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与固碳功能关系分析——以云南省梁王山为例

【目的】探究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与生态系统碳储存功能的相关性,为维护小尺度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定提供参考。【方法】以云南省梁王山县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运用景观格局指数评价法、InVEST碳储量评估模型和灰色关联法,探究梁王山2000—2020年土地利用格局与碳储量变化的时空特征及两者的相关性。【结果】(1)20年间,耕地减少量最大,建设用地、林地和草地的面积略有提升,类型转移以林地、草地和耕地之间的相互转换为主,建设用地主要来自林地和草地的转入。(2)景观格局总体趋于复杂化与不规则化,破碎化程度增加,异质性相对减弱。其中,建设用地和草地的景观破碎度明显增加,林地斑块的连通性增加,林地最大斑块指数由23.00上升至23.80。(3)总碳储量有所增加,20年间从227055.48 t上升至227840.14 t。碳储量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高碳储量区域主要分布在保护区东北部和中部区域。(4)景观蔓延度指数与总碳储量的关联度最高,达0.99。【结论】梁王山自然保护区不同景观格局指数与碳储量的相关性存在差异;林地作为景观的优势斑块,其面积是影响保护区总碳储量值的重要因素。

百年“本体”与百年“本土” 关于“基石”和“中国建造:现代建筑百年对话”展的一些反思

文章从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两个不同角度审视了由“基石”和“中国建造:现代建筑百年对话”这两个中国现代建筑展引发的三个理论议题“现代建筑”“本体”“本土”,并以与这两个展览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一些代表性人物的思想和建筑作品为具体素材进行讨论。通过这一过程,文章试图在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现当代建筑学的语境中拓展学界对现当代中国建筑基本问题的批判性认知空间,积蓄中国建筑当代发展的理论和智识力量。

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

长期以来大陆通行一种说法 :九一八事变时 ,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 ,是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 ,使他蒙上“不抵抗将军”骂名 ,做了蒋的“替罪羔羊”。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 ,需要澄清。 1 .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他与蒋的意见不同时 ,对蒋的命令可以不听 ,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 2 .这一观点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 ,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 3.事变前中国一方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 ,对此蒋张二人具有共识。事变前蒋氏指示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 ,对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无影响 ,但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 ,二者有明显区别。 4 .事变发生后 ,张学良和荣臻等人的电文均证明 ,是张学良对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 5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置事变的方针 ,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 ,诉诸国联 ,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就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采取的是“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方针。 6 .张学良晚年一再说过 ,下不抵抗命令的 ,是他自己 。

黄花三宝木枝叶化学成分的研究

目的研究黄花三宝木Trigonostemon lutescens Y.T.Chang et J.Y.Liang枝叶的化学成分。方法黄花三宝木枝叶95%乙醇提取物的乙酸乙酯部位采用硅胶、Sephadex LH-20和MCI柱进行分离纯化,通过理化性质和波谱数据对所得化合物的结构进行鉴定。结果从中分离出10个化合物,分别鉴定为3-乙酰氧基-齐墩果酸(1)、3-乙酰氧基-12-烯-齐墩果酸甲酯(2)、蒲公英赛酮(3)、spiciflorin(4)、simiarenol(5)、β-谷甾醇棕榈酸酯(6)、3,3',4-O-三甲基鞣花酸(7)、β-谷甾醇(8)、豆甾醇(9)、棕榈酸(10)。结论化合物1~6为首次从三宝木属植物中分离得到,化合物7和9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

现代学者大都将梁启超的史学以欧战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期,认为无论在史观与方法上,前后两期绝异。梁启超前期提倡进化史观、启蒙精神以及科学的史学,而后期则放弃进化史观,转而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为了检视梁氏史学是否可以绝然划分为前后两期,我们有必要参照中外学子的研究成果,并按梁氏原著,观察现代史学走向,深入探讨梁氏史学的本质、意义及其转变。其实,欧战对梁氏的影响并不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悲观,他的史学思想固然有所改变,但也有持续。晚年他因寄身学院,有更多时间从事读书与写作,史学知识与日俱增,后期可以说是前期的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主要贡献有二:其一,引进西方的史学概念与方法;其二,凭所知之西方史学知识批判与评论中国传统史学,促使中国史学的现代化。

试论民国时期梁漱溟宪政态度之转变

梁漱溟关于中国宪政问题的探索,大致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梁氏是宪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后期则是冷漠者.其客观原因在于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所刺激,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掀起的怀疑思潮所影响;其主观原因在于梁氏认识到了仿效西方宪政之路在中国行不通.

张学良体育观及其对东北体育近代化的影响

采用内容分析等方法对张学良的体育观及其对东北体育近代化的影响展开研究。主要结论:张学良早期的体育启蒙为其后期体育观的形成和体育实践奠定了基础;张学良的体育观主要体现在提倡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重视发展学校体育;提倡"健身强国,抵御外侮""倡导体育造成复兴民族之生力";其体育观及体育实践对东北近代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竞技体育均有影响,促进东北体育近代化的进程。

论贵州锦屏县亮寨龙氏土司家族的社会变迁

社会变迁是一种社会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程。亮寨龙氏土司家族的社会变迁分为土司时期、改土归流之后到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今三个时期;亮寨龙氏土司家族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呈现出政治地位下降、社会结构变迁、生产方式改变、风俗习惯嬗变、饮食文化巨变等特点;国家行政力量保障、多元文化主导、宗族组织引导,三种力量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推动了亮寨龙氏土司家族的社会变迁。

凉血解毒汤治疗头颈部恶性肿瘤放疗所致放射性口腔炎的临床研究

目的研究凉血解毒汤治疗头颈部恶性肿瘤放疗所致放射性口腔炎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本院于2016年10月~2017年10月收治的32例放射性口腔炎患者,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两组,各16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西医治疗,观察组患者则采用自拟凉血解毒汤进行治疗;治疗干预后,观察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pH值(氢离子浓度指数)变化情况以及缓解时间。结果两组患者对比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93.75%(15/16),对照组为62.50%(10/16),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对比结果显示,治疗前pH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观察组患者pH值变化程度明显大于对照组(P<0.05);缓解时间则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治疗头颈部恶性肿瘤放疗所致放射性口腔炎中采用凉血解毒汤的治疗效果明显高于常规西医治疗,且有效降低pH值以及缓解时间,促进患者康复,值得用于临床推广。

安奉铁路交涉研究:以清末地方外交为视角

安奉铁路是日本在东北自筑的第一条铁路。它并非源于某个特定条约,而是在既成事实基础上,通过外交交涉获得的一项在华权益。在交涉过程中,徐世昌、锡良等东北地方大员成为对外交涉的主体,受地方性外交体制的影响,既表现出独立性,又受制于中央政府。他们在争取国家主权、维护地方利益的同时,也显现出对外交涉策略上的急进。安奉铁路交涉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在事关铁路的外交事务上的矛盾,这源于对外交涉体制的缺陷与权力结构的无序。

“上梁盖顶”——宋美龄调解西安事变评析

宋美龄是代表国民党蒋宋家族参与和平调解西安事变的主要人物之一。她秉持"和平与抗日"的原则,在南京竭力劝阻主战派对西安的讨伐,在洛阳敦促讨逆部队直接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从而将"讨逆"战争转化为不至于成为破坏和局的博弈举措。抵达西安后,她改变蒋介石不肯妥协的殉难心态,陪伴其度过从"剿共"到抗日的国策转变的心路历程。她和宋子文一起,代表蒋介石与周恩来谈判,达成全面停止内战、国共一致抗日的若干口头协议。她还凭借与张学良的多年交谊,以及张学良对她的抗日政见的敬重,在蒋介石坚持不签署书面承诺的情况下,成功说服张学良首先同意放蒋,从而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这就从国民党开明高层的一方,为将西安事变建造成为中华民族摒弃前嫌、团结抗日的历史丰碑而"上梁盖顶",其历史贡献弥足珍视。

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

《梁启超年谱长编》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两种重要年谱都认为梁启超和胡适的初次见面是在1918年11月23日,这一说法被许多论著沿用。其实,此说有误。1918年底梁启超国参与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讨论,同时筹备私人赴欧考察事宜,致使未能与胡适在11月23日如期会面,直到梁启超从欧洲回来以后,1920年3月21日两人才在林长民的家中第一次正式见面。这两位知识界领袖的初晤颇具象征意义,透露了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及新知识分子群体演变的某些迹象。

梁启超“科举观”的嬗变及启示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由笃信科举的传统儒生变为倡废科举的维新健将,游历欧美后,又做恢复科举的惊世之论,在西学的濡染下,"科举观"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而每一次转变都打上了深深地时代与个人烙印,揭示了他对科举制度存与废的理性思考。

论晚清视野下的梁启超女性权利思想

梁启超的女性权利思想有一个由女学到女权的建构过程,该过程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时局变化相终始。他的反缠足、兴女学、禁早婚、倡女权,都是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解读梁女权思想之意义,要将其置于晚清视野之下。还须看到,梁的女性权利思想与当代西方女性主义,也有切合之处。

张学良与《四库全书》的不解之缘

张学良将军在奉天主政期间,在保护沈阳故宫、筹建东三省博物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对文溯阁《四库全书》给予了特殊的保护与关注,成为保护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幕后功臣。

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变前后的梁代文学创作

侯景之乱前的梁代文学主要是宫体文学。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变前后的十年间,梁代作家的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其文学创作也一扫乱前宫体之习,作家视野从宫廷、台阁转向江山社稷和军国时事,作品风格从香艳绮靡转向苍凉沉郁和雄健悲壮。这一转变,与宫体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讨论宫体文学的可贵素材。梁末文学的反思特征,可看成是梁末文化转型的表征,而梁末文化的转型则可看作是唐代文化到来前的曙光。

梁启超易学思想论略

梁启超著有许多著作,而在《清代学术概论》、《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著作中集中了其易学思想,他重视《易》义理的阐释,也不否认《易》的占筮,他强调"卦起源于谁画无法确定",认定"十翼"不都是孔子所作,又根据《易》是不同时代、不同人所作而认为《易》是很凌乱的。

唐诗中的西域民族乐舞——《泼寒胡戏》《剑器浑脱》《西凉乐》《霓裳羽衣舞》

西域各民族历来能歌善舞,其中以乐舞最为擅长。除去"三大乐舞"《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之外,《泼寒胡戏》、《剑器浑脱》、《西凉乐》、《霓裳羽衣舞》等舞乐也都各具特色,充满异域情调,唐诗对此有珍贵记录和精彩描绘。

从张爱玲到葛亮:城市想象的流变

与张爱玲的“双城记”相似,葛亮同样热衷于对“家城”和“异乡”的书写。两位作家均关注都市生活,将笔触深入日常肌理,与此同时,葛亮的城市想象又有新变之处。葛亮突破了张爱玲笔下都市空间和时间的局限,城市想象的空间由封闭变为开阔,时间也由静态变为动态。他一改张爱玲对时代和历史的规避,在凸显影响人物命运的历史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人城相生的书写方式。相比之下,葛亮的城市想象更多地承续了新文学启蒙的火种,由乱世中的悼亡转为时代洪流下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