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乐谱》乐曲调式释疑

自林谦三率先对《敦煌乐谱》进行研究以来,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研究者们,正如林氏所言:“又据唐代中期的通说,《伊州》应该是商调,而在这乐谱里反倒不能理解为商调。”作者长期以来一直对乐谱第二、三组乐曲进行技术性的“宫”与“商”调式转换,后来又对唐的“侧商调”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如果按第二、三组乐曲实际解译的宫调式理解,从乐调理论上来加以论证,或许更符合当时的实际。说明唐代极有可能于某一个时期,在乐调(调性、调式)概念上有将“侧商调式”作为“黄钟宫调式”的代称或另称现象,这些都是从日本留存的唐代乐曲解译中得到的启发。

侧调论——以姜白石侧商调为鉴

侧调是汉魏乐府相和五调之一,陈隋之际曾发展为清商乐的标准音阶形式。侧调的产生、形态与流变,对中国传统音乐宫调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由于年久失载,也给后世乐家带来极大困惑,成为难以解绎的千古疑难课题。该文以南宋姜白石侧商调复原研究为鉴,从“侧商调里唱伊州”的解读与局限,侧楚、侧蜀、侧羽与琴通三均说;侧调的兴起与流变等几个方面,探讨侧调的形式、生成与流变以及其深远影响。

从中日乐律之别看隋唐乐调

我国传统乐调上出现优先运用大二度转调的现象,实际上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在隋初郑译与外来苏祗婆乐调对应(587),即郑译以宫为调首的雅乐音阶,与苏祗婆以徵为首的俗乐音阶对应,郑译将整体音阶升高大二度,成为以商为首的雅乐音阶,保留了琵琶上相差半音的bsi、si两音,创立了八声音阶,由此产生的bsi、do之间的大二度关系,一直左右着我国传统音阶的发展,比较典型的就是传统广东音乐中的乙反调与正调。关键就在于这个bsi音直至今天都还是没有唱名的,故而在乐调理论历史上长期纠缠于此。例如,黄钟宫的几近消失;侧商调的调名由来,理论上是商调曲实际古乐谱译出的却是宫调曲等都与此有关。现在通过分析古代日本雅乐与我国唐俗乐的密切关系,可以用来解读这些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