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昌《秋燥论》治燥五律探析

清朝初年著名医家喻昌首创《秋燥论》,提出治燥五律。明确了治燥首要明辨燥湿,重在辨表里气血,关键在于区分肝肺之燥,切忌纯用润药。当遇杂病兼燥,则需慎用燥药。喻氏告诫后世医者:治燥首当避免误以湿治,要辨清燥邪侵犯的病位,重视脏腑之间的关系,不可纯用润剂;当非燥病而兼燥者,需慎用燥药,避免以燥治燥,燥上加燥。

农牧交错带多伦县耕地变化及问题分析

对农牧交错区的典型地段内蒙古多伦县的耕地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 :多伦县耕地面积自七十年代末起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总面积增加了 2 .9万 hm2 .全县耕地面积增加与黑山嘴乡、西干沟乡、大河口乡、三道沟乡、大北沟乡和十五号乡等乡的面积增加具有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多伦县农作物产量与耕地面积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耕地面积的增加除带来作物产量增加的正效益外 ,同时也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

中国道德的底线

中国人的道德底线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传统的血缘亲情原则和家族等级原则,它在当代的陌生人社会中已经暴露出了极端的不适应,成为官员腐败、环境污染、毒食品泛滥、以邻为壑等丑恶现象的文化根源和心理上的护身符,也导致了中国人在面对国际社会不能通过能效谈判达成共赢。这种不适应,主要在于中国传统"三纲五常"、"五伦六纪"的族群狭隘性和自然情感的非理性、无反思的本性,它妨碍我们接受国际通行并在正常的公民社会中行之有效的一整套普世价值原则,总觉得那种原则是某些敌对族群的阴谋诡计。所以,我们今天除了在制度改革上要进一步深化外,还必须花大力气在思想意识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用人所皆有、人所固有的理性思维重建我们的道德底线。

常伦北散曲小令用韵试析

常伦是明代中期一位极富才华和个性的文人。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我们留下了散曲小令169首,套曲9套。归纳分析其北散曲小令用韵可知:在其111首北小令作品中,押韵方式共用8种,有13类21首超越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的部界,另有隔句用同韵者2首,用韵较宽。与同时代散曲家比,常伦北散曲小令用韵的特点有其普遍性。

昆仑山垭口地区的黄土沉积特征与气候变迁

文章讨论了昆仑山区黄土发育的沉积物特征及这些特征所代表的气候变化意义。所讨论的特征包括黄土颗粒的大小，石英颗粒表面特征，以及地球化学意义，等等。所述的诸多特征显示了该区总体上的一种干旱、半干旱气候特点，也显示该区的较稳定的环境特征。

浅析桂枝汤的加减运用

桂枝汤的加减运用包括用量变化,加味变化,减味变化,加减味变化,加味及增量变化,合并应用变化等,研究桂枝汤的加减运用,对于理解仲景灵活用药的特色以及今后在临床中辨证运用经方都有意义,应扩大经方的应用范围。

《伤寒论》:从经典转向通俗

探讨《伤寒论》从经典范式逐渐转化为能够应对整个热病的通俗方法。《伤寒论》中涉及的临床基本问题,如鉴别诊断、辨证规律、治法宜忌、兼症处理、瘥后调理等,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和体系,可以视为经典范式。在漫长的临床实践中,清代俞根初《通俗伤寒论》从临床治疗的角度将《伤寒论》从经典转向通俗,书中格局不变,轮廓更加清晰;概念不变,见解越发深刻;病证不变,内容明显扩展;治法不变,方药推陈出新,这是俞根初从临床角度对经典《伤寒论》的最好诠释。

从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看政权交替对档案的影响

众所周知,朝代更替可能会对档案保护带来严重的破坏,致使档案残缺不全,严重影响我国历史档案史料的保存,但是另一方面,朝代更替也促进了档案工作前进的步伐。八千麻袋事件是民国档案界的一大憾事,对于这一变相卖国的事件，身为一代文坛巨匠的鲁迅先生亲眼目睹、亲身经历，

王昌龄《诗格》考

《文镜秘府论》所收王昌龄《诗格》,可能经后人补辑,但基本内容是可靠的。其中有根据他为人讲作诗法时的纪闻辑录而成的语录体,也有有意著书而成的书面语体。一些内容作于为江宁丞时,但有些内容当作于贬龙标之后,包括语录体和书面体。以前我们只认为它作于贬江宁丞时,是不对的。王昌龄《诗格》的注文也可能为王昌龄自注。

论明中后期唱论在吴越的崛起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论述唱论之所以在明中后期崛起的社会、思想、文化、声腔、改革群体等的重要因素,阐述唱论在吴越地区的发展情况及重要唱论著作的主体内容。

常伦交游考

常伦是明代中期一位极富个性特点的山西文学家。通过查考,发现与常伦交游的人员大致可分为六类:进士同年,山西籍非进士同年官宦,外籍非进士同年官宦,沁水未仕文人,邻县隐逸文人,常伦的亲戚。其中,可以查考生平经历的交游人员主要有:南大吉、王溱、刘成德、韩邦奇、马汝骥、党承志、叶天球、李镔、李瀚、蔡震等十人。常伦交游对象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交游对象的地域分布较为集中,交游对象的层级相对较低,交游官宦的品行均为正直尚节之人,交游的个别文人崇尚隐逸之风等。

汉末士人政治困境中的突围——从《中论》、《昌言》中作者的“介入”谈起

汉末政论文集《中论》、《昌言》因作者"介入"方式与程度的不同而分别彰显出浓厚的"君子"风范与强烈的"自我"意识,作者徐干、仲长统各自气质、学术思想和所处政治环境的不同是形成这两种不同特质的主要原因。对君子之道的推崇与对个体价值的认同是汉末士人突围政治困境的两种路径,即趋于上的道德精英路线和趋于内的自然名士路线;这两种路径都体现了汉末士人疏离皇权,欲以更高的姿态及更独立的精神参与政治的深层内涵。

论体文起源初探

所谓论体文是指以"论"作为标题、以明辨事理为主要内容的议论性散文,它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古代散文的创作中,是古代散文的一种重要文体。早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已大量使用"论",它是孕育论体文的土壤。庄子、荀子等作家以"论"题篇的文章出现,标志着论体文的成熟。"论生于易"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它的提出只是出于儒家的宗经观念,论体文的源头应该是先秦诸子散文。

浅田惟常与《伤寒论识》

浅田惟常是日本折衷考证派的代表人物,《伤寒论识》是其涵泳《伤寒论》三十年后之力作。浅田氏认为"辨脉"、"平脉"、"伤寒例"非仲景原作,故仅对六经病等篇进行了注释;他以小学方法考释《伤寒论》,广罗博证,语多精辟。何廉臣称其"足于丹波氏《伤寒论辑义》并传",其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近代中国“夫妇之伦”观念的嬗变及其启示

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亦给近代中国“夫妇之伦”观念带来空前历史巨变。这种巨变始于明清“后理学”思潮,中经晚清维新主义者大力发明,后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推向高潮。总结该观念的历史巨变,可以得出三点启示:其一,它表明近代中国批判君主专制与批判夫权独尊二者几乎是须臾不可离、并驾齐驱的;其二,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作为近代中国人性启蒙思潮,是近代中国“救亡压倒启蒙”大潮中别具一格、不无另类的一道风景;其三,就其思想观念的资源而言,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是“外源性”与“内源性”的兼综和统一。显然,这些启示无论是对认识“夫妇之伦”观念的变革,还是对认识整个近代中国思想观念的变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浅探喻昌《尚论篇》对《伤寒论》的发挥

《尚论篇》是清代著名医家喻昌对《伤寒论》的再编注,其中荟萃了喻氏在伤寒学研究上的大量学术观点。该书以类证汇聚,纲要统文的方式编撰,提出"三纲鼎立说"和"温病三纲说"的理论,内容上以阴阳、经络脏腑、表里虚实,营卫气血,邪正消长等对条文进行分类并加以注解,别具炉锤。另,喻昌诊病强调审证求因,立法遣方,治疗重视养护脾胃气津及防治疫病注重驱邪逐秽的临证思想在书中已可见端倪。

极小至极大,一种存在意识的泛化解说——从诗歌《孤独的麻雀》到北冥之鲲的嬗变

论文从赏析诗歌“孤独的麻雀”入手,评析小鸟独吟楼台与诗人独立寒秋、恻然吟哦之间的类比关系,由此引申出因雀起兴,抒发愁心的人生话题是一个超越时空的共性现象:从楚诗人屈原至历代的文人……而天地之大,我之极小,茕茕孑立的麻雀走不出困惑的境地,只缘沦于狭隘的独我悲观世界。而存在的意识宛如浩然虚空,杳无所际,如古之《淮南子》所揭示的那样,清虚宁寂,缈然无可测。意大利诗人笔下的孤雀,帐无所依,茫然于生命的小我之见。

宋明理学“三纲五常”向“四德五伦”结构性转变

从先秦到宋明时期,传统文化伦理纲常体系发生秩序变化与层次调整,尤其是在"君臣"与"父子"关系位置呈现阶段性特征,"三纲五常"结构向"四德五伦"结构性转变。在人伦权利与义务上走过了一条双向性、单项性到多向性路径,这是道德伦理复兴,而引起这种变化是宋明理学适应国家政治维系的需要、建立社会"秩序"理念需要、家族行为规范提升需要、礼法思想发展的必然、儒家理论"一道德"需要。

从《周易》论《伤寒论》“六经”之“三阴三阳”诊疗体系

《伤寒论》作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古往今来倍受推崇,其学术思想也深受重视,关于“六经”的探讨更是层出不穷,可谓百家争鸣。“六经”之名为少阳、太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其名称来源于《黄帝内经》,但阴阳的哲学思想可追溯于《周易》。《伤寒论》中“六经病欲解时”体现了天地人阴阳变化、相互感召呼应的思想,故文章将“六经病欲解时”与《周易》卦象中阴阳变化相结合,并参照《黄帝内经》中“三阴三阳”新释“六经”,认为《伤寒论》中“六经”包涵了“三阴三阳”诊疗体系。

再辨《伤寒论》第29条

《伤寒论》第29条因方证模糊,治法特殊,诸家对此条争议较大。该条为太阳中风兼阴阳两虚证,本应扶正解表,却用桂枝增桂加附子汤发汗太过,伤阳损阴,进一步导致了阴阳两虚更盛的变证。临证时应先用甘草干姜汤温复阳气,再用芍药甘草汤益阴缓急。该法体现了张仲景临证区分轻重缓急的原则,同时也表明了张仲景重视阳气的思想,以及在变证治疗过程中出现了阳复太过或发汗伤阳的情况,及时以调胃承气汤或四逆汤设法御变,堪称“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