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地区汉代木椁墓初探

木椁墓近年来在河西走廊地区多有发现,分布地域已突破仅在武威东部发现的窘境,也整体提升了该地区汉墓的年代上限。木椁墓整体特征表现出与内地的趋同,但当地文化特色仍较突出,其所反映的人群结构,通过文献的梳理,多来自山东及其周边地区。

陕西定边张梁村唐墓发掘简报

2022年10~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和定边县文物保护中心联合组队,对定边县盐场堡镇张梁村唐代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唐代墓葬6座,出土较丰富的遗物。根据出土墓志志文,推断墓群的年代为中唐时期。这批墓葬的发现,对研究该地区唐代的墓葬形制及随葬习俗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清涧桑树坪汉代墓葬发掘简报

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于1996年和2001年两次对榆林市清涧县桑树坪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汉代墓葬21座,墓葬年代大致为西汉时期,延续时间较长,应属于平民墓葬。其葬俗葬制、随葬器物等方面体现出一定地域特色。这批墓葬为探讨陕北地区西汉时期丧葬习俗和物质文化提供了具有一定价值的新材料。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郑村汉墓M2发掘简报

2022年7-11月,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为配合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建设项目,对太原市小店区郑村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各时期墓葬23座。其中,M2是唯一的一座砖室墓。该墓为带墓道的土圹竖穴前后双砖室墓,墓顶被破坏,墓葬形制保存较为完整,随葬器物包括陶罐、陶壶、陶碗、陶灶、陶井、铜削、铜钱、当卢、耳珰等,初步判断年代约为王莽至东汉初期。M2的发掘清理对研究太原地区的葬俗葬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武池金墓M5发掘简报

200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今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陵侯高速公路建设,在临汾市翼城县南梁镇武池村北部发掘清理了14座墓葬,其中M5为仿木构单室砖墓,其独特的砌筑方式,造型精美,构思精巧,出土器物7件,整体保存较好。该墓葬的发掘,对同时期、同类型墓葬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山西大同开源街北魏石室墓发掘简报

上华琚墓地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智家堡村北的开源街北侧。2021年7—8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对该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北魏墓葬67座,其中,2座石室墓为北魏平城时期大同地区发掘的墓葬中首次见到的丧葬形式,随葬器物与大同城南七里村发掘的同时期墓葬文化面貌基本一致,为研究大同地区北魏时期丧葬文化提供了新的材料。

新疆阿拉沟东风厂墓地发掘简报

1984年10月和1985年5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托克逊县阿拉沟沟口西约10公里的原东风机器厂南侧的古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41座。墓葬形制以竖穴石室为主,少量为竖穴土坑和无墓室墓,葬式多为丛葬。出土彩陶器、素面陶器、木器、铜器、铁器等文物。据文物特征及碳十四测年数据,墓葬的时代在春秋战国时期。

论唐代双室砖券墓的“神龙模式”

目前已发现的唐代双室砖券墓,唐中宗朝至玄宗朝初期下葬的15个墓例具备典型规律和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命名为“神龙模式”墓葬。本文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将“神龙模式”墓葬作以综合分析,认为其密集出现是由“后武则天时代”的特殊政治背景决定的。“神龙模式”的积极制作者是“后武则天时代”的宗室女性,其消失是缘于唐玄宗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墓葬规模和葬礼规格关乎政治秩序,当“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存在了,“神龙模式”这种利用葬礼表达政治意图的手段也就自然失去了市场和利用价值。

东嘎·洛桑赤列先生与都兰血渭6号墓出土的木牌

都兰血渭6号墓位于青藏高原东北方向柴达木盆地东南部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此论文中主要阐述了都兰血渭6号墓出土的木牍的内容和东嘎·洛桑赤列先生对其解释的情况。并将6号墓的墓形与西藏吐蕃王朝时期墓葬坟土、墓室等形制进行比较和详细的介绍,略述其对吐蕃考古学提出的价值和意义。

陕西西安枣园村乐学路汉墓M29发掘简报

枣园村乐学路M29为长斜坡墓道土圹砖室墓,内券砖椁。随葬品虽遭严重盗扰,但墓室内仍残留有四件硬釉陶壶、鎏金铜器以及铜车马器。该墓年代为西汉晚期到新莽时期,规模较同时期中小型汉墓明显更大,随葬的硬釉陶壶在西安地区西汉中晚期大型墓葬中多有出土,表明该墓主人生前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M29的发现为探讨汉长安城周边高等级墓葬埋藏情况提供了新的材料。

陕西咸阳唐唐从心夫妇墓发掘简报

2018年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杨家村东南发掘了一座唐代墓葬,为葬于景龙三年(709年)的唐从心夫妇合葬墓。唐从心系唐朝开国功臣唐俭之孙,但史料记载简略。该墓规模较大,墓葬形制特殊、壁画精美、出土遗物丰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陕西咸阳布里村西晋墓M17发掘简报

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设,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布里村北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其中M17为一座西晋墓。该墓为长斜坡墓道多室砖室墓,形制完整,保存完好,随葬器物232件(组),其中有空柱盘、黛砚、陶俑、陶灶等具有西晋时代特征的器物。该墓的发掘为研究关中地区埋葬制度和埋葬习俗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基于CiteSpace的汉魏时期砖室墓研究

随着国家对建筑遗产的重视,历史建筑逐渐发展成为重点研究对象。通过对1993年—2023年间CNKI中收录的砖室墓期刊进行统计,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分析得到砖室墓科学知识研究图谱,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砖室墓的研究热点与进展。研究发现:30年间对砖室墓的研究不断增加,研究内容也逐渐多元化,但还没有形成较为紧密的研究团队,各个学者之间的认可度不高,研究机构之间的学术合作也相对薄弱。主要为考古研究所与各地高校,且发文呈现出地区性聚集。在时间序列上,30年间的砖室墓研究分为不同阶段,研究内容上,多注重于从考古学的视角来研究墓葬本身。通过对砖室墓的研究,梳理其发展脉络与研究意义。今后,从问题出发,开展多学科、多技术和多机构合作对砖室墓进行研究或成为重点。

山西襄垣付村金代砖雕壁画墓发掘简报

201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襄垣县付村清理了一座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仿木结构砖雕壁画墓,出土器物21件。该墓葬仿木结构砖雕精美,墓室壁画内容为晋东南地区宋金时期流行的二十四孝图,保存较好。此座墓葬的发掘,对同时期、同类型墓葬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咸阳坡刘村十六国墓M2研究

本文先后讨论了咸阳坡刘村十六国墓M2的墓主和时代、伎乐俑以及随葬品分布,认为“西陵县侯夫人”有可能是晋末在陇城被斩杀的陈安属将姜沖儿的夫人,该墓时代可推定为前秦初年或更早。墓室中发现的伎乐俑表现的是世家大族蓄养的家伎,其组合配置跟汉晋以来流行的清商三调契合;墓内祭祀活动及其对应空间的存在最终决定了该墓随葬品的分布格局。

洛阳涧西七里河仿木构砖室墓测绘简报

洛阳涧西七里河仿木构砖室墓于1958年7月发掘,其后搬迁至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进行保护及展示,2013年7月我们对墓室进行了详细测绘,重点记录了墓内仿木构形制及其加工砌筑方式,本文主要就这两方面情况进行具体介绍。在测绘的基础之上,通过简要的对比研究,我们初步认为该墓的年代处于宋末金初。

吉林双辽东孟益辽墓发掘报告

2016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双辽市茂林镇孟益村东孟益屯一座辽墓及附属砖砌遗迹进行了抢救性清理。该墓葬虽经2次盗掘,仍出土有陶、银、铜、铁、玛瑙、骨器40余件,且在墓室内发现木质小帐一座,顶部已经坍塌。根据现存顶板尺寸和规格对其进行复原,可知其应为一座"九脊小帐"。该墓为夫妻合葬墓,墓主年龄50岁左右。根据人骨病变情况,可知二人骨病严重。再结合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情况推测,墓主生前可能为一低级官吏或下层贵族。

集安禹山41号高句丽壁画墓的时代

禹山41号墓是高句丽重要的积石石室壁画墓,以往学界对于该墓时代的推断分歧颇大。本文通过该墓与将军坟及其陪冢的形制对比,主室正壁壁画的时代特征,以及该墓出土遗物的类型学研究,将禹山41号墓的时代推定为5世纪后叶晚段,并根据这一结果,将高句丽墓制由积石墓向封土墓的过渡下限定为5世纪—5世纪末。

贵州遵义的宋代石室墓

贵州遵义的宋代石室墓,分布密集,数量众多,墓内有仿木构建筑、人物、动物、花卉、家具、几何形图案等精美雕刻,与四川盆地的宋墓风格一致,是研究西南地区宋墓的重要资料。本文旨在通过对遵义地区已经发现的宋墓资料进行梳理,分析遵义宋墓的流布时期、分布规律,分析这些宋墓的成因以及当时四川盛行的雕刻之风对周边地区宋代石室墓的影响。

辽南汉代花纹砖室墓探析

辽南是中国东北发现汉代花纹砖室墓最多、最集中的地区,以城邑为中心分布。辽南花纹砖室墓出现在东汉后期,与中原地区大致同步。花纹砖室墓是高等级的墓葬,根据墓室的多少可分为单室墓、双室墓和多室墓三种类型。普遍随葬陶楼、陶俑是其重要标志,魏晋以后被石板墓所取代。辽南花纹砖室墓应来源于山东,深受山东等沿海地区的影响。辽南的花纹砖与内地的花纹砖有所不同,其内容除钱币、人物和文字外,多为几何形和动物图像,寓意富贵、长寿、吉祥有余等,与内地大多表现生产活动的内容迥然有异,具有较强的地方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