进行深入研究,课题组牵头组织了十场专题研讨会,邀请百位学者围绕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本刊选编部分专家观点,连续刊发专家谈。本期主要选编全球治理、军事外交、中东欧合作及中等国家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有关专家认为,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为全球治理积极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坚定维护全球治理体系,积极支持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军事外交已经成为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等并驾齐驱,共同为中国国家利益护航的重要手段和依托。对于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有关专家一方面探讨了中东欧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与“16+1合作”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分析了合作的特殊性与创新性,以及“当务之急”与应对之策。对于中国与以色列、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巴西的双边关系,也从历史经验总结、前瞻发展等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突出强调了全方位发展这些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空间规划体系演进中的央地关系逻辑研究

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期,重新审视央地关系,更好地应对空间碎片化管理现状,对建立统一空间规划体系、提升空间治理效能十分关键。基于此,文章采用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理论框架,在我国庞大的治理规模与负荷背景下,剖析空间规划体系演变过程中的中央统辖权与地方治理权之间的张力演进,并以建设用地指标这一央地博弈的焦点作为案例展开具体分析,以期为过渡期正在开展的国土空间规划实践工作提供参考。文章认为:(1)在政府市场关系调整过程中,我国空间规划中的地方自由裁量权逐渐扩大,中央周期性的国家规划机构改革以及采取的周期性规划调整与修编工作是央地之间张力协调的重要表征。(2)空间规划体系的演进,是央地关系演变在空间治理领域的体现,由中央应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耕地保护等目标之间矛盾的战略调整所引发。(3)在面向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阶段,应针对开发与保护等不同目标做到有针对性的“收与放”,避免地方政府的“要素空壳化”,最终实现空间治理效能的提升。

权责内洽机制是央地关系的核心

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首要任务,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深化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需要在深入认识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背景基础上,考量适合一国特点的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模式和推进方式。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需要充分认识"中央决策,地方执行"的政治要求,在此基础上选择恰当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模式,无论是项目法划分还是要素法划分,最终都要充分体现调动两个积极性的问题,核心是权责内洽机制的形成。

基于SRM的电网企业二级物资集中采购策略研究——以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为例

采购是供应链管理的重要部分,无论政府还是企事业单位,都对采购管理的模式高度重视,希望采用高效、合理的采购模式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管理能力,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供应商关系管理(SRM)也是随着供应链管理模式(SCM)在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和普及发展的。文章通过运用供应链管理理论对云南电网有限公司集中采购流程进行的实例研究,提出了一个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基于SRM实现的二级物资集中采购策略方案。

中国分配问题的法治思考:制度与逻辑之维

在分配矛盾日益尖锐的今天,有必要认真理解中国的分配问题。中国的分配问题有其制度性成因。由于权力无法在纵向间与横向间合理配置,造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紧张和行政权的偏大,在这两个现象的相互作用之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格局失衡,政府与民众的利益分配矛盾丛生,民众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要有效地解决分配问题,就要解决央地关系紧张与行政权偏大。认真对待公民权利、满足民众合理诉求,通过强化外部监督力量制约公权力内部的扩张,从央地关系紧张状态过渡到央地民关系平衡状态,为权力纵向间的合理配置创造条件。通过立法权的复位与司法权的强化,落实财税法治,对行政权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实现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各司其职,达至权力横向间关系的平衡与配置的合理。

空间治理央地权力配置的逻辑展开与法治进路

空间治理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意在基于空间主导功能确定不同区域的治理任务。为了满足不同功能空间的制度需求,须进一步优化中央和地方在不同空间中扮演的治理角色。对于因涉国家战略而需严格管控的空间,应强化中央纵向调控,保证管控任务顺利完成;对于因功能异质而需区别对待的空间,应发挥地方积极主动实现细化治理;对于因功能关联而需地方联动治理的空间,应基于辅助性原则的理念界分层级之间的协调任务,促使地方联动共治。在改革路径上,应基于空间治理事权、立法权、组织权协同配置的思路推动央地权力优化,明确中央围绕严格管控空间的专属性权力,强化地方在功能异质空间治理中的自主性权力,并界分层级间针对功能关联空间的协调性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