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税下划地方央地收入分享机制构建研究

消费税下划地方改革关键点是要解决征税环节后移和增量收入下划问题。国发[2019]21号提出消费税央地“定基数、调增量”收入分享模式,实践中可能会遇到地方“保基数”引发纵向财政利益冲突、区域财力新的不均衡及应税品产销地财政利益冲突等问题,对此笔者依据改革经验设计三种各具代表性的“基数+增量”分配方案:基期固定基数递增、基期基数均固定、基期基数固定并选取固定比率确定基数,模拟测算三种方案的政策效应。研究表明,改革初期,三种方案均能有效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但基期基数固定并选取固定比率确定基数的分享方案解决“保基数”风险问题和缓解产销地财政利益冲突最有效,最有利于达成改革目标;中长期,不同方案对地方财力的贡献度逐渐趋同,均能有效支撑地方税体系建设,而且中西部地区获益程度显著高于东部地区。因此,消费税下划地方改革建议优先选用基期基数固定并选取固定比率确定基数的央地分享方案,构建区域财力协调联动机制,同步协调央地支出责任划分调整及省以下政府间收入关系的理顺。

论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制度的科学设计

我国区域性金融波动剧烈频繁,与金融法治缺失所致的监管失衡不无关系。由于中央金融监管放权的法律供给缺位、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规范性文件有效供给不足,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实践存在着模糊化、分散化、多重化和碎片化等问题。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避免地方金融监管目标异化,我国应当坚持“中央监管为主,地方监管为辅”,“明确中央和地方监管权责,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确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的各自目标,构建中央-地方综合性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中央-地方金融监管统筹协调。

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分配关系初探——以四川省德阳市为例

我国在实行分税制时划定的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分配关系，在目前的实际运行中存在较大偏差，形成了事权与财权新的不适应等问题。有鉴于此，宜采取以下措施重新调整我国各级政府间的财权、事权分配关系：改变过分重视抓收入抓财政、轻视抓支出抓事权的观念，以科学划分各级政府职能为起点，在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职能、事权、支出范围的基础上，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然后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减缓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权事权不平衡，保证地方财政收支平衡，保证全国不同地区的人民享受水平大体相当的公共产品与服务。

消费税下划地方的财力分配效应与收入分享优化策略研究--基于数值模拟分析

消费税下划地方改革,即将开启中央税向地方下划及地区间财力横向分配两个先例,同时会引致央地财力纵向和地方财力横向的重新配置,牵一发而动全身。依据国发〔2019〕21号文件方案,笔者模拟评估消费税下划地方改革的财力分配效应。“定基数、调增量”的央地纵向分配方面:改革初期对地方财政缺口弥补作用微弱,中长期可有效缓解地方收支矛盾,但存在富裕省份效果显著、经济落后省份效果较弱的现象。征税环节后移下划地方将引发区域间财力横向分配:生产大省但不是消费大省在改革中将明显受损;消费大省整体受益但存在分化;均衡省份财政改善但仍与消费大省有较大差距。应充分预估改革中利益冲突,通过收入分享机制优化设计予以防范和化解。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府财政责任分担研究述评——基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视角

政府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承担着财政责任。对学术界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政府财政责任内涵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担财政责任的现状、分担构想、制约因素以及分担机制的优化途径等方面的成果进行梳理,并提出未来应从"技术""责任激励与约束机制"等视角对养老保险政府财政责任分担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供应链中商业信用的期限决策与协调机制

在由1个供应商和1个零售商构成的两级供应链中,比较分析了供应链在集中决策下,采取商业信用和直接贷款这两种融资模式的整体利益,给出了商业信用优于直接贷款的前提条件,以及信用期限的决策范围。为激励零售商和供应商共同采用商业信用,提出了一种收益共享-成本共担的供应链协调机制:零售商与供应商共同分享产品的销售收益;同时,供应商为零售商分担产品的库存成本。最后,通过算例对商业信用的期限决策和协调机制进行了数值分析。

将分税制进行到底--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格局的现状与走向分析

对于分税制,要从分事、分税、分管三层含义上完整、准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在“分税制”和“分钱制”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系统性差异。“分税制”所具有的一系列大不相同于“分钱制”的显著特征,应当也必须在同“分钱制”的比较分析中准确把握。我们在财政管理体制上所遭遇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并非出在分税制本身,而是出在对于分税制的贯彻不到位上。由“名不符实”的分税制回归“名实相符”的分税制,由走了样的分税制回归本来意义的分税制,继续沿着分税制的道路走下去并使之趋于完善,而不是偏离这一方向甚至另辟新径,系重塑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格局的关键点和要害处。依照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全面落实新《预算法》和新《预算法实施条例》,就要将分税制进行到底。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别的什么选择。

中国式税收分成制下政府间竞争的运行逻辑——理论机制和解释框架

地方政府竞争被普遍视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财政分权理论和政治晋升理论提供了地方政府竞争激励来源的理论框架。分税制改革后,以共享税为主的税收分成似乎成为更符合“分权逻辑”的中国路径。本文基于税收分成的事实性特征,从财政收入来源及分享规则的基本制度要素——税基、税收分成比例和税权入手,基于政府间横向与纵向税收关系,阐释地方政府间横向税收竞争的一般性与纵向税收竞争的独特性,两者依托于税收分成制的绑定效应与政治治理机制,形成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双向互动的政府间竞争格局。

新中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探析(1949—1959年)

1949—1959年是新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探索的奠基时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49—1950年为统一中央财权的奠基阶段;1951—1957年为统一领导下分级负责阶段;1958年下放财权;1959年适度收回财权。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探索历程以集中统一为主要特征,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是围绕寻求“中央统一领导”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之间的平衡点而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过程,总体呈现 “集中—放权—集中”的基本轨迹。这一探索历程,为我们进一步完善当前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提供了基本经验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