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与文化变迁:湘南瑶族“串春珠”田野舞蹈民族志考察

舞蹈的形式、意义和表演方式与社会空间、文化符号、权力关系和身份构建密切相关。“串春珠”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俗舞蹈形式,承载着瑶族的文化信仰和文化记忆,同时也与社会身份认同和地方文化传承紧密相连。“串春珠”特定的步伐和动作形态,与瑶族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整个表演过程凝聚了瑶族人民的情感、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的民俗文化意义。从民俗活动中的舞蹈“串春珠”到被列为“非遗”的民间舞蹈“串春珠”,“串春珠”的展演实现了由“民间在场”到“国家在场”的转变,这一语境的变迁彰显出身份的变迁。“串春珠”舞蹈的意义不仅从宗教和祭祀逐渐转变为文化传承、社群凝聚和身份建构的一种方式,而且逐步发展成为融合了“国家在场”“民间在场”“专家在场”的“新民俗”文化,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穆旦、昌耀诗歌力感品质比较研究

穆旦、昌耀两位诗人的创作虽然历史语境、生活经验和诗学动机迥异,却都达到了凸显力感品质的诗学效果。两人通过意象的吟咏、文本气质的打造和生命策略的选择分别实现了力感品质在火与水两个不同方向的具象化,而火、水给予读者的感官体验与哲学内涵也使得力感品质的凸显有了感官、历史、文化、哲学的支撑。同样突出的力感品质,是火水同归的创作实践所达成的诗学效果,也为分析与比较穆旦、昌耀的诗学效果提供了新的角度。

昌耀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悖论性及其诗学意义

昌耀20世纪90年代诗歌具有鲜明的悖论性,主要表现为“高原经验”观照下的城市认知悖论,想说清又不想说清的表意悖论,以及坚信与怀疑并在的意义探寻悖论。悖论特征既是诗人悖论式生存实际与矛盾内心的外化,又是为了满足有效表意需要的自我调整,这一时期混杂、盘诘与玄奥诗歌风貌的形成亦与此相关。悖论性真实地勾勒出昌耀个人的精神历险轨迹,呈现了诗人与现实的互动关系,同时亦彰显出现代汉语诗歌文体本身应有的表达之难,具有多重诗学意义。

王昶与姚鼐及桐城派关系考论

王昶是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姚鼐相交五十余年,二人一直互相推重,彼此爱敬。然而,王昶晚年却因刊落姚鼐为其文集而作的《述庵文钞序》招致姚鼐的不满。推究王昶刊落序言之举,并非出自汉宋之争的立场选择,而是致力于融通汉、宋的“通儒”与“古文家”冲突的结果。除姚鼐外,王昶和桐城派其他古文家也关联密切,在学缘上,他更与桐城派渊源深厚。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体现出乾嘉时期汉、宋之间的交流和渗透,是乾嘉文坛复杂文学生态的一个缩影。

荒原归客的政治情思——论1980年代昌耀诗歌创作特点

1980年代对于昌耀来说不仅是其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其诗歌的成熟期。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为这位归来诗人打上了不可磨灭的政治烙印,在感叹命运悲痛的同时,其潜藏在文字底下的政治情思也愈加浓烈,并演化为此一时期其诗歌的创作特点。诗歌对痛苦经历的咀嚼、回味,以及由抒发个体精神苦闷延伸到悲悯人类凄苦宿命的过程,表现出诗人由己及人的生命意识和心忧天下的人文关怀;诗歌对主人公为实现心目中的社会理想而与屈辱苦难命运作斗争的骁勇气概的表现,体现了诗人与使命感、责任感相关的政治道义担当;从这一时期诗人旧作初发表和旧作再创作之改写、重写情况,可以窥视诗人如何处理自我精神需求和实现政治理想之关系。

重审昌耀诗歌中涵蕴的西部精神

昌耀是当代西部诗人中的明珠,他的诗歌风格刚健、气势恢宏、情感深隽、体悟独到,堪为西部乃至中国文学的模范。其诗中最为引人注目、最值得我们反复审思的是一种浑融于字里行间的“西部精神”,主要表现在对主体存在价值的确证、对文学现实功能的坚守、对民族传统美德的护持三个方面。这些精神理应受到当今诗界的重视,其对于今天的诗歌摆脱内蕴浅薄、格局狭小、格调不高的弊病应能有所助益,也能帮助中国人民增强自信,破除万难走向伟大复兴。

东南亚勉瑶民间礼俗音乐文化考察研究

东南亚国家老挝勉瑶的语言、音乐、民俗仪式在主流文化(老龙族)互动影响下,呈现出典型的文化变迁特征。其一,老挝勉瑶诸如“还盘王愿”“挂灯”“丧葬”“安龙”等民俗仪式唱本保存较为丰富;其二,老挝勉瑶仪式经书出现汉字勉语发音部分被老挝拼音替代;其三,勉瑶《盘王大歌》唱本的唱词、音乐与中国勉瑶相比出现细微差异;其四,老挝勉瑶通过传统仪式固化族群历史记忆,强化鲜明的族群身份认同。老挝勉瑶音乐变迁的深层原因就是为了迎合与适应其主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认同而自愿选择的一种自我调适行为,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勉瑶传统音乐文化的跨国传播与传承的需要。

论昌耀故乡情结的三重向度

昌耀的故乡情结最初呈现为思乡与思亲的情感渴求。归来后昌耀的生存境况得到改善,青海成为昌耀的第二故乡,昌耀的故乡情结由原初地域情感性的思乡之念升华到精神的思索,并构筑了自己的精神原乡。在由感性到精神的转化过程中,生存的意义被放大,乡愁从最初的地域情感之念转变为形而上的生命体验,因此昌耀的故乡情结并非仅限于地域、情感的思念,而是由三个层次构成:一是第一故乡的地域情感之念,是身处异乡对故乡的怀念;二是历经波折归来后对精神原乡的守望与建构,是对自我精神理想崇高感的顶礼膜拜;三是哲理性的乡愁,是从形而上的角度思索对生命本质和生命之乡的终极关怀。

《周易》“易位空间”观念在宋代山水画中的呈现

《周易》的空间观是以“象”为依托而建构起来的,其主要显示在由“爻”变所带来的时空运转的形式结构之中,以此形成和谐的动势,潜在地影响了宋代山水画的基本法则。其具体表现就是,由“变易”形成的“易位空间”观念在融入想象因素的同时,借助“构图”营造出了一个虚实循环相生的“异在”空间,进而使得宋代山水画之意境的营造呈现出了独特的审美意蕴。

湖南平江赣语情态动词“要”的省合长音现象考察

湖南平江赣语情态动词“要”的声韵调在语流中通常省去,而时值和意义保留并合入到前音节里,致使其发音延长,形成省略合并型长音。实验语音分析显示,“要”的主要省合音变规律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语言经济原则以及音系规则、韵律法则是省合长音产生的动因与机制,而“要”的半虚化属性是其得以生成的根本原因。

江西新城古文对桐城派的传衍及其学风之变

清代中后期,江西新城古文在姚鼐的影响下,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逐渐成为清代散文的一个重要分支。新城古文家鲁九皋、陈用光等人与姚鼐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常以尺牍向姚鼐请教古文之道。姚鼐则通过回信对他们进行孜孜不倦的教导,并耐心地为之答疑解惑。在尺牍往返之间,桐城派的古文理论也随之传入新城,受到新城作家的普遍推崇与效仿。鲁九皋、陈用光等人服膺桐城古文,且奉之为圭臬,在他们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新城一地的学风也逐渐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其学风日益向桐城派趋同。

岭南瑶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变迁及其影响

探讨岭南瑶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岭南瑶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建国后变化明显,侧重于娱乐功能,而其他的功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传统体育项目的数量在缩减,竞技项目器材更先进,仪式类项目趋向于娱乐和审美化的改变。这些变化引起了岭南瑶族各阶层不同的反应。岭南瑶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变迁在建国后处于主动变迁状态,但也出现了"异化"现象,个别项目有逐渐消退的趋势,因此以保护为基础,与学校教育、旅游等相结合,注重社会培训的力量。

“归来”诗群与穆旦、昌耀等人的诗

20世纪70、80年代一批被迫放弃过写作的中国诗人的“归来”,既意味着社会体制与文艺观念对历史存在的重新接纳,也象征着中国诗歌的死而复生。这些诗人从“说真话”出发,以真切的个人经验见证了时代的错乱和灵魂的挣扎,修复与重建了人与诗的尊严,给中国诗歌史留下了无以替代的特质。其中,穆旦与昌耀等人的诗歌成就,尤其值得关注。

论昌耀的精神救赎之路

中国当代西部诗人昌耀所铸造的诗歌世界是独特的。昌耀诗歌在以悲剧意识为主调的诗歌文本后面隐含着另一精神主脉,即与宿命论、荒诞意识、孤独意识、受难意识相抗衡的精神救赎之路。诗人试图借助诗歌、家园、爱、死亡来实现对人生的突围。探索诗人精神救赎之路将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昌耀诗歌的思想深度。

英雄主义与悲剧意识——昌耀诗歌的精神品质探索

昌耀诗歌中最显著的精神品质是英雄主义和悲剧意识。昌耀的英雄主义精神是诗人为战胜生存的艰辛而进行搏击努力的内在动力,是诗人进行自我拯救的途径之一。昌耀对于英雄主义的颂赞是低姿态的,苦难使诗人不自觉地选择了低姿态。昌耀诗歌的另一精神品质是悲剧意识。昌耀的悲剧意识的形成既来自于诗人多舛的人生经历和深刻的生命体验,也与诗人价值观念的轰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昌耀的悲剧感接近于存在主义的悲剧观。英雄主义和悲剧意识这两种思想意识在昌耀诗歌中既相分离又相融合,统一在昌耀悲壮的苦斗精神中。

解读昌耀

昌耀是一个不被人理解的诗人。因地域及时代的因素,他的诗长期以来备受诗坛及读者的冷落。就他的诗的价值而言,在中国当代诗歌,乃至整个中国诗歌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他的诗通过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的艺术化抒写及对其的审美超越,最终实现了人性与诗性、诗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

国家、地方市场与贫困地区的变迁——广西凌云县背陇瑶的个案研究

文章基于对广西凌云县背陇瑶扶贫搬迁移民的个案研究,指出市场化是背陇瑶移民群体变迁的主线。这一变迁始于国家通过移民搬迁控制瑶族移民的土地资源以发展工业。随之发生的背陇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以及外出务工成为主要的替代生计方式使背陇瑶被完全卷入市场化进程。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都被纳入到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各类"风险"和"不确定性"中。

改革开放时期美国文学史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文学在中国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文革以后出版的第一部国别文学史是《美国文学简史》(上册),此后各种美国文学史层出不穷。本文首先介绍董衡巽等编著的《美国文学简史》(上册),指出其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时代局限,然后介绍1986年出版的下册和上册修订版所体现的改革开放早期在美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变化,最后简述2003年修订本的特点。常耀信著《美国文学史》(上)是著者在长期讲授研究美国文学史基础上独立撰写的一部力作,不仅弥补了《美国文学简史》的不足,而且在叙述文笔方面别有风采。刘海平、王守仁主编的四卷本《新编美国文学史》则是20多位学者通力合作的成果,是迄今国内规模最大、内容最全、资料最新的美国文学史。

从穆旦到昌耀:新诗的语言质感论略

尽管穆旦和昌耀所处的历史语境与个人境遇大不相同,诗学动机也大不一致,其写作却获得了相似的诗学效果:词汇本身充满力度,诗歌语言获具一种独特的质感。但就诗学经验而言,昌耀显然已经在穆旦基础之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由两人的诗学经验可引申为对于"新诗"命题的思考:对以现代汉语为基本语言质地的新诗人而言,如何赋予诗歌语言以更大强度?如何创制出更加符合自己写作个性的语言?

昌耀诗歌意象的整体考察

昌耀及其诗歌的存在,应属当代中国诗坛的一种特别的收获。他的诗歌在当代诗歌史上具有独特的诗学价值,他卓然的人格品质和精神境界体现了诗人之所以为诗人的存在价值和当代意义。他在物欲之"冷焰"的"烘烤"中,"无语独坐"于西部雪原,用诗歌感发着"百年焦虑",同时不忘构筑一座可供身心憔悴的现代人休憩、静养的"精神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