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苏联叙事——以《红色中华》为中心的考察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光荣模范。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俄为师,通过《红色中华》大力宣扬,构建了一个拥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器、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事业而不懈奋斗的苏联形象。《红色中华》等红色报刊的苏联叙事,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革命斗志,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及,促进了苏维埃政权建设,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形象,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国内国际上的声势与影响力,有力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

破围与限界:对中央苏区时期妇女角色的再考察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妇女运动与政治革命运动紧密结合,通过开展一系列社会革命让妇女取得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自主等方面全面的解放,从而启发妇女的政治意识,使妇女成为支持苏维埃运动的中流砥柱群体。然而,妇女在整个革命中扮演的不仅只有革命支持者与被解放者这两重身份,受限于革命政权的生存压力,妇女自身的女性角色常常处于失语状态。革命中的妇女角色的“破围”与“限界”需要全新的考察。

中央苏区时期的防灾救灾研究——以《红色中华》为视角

中央苏区时期水灾、旱灾、虫灾等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威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灾情形成的原因有:自然环境、气候等因素,国民党与反动地主奸商的加害,国民政府昔日在苏区统治的历史遗留,少数苏维埃政府官员失职渎职。苏区政府高度重视开展防灾救灾工作,如防灾关口前置的举措有:兴修水利、种植树木、开荒防虫;救灾机制灵敏,如赈济施助、生产自救、力防返灾。苏区在解民忧、惠民生、聚民心等方面,防灾救灾成效显著;而同时期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却是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得民心。苏区防灾救灾工作是马克思主义防灾救灾理论中国化的产物,通过认真研究,总结其历史经验,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防灾救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央苏区时期机关党建的实践探索、基本经验与现实启示

中央苏区时期,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机关党的建设逐步展开,并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一系列宝贵的历史经验,具体表现为: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构建完善的机关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明确党支部的功能性地位,优化机关党的组织体系;保障规章制度的基础性地位,推动机关党的政治生活健康发展;发挥优良作风的重要地位,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作风;筑牢党报党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活跃机关党的思想文化阵地。梳理和总结中央苏区时期机关党建的探索历程及基本经验,对于准确把握机关党建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全面提高新时代机关党建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红色中华》与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

《红色中华》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喉舌”,承担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苏区建设和巩固及激烈的“反围剿”斗争,为了寻求局部执政的合法性、破除负面形象,中国共产党把《红色中华》作为形象塑造的重要窗口。在《红色中华》的宣传和塑造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塑造了爱国御辱、先进政党、清正廉洁、亲民爱民的良好形象。回顾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历程,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一些宝贵历史经验,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预演:中央苏区党的民主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中,人民民主是其始终高举的旗帜。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是走出了一条人民民主的新路,创造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民主新形态。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经验,领导人民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进行了符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民主实践探索,不仅保障和改善了人民的权益和生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且形成了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雏形样态的核心特质,这对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对图书馆建设的探索与贡献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开创者,高度重视和关心图书馆建设,通过积极动员群众读书学习、集书建馆、组建文化工作者队伍、规范图书借阅工作、建设基层图书馆等丰富实践,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事业,为图书馆特色化、正规化、大众化、科学化和政治化建设贡献了独创性智慧。系统梳理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对图书馆事业的探索与贡献,对缅怀伟人、感悟红色思想、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和推进新时代图书馆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社会调查观及新时代价值

毛泽东向来重视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其中著名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与才溪乡调查集中体现其社会调查的实践轨迹,与此同时,逐渐形成了系统科学的社会调查观。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社会调查观作为理论体系主要体现在:调查研究的基本理念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社会调查的根本途径是贯彻群众路线;社会调查的关键在于科学的方法;正确的态度是社会调查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在新时代,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社会调查观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探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社会调查观,不仅有助于促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制度化、有助于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观体系,还可以为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提供行动指南。

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政府预决算制度新论——基于预决算偏离度的视角

中央苏区早期,各地苏维埃政府和各级红军皆无财政收支计划,主要收入来源是打土豪。1930年,中央苏区开始出台预决算制度,下级政府编制预决算,上级政府审核预决算,中共试图通过行政系统实现财政统一。预算和决算的制定在理论上可做到收支相抵,但在实践中,随着反“围剿”战争的深入和政府行政人员的增加,军费支出和行政经费支出越来越大,预算和决算的偏离差问题越来越凸显。有些地方政府为自身利益,开始截留经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库、支库和分库建立后,中央政府冀图通过行政系统和财政系统实现财政统一。为避免预决算偏离度过大,中央政府压缩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杜绝基层政府截留财政收入。建立预决算制度,中央苏区各级政府财政开支有章可循,抑制政府部门贪污腐败现象,减少财政上不必要的浪费,保障红军的军费和政府的行政经费供给。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地方武装的形成与演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起源于大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时期不断发展壮大。中央苏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形成了一套制度化体系,在土地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补充兵员,为正规军扩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协助红军作战,如扰敌、诱敌、牵制敌人兵力等;三是维持苏区内部秩序,主要是对地主豪绅形成威慑。地方武装是中国共产党军事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梳理清楚这一环节的起源与演变过程,有助于深化对土地革命战争的理解。

革命化的仪式运作:基于中央苏区时期纪念活动的考察

纪念仪式是政治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纪念仪式能够有效宣传革命理念,激发群众的政治认同和主动参与意识。中央苏区时期,为了有效开展革命动员工作,中国共产党以纪念活动为载体,通过对诸多纪念日的革命化仪式运作,如纪念日的确立、纪念活动的筹备和与预动员、纪念活动的展演等一系列行为,使纪念活动成为宣传革命理念和增进群众凝聚力的有效方式,激发调动了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增强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为苏维埃革命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群众基础。

中央苏区时期党对八一南昌起义的纪念——以《红色中华》为中心的考察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十分重视通过组织纪念八一南昌起义活动进行政治动员。《红色中华》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对中共在中央苏区时期开展的一系列八一南昌起义纪念活动进行了大量且及时的报道。通过对《红色中华》进行考察,不仅可以了解到中央苏区时期中共纪念八一南昌起义的概况,还可以了解到中共开展八一南昌起义纪念活动后动员民众积极参加苏维埃各项事业取得的显著成效,更为重要的是为新时代发挥各种纪念活动的作用与功能提供历史借鉴。

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对白军统战标语宣传探析

对白军开展的统战标语宣传工作,是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对敌统战策略的重要内容。红军对白军的统战标语宣传旨在深化白军认识、分化瓦解白军甚至争取其到红军中来,着力于揭穿国民党反动性质、启发白军阶级意识、宣传红军政策、增进白军对红军的好感。红军利用白军喜闻乐见的静态、动态标语载体实现了统战标语宣传的遍地开花,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力、削弱了白军的战斗力,为中国革命积蓄了力量。深入考察这一案例,有助于为新时代统战宣传工作的推进提供有益借鉴。

启蒙与传承:中央苏区时期兴国乡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审视

中央苏区时期兴国在农业职业教育、卫生职业教育、女子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其乡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人民性和参与性、多元化与开放性、生产性与实践性等突出的特征;对于当下乡村职业教育服务于乡村振兴发展具有重要的教育思想启蒙作用和传承借鉴意义,即应坚持以人为本的职业教育价值取向、树立适应需求的职业教育办学理念、贯彻实事求是的职业教育办学精神和坚持扎根乡土的职业教育办学实践。

困境与路径: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中央苏区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编译图书、发行报刊、发展多层次教育、开展文艺宣传等多种传播路径,克服了多元意识形态的冲击、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社会风俗落后、广大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等困难,成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成功实践对于推动当今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具有重要的实践借鉴和理论指导意义。

毛泽东对苏区党建思想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中央苏区时期作为毛泽东党建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时期,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党建的理论学说和实践经验。毛泽东从中央苏区的实际出发,强调思想建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贯彻落实古田会议决议案的会议精神,真正将思想建党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毛泽东对如何改造党的组织建设进行了系统化和制度化探索,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克服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倾向。

试论中央苏区时期《斗争》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斗争》是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中央苏区时期,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相关报道在《斗争》上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内容涉及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民主建设、廉政建设等方面。探究《斗争》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之关系,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借鉴

加强廉政建设,提高抵御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所面临的一个艰巨而复杂的课题。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了古今中外各国治国理政经验的优秀成分,提出了建立廉政勤政政府的政治纲领,并大力加强廉政法律法规的制度建设,实行以法治为基础的综合治理,建立了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廉洁政府,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些丰富而重要的廉政建设经验,不仅对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局部继续执政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新形势下继续推进反腐倡廉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借鉴意义。

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体系

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体系构建已初见端倪,该体系主要以苏区为宣传场域,以农民、妇女、知识分子、士兵等为宣传对象,以书籍、报刊为宣传载体,通过开展多层次教育、文艺宣传,并配以相应的宣传原则和宣传策略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共产主义的目标理想等内容的宣传。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体系构建的成功实践对于推动当今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及宣传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与党的群众路线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过程中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为群众理解并被自觉运用到实践中的过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探索和制定的群众路线,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终极追求是不谋而合的,二者之间是内在统一的。坚持群众路线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