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起点 关于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史实考证

从学术史梳理的角度出发,对现有关于毛泽东1955年1月15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记载进行考证,认为存在会议名称不唯一、日期定论缺铁证、出席名单有差异、排名顺序不合规等四处“硬伤”。通过重新解读持论证据,覆核相关原始档案,深度溯源关键性时政史料与史事,结合中央书记处20世纪50年代的会议制度,提出新的考证结论,订正会议召开日期为1955年1月16日,从而明晰了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起点。

陈云与新时期民主集中制的恢复与健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致力于探索在新的执政条件下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问题,对处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制、民主与纪律、党的领袖个人与集体等重大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通过建立健全党规党法以维护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了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一系列党内民主制度;恢复了中央书记处制度及集体领导体制,在中央以总书记制取代主席制。这些思想从理论上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在陈云和邓小平等共同推动下,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原则在实践中得到了恢复和健全。

南方局的新闻工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或影响的新闻媒体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坚持人民群众在新闻报道中的主体地位,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和报道的灵活性相结合,有力揭露和遏制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积极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曹魏西晋的皇帝诏令与行政运作

曹魏至西晋,拟诏机关为中书省。当时三省的机构职能尚未完全确定,拟诏机关及人员不绝对是中书省及其属官。诏令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在具体运作中,很多诏令直接指明了执行机构或具体执行者。为了正确贯彻自己的意图,皇帝还会在前诏的基础上发出新诏,对如何执行做出明确而详细的指示。在诏令的发布和执行过程中,会有多次的反馈和调整:反馈包括预前反馈和同期反馈;调整既有对诏令本身问题的调整,也有对执行不力、违背诏令精神行为的调整。曹魏西晋皇帝诏令的形成和执行过程说明当时的行政运作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元朝末代中书右丞相也速行迹及其与时局关系探究

元朝末代中书右丞相也速从怯薛出职,在讨伐红巾军战争中立功,官至知枢密院事、辽阳行省左丞相.在元惠宗与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的斗争中也速支持顺帝,官至知枢密事、中书左丞相,而在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控制朝政后被罢要职.在元亡之际,被元惠宗委以中书右丞相之要职.在1368至1369年,也速以所领诸军退入草原,成为北元初年抵抗明军、在草原站稳脚跟的重要支柱力量.

习仲勋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贡献

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人。20世纪80年代,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的7年时间里,分管党的统一战线包括民族、宗教、侨务等方面的工作,以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宽宏大度的政治修养,平易近人善交朋友的工作作风,为开创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尤其是他在理论上的深入思考和新的创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践和理论,为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实现新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王言撰制与魏、齐文运承变

自北魏熙平年间迄至齐末,笔盛文衰成为基本的文运态势。温子昇、邢邵、魏收因在中书、门下掌撰王言而相继成长为文坛领袖,制诰权的予夺更成为当局塑造并控御文坛的有效杠杆。魏收“大才士”论抬高辞赋的人才评价功用而贬低“章表碑志”,实在于摆脱舆评对于文枢秘职所持“几案之吏”的固化印象。魏收在高齐皇权的扶植下成为军国文书、国史礼律的主撰者,同时也变成文坛争议的焦点所在:针对王言撰制的程式化与原创性,魏收与邢邵展开争鸣;围绕制诰权与监史权,魏收又与阳休之产生朋争。上述汉人文官内部的矛盾至齐末让位于胡汉之争,文林馆为魏收、阳休之、祖珽、张雕等文儒领袖联合应对鲜卑排汉提供了契机。文林馆隶属门下,又充分吸收中央文枢部门、公府以及并州军府的后进文官,在主导北齐国家文化建设的同时,也附加了对抗鲜卑贵势的政治功能,客观上又为周、隋中央文枢组织建构以及文坛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共中央档案工作机构的百年变迁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中央档案工作机构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迁:1921—1926年为孕育阶段,中央局最初由宣传主任兼理档案,之后设立秘书管理档案;1926—1959年为正式产生阶段,中央秘书处先后设置了文书科、文件保管科与材料科等科室,档案工作机构日益走向专业化;1959年至今为不断完善阶段,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历经多次机构改革,已经发展成为集中统一管理党政档案的专门机构。中央档案工作机构的百年变迁,体现了党对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映射了党领导下档案工作筚路蓝缕的发展轨迹。

试论南齐中书的地位与权力——兼与姚建根先生商榷

南朝萧齐时中书省所属官吏主要有中书监、令,中书侍郎和中书舍人,三者在地位和权力上都有很大差别,且随时代的发展而有变迁,并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同时,这种地位与权力的变化还反映了当时士族衰落、寒人兴起的历史趋势。

汉魏时期中书机构的沿革探析

"中书"早在汉武帝时只是用宦者行使尚书的职责,没有形成独立的机构。宣、元二帝时中书权力有所扩大,但成帝时却被废除。曹魏时期正式确立中书省,其职能除保留西汉中书的职掌外,也包括草拟诏令,并对曹魏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汉与曹魏虽均有中书官,它们却不是直接继承关系。

元代怯薛新论

怯薛是蒙元王朝政治体制中的特殊组织,元代高级官员多出身怯薛,怯薛出仕后仍保留原先职务,而且怯薛世职是他们真正身份和地位标志,外廷官称只相当于一种临时的差遣;怯薛是巩固其成员同君主间主奴关系的工具,且怯薛的中枢地位使得蒙古权贵同大汗或皇帝间的主奴观念在整个官僚体制中泛化;所谓的怯薛预政,并不属于非常行为,而是其成员参决政务的合法形式和途径,将这种参政方式看作近侍篡夺中书省权力是在拿中原王朝的政制模式去套其实不一样的蒙元王朝政治结构。

论元代中书省的本质

元史学界主流意见认为,元代的中书省基本上是一汉式宰相机构.本文围绕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两项内容,从元代宰相制度与唐宋等朝代宰相制度的比较、元代尚书省和门下省设置风波、中书省与行省关系、中书省与怯薛关系等方面,论证了元代的中书省尽管拥有汉式官署名称和官职称号,但本质上并不是传统宰相制度的自然发展,而是大蒙古国时期大断事官机构的延续.

中央秘书处与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演变

中央秘书处的成立与发展推动了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演变。即通过以专业化分工为突破口,促进文书、档案工作专业属性的提升,并最终完成二者的分置;同时也促进了秘书工作的规范化。这一演变满足了社会对于文书、档案工作日常服务功能的需求。同时,其也面临着目标模式与发展路径再建构的任务,从而实现与社会主体间的合作互动与共同发展。

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再探

学界对于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已有不少成果涉及,但关于这一会议的细节研究则较少见到,且在已有成果中还存在着矛盾之处。这一决策的背景是苏联在国际社会承诺分享有关原子能和平利用经验后,中共中央经过深入讨论、准备才做出的,会议的核心决策是发展原子能事业,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并未悉数参加。深入探究这次会议的诸多"细节之谜",对于准确阐释中国核事业决策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与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共中央书记处

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其政治生涯与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职权演变和发展历程紧密相连:在中共八大前,邓小平参与中央书记处的决策工作,主持中央秘书长会议,协助中央书记处处理日常事务;在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十年间,邓小平一直处在中央领导工作的第一线,协助中央研究处理各种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积极倡导重设中央书记处,并对恢复设立的中央书记处如何发挥职能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元朝统一前六部设置考

中统元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汗位,为取得汉人支持,效仿汉制建立政权。在建立中书省后,忽必烈又建立了六部体系。但是,忽必烈并非一开始就直接采用六部体系,而是创造性地建立左、右三部体系,后又在至元元年、五年、九年数度析分为"吏礼、户、兵刑、工"四部体系,直到至元十三年统一全国后,六部体系方才确定。史料虽对元初的六部设置有所记载,但彼此之间互有矛盾,其变化时间、变化过程、变化原因多语焉不详,甚至与蒙元初期一度因战争需要而临时设立的"行六部"存在混淆,需要考辨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