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任侠中国敦煌美术史研究论略

常任侠的中国敦煌美术史研究成果丰硕,主要体现在敦煌佛教美术研究、中印佛教美术交流及其影响研究两个方面。常任侠立足于唯物史观和美术史的宏阔视野,采用艺术考古研究方法,对汉唐石刻壁画艺术进行考察与研究,揭示其演变的重要特征和基本规律,既肯定了印度佛教文化对汉唐石刻壁画艺术的影响,又强调了汉唐时期本土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艺术的吸收、融合、改造。他的敦煌美术史研究丰富了中国古代敦煌美术史研究的资料库,为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和学科建构提供了重要参考。

唐宋变革视域下的吴越国杭州城考

唐末五代是杭州城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历经吴越国王钱镠三次大规模扩建,其一跃成为东南地区重要的城市。从都城布局形式上看,吴越国杭州城采取了近似于北宋东京城的嵌套式三重城制,这与唐长安城外郭城、皇城、宫城的不完整相套式布局不同,为南宋临安城宫城、外城的定型打下基础。处于唐宋变革期的吴越国杭州城的布局情况,为我们解读“中世纪都城”布局模式向“近世都城”布局模式的转变提供了方向。

两汉之际气候变迁与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的繁荣

气候变迁作为基本生态条件的变化影响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也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历史走向。两汉之际的气候变迁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的背景。当时,北方大量移民南流。王莽设定“五都”,而“洛阳称中”,已经承认关东的经济地位。王莽经营“东都”的规划因新莽王朝的覆灭而终止,却在东汉王朝建立之后由刘秀实现。于是东汉一代,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空前繁忙。大量胡商真正进入中原,洛阳成为他们贸易活动的中心。胡商活跃的历史记录,洛阳已经远远超过长安。洛阳因此成为国际化都市。北匈奴使团请求与“西域诸国胡客”一同前来洛阳,是贸易史及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的重要信号。在执政集团上层的带动下,洛阳士民在消费生活中也喜爱来自西北异域的产品,诸多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现象。这一情形,体现了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的历史作用,而中原河洛地方长久的文明积累,也影响了世界史的走向。

常任侠与中国敦煌美术史研究

常任侠的敦煌美术史研究体现为敦煌佛教美术研究和中印佛教美术交流与影响研究。他立足于唯物史观和美术史的宏阔视野,采用艺术考古研究方法,对汉唐时代石刻壁画艺术进行考察研究,揭示其发展演变的重要特征和规律,肯定了印度佛教文化对汉唐石刻壁画艺术的影响,及其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而具有的中国民族风格。他的相关研究,作为珍贵的文献资料,丰富了中国古代敦煌美术史研究的资料库,为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和学科建构提供重要参考。

唐人稱引《周易》王、韓注側證——以《文選》李善注爲中心

唐宋間《周易》文本經歷了最爲重要的一次遞嬗,即從寫本切换至刻本。本文以《文選》李善注所引《周易》王、韓注爲中心,參照約略同時的《後漠書》李賢注,以及稍晚出的官修類書《初學記》引文,同時參校宋刻《周易》經注本,以及敦煌唐寫本、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魏徵《群書治要》、李鼎祚《周易集解》、郭京《周易舉正》等唐代或唐前文本或異文資料,從而揭示唐人引文的特徵,並由此回溯唐代文本樣貌,進而探求唐宋《周易》文本遞嬗的規律性。唐人注解及類書引文大體上忠實於原文,基本上可以反映其所從出之底本的原始樣貌,雖然具有個性化和不穩定性的特徵,甚或經過一定程度的主觀改造。總體而言,唐宋《周易》文本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在從寫本時代進入刻本時代的遞嬗過程中大體保持統一,並未發生大的變易。

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

通过对汉长安城法天象地 ,焕若星辰 ;唐长安城周易礼制 ,政通人和的分析。论述了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 ,前者敬“天道” ,后者重“人事”。

敦煌壁画汉唐长安城相关问题申论

敦煌壁画中有关汉唐长安城的图像,分别出现在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昙延法师灵异故事",莫高窟盛唐第217、103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序品"中,另有以莫高窟第85窟为代表的晚唐五代时期华严经变中的里坊图像。这些唐五代宋初出现在敦煌壁画中的有关汉唐长安城的图像,是目前所知仅存的以彩色壁画形式记录汉唐长安城相关信息珍贵资料,有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敦煌壁画是"形象的历史",仔细梳理和解读几处敦煌壁画中与汉唐长安城有关的画面,可以看到长安城在中古时期绘画史中蛛丝马迹的影像,使得曾经极其宏伟壮观、令世人无限向往的汉唐国际大都会长安城,通过敦煌壁画的片断式记载而展现在世人眼前。虽然目前揭示出来的仅是宏大的长安城的一个个小场景,但也初步展现长安城的魅力所在,同时也彰显敦煌壁画研究的价值及其美妙的前景。

从自由互市到政府控驭:唐、宋、明时期汉藏茶马贸易的功能变异

茶马贸易本属汉藏民族间、农区与牧区间互通有无的经济交流活动,它本应遵循固有的经济规律。其发端的唐朝如此,其发展的宋亦大致如是。但至明朝,统治者希图借经济手段去替代政治、军事所无法完成的统治功能(“以茶驭蕃”),并“联番制虏”,隔绝传统的蒙藏联系,“壮中国之藩篱”。汉藏茶马贸易的原有功能发生变异,纯粹的经济活动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内容。

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之我见

回顾历史,西安在汉唐时期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因此当下西安重建国际化大都市正当其时。在明确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战略定位、战略空间、发展模式、基地运营、政策建设以及主要措施的基础上,通过设立1个中心,创建8个展示平台,开发40多个精品景点,开辟7条特色旅游快线,形成6个精品旅游产业园区的具体路径,以突出西安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之历史文化特色。

论20世纪的中日古代都城研究

从 2 0世纪初开始 ,中日学术界围绕日本平城京的模仿原型展开讨论 ,存在三种观点。其一是以日本学者关野贞先生的观点为代表 ,他在 190 7年就提出了“模仿隋唐长安城说”的新观点 ;其二则是以中国学者宿白教授的观点为代表 ,他在 1978年又提出了“仿效隋唐时代长安和洛阳的制度 ,是它们的共同点”的所谓“模仿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说” ;其三乃是以日本学者岸俊男先生的观点为代表 ,他在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否定了关野贞先生和宿白先生的学说 ,提出了“模仿魏晋南北朝都城说”

唐长安城选址思想研究

都城是一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选择恰当的地理位置定都就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因此历来为各王朝统治者所重视。唐为我国历史上封建时代之最强盛王朝,其都位于今陕西省关中地区中部西安市一带。鼎盛之唐之所以建都城于此,就在于关中地理条件优越,经济条件得天独厚,交通便利以及李氏集团政治基础坚实。

隋唐长安城空间秩序及其价值

我国古代都城是帝国政治权力中心所在地,其空间秩序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斗争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与重组,对应于都城空间则直接表现为城市物质要素的产生或空间位置移动。隋唐长安城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繁盛时期的都城,在城市空间秩序建立与重构过程中形成的等级规范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建设的典范,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韩诗之变与苏诗的变中之变——论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与宋代新诗格的确立

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考察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揭示韩诗之变与苏诗“变中之变”的关捩点皆“以文为诗”。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苏轼对韩诗承袭因革的背后尚有深层的诗学意义。有别于丰神韵度的唐诗,典型意义的宋诗是一种以思理筋骨见长的新诗格,新诗格在苏、黄手中得以定型确立;而这,与他们借鉴韩愈的“以文为诗”有一定的艺术关系。

汉长安城对秦都咸阳的继承与创新

"汉承秦制"反映出汉王朝对秦的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反映在秦汉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都城建设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汉长安城本来就是在秦都咸阳渭河以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毫无疑义地要受到秦都咸阳的影响。但汉长安城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继承,在继承中求改革,求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汉长安城对周边水环境的改造与利用

汉长安城位于今天西安市的西北,是西汉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西汉之所以能将都城放在这里是因为这里自然环境优越,特别是水环境优越。众多的河流和湖泊既为长安城提供了充分的水源,又为长安城带来了生机。在对周边水环境的利用过程中,当时人发挥聪明才智,对其加以改造,使其更利于都城的建设和发展。

汉长安“斗城”之说试论

汉长安“斗城”之说由来已久,体现了中国古代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挖掘中国古代“斗为帝车”观念之内涵,分析未央宫与长乐宫的空间关联,推测汉长安斗城说可能与萧何营建未央宫时附会“斗为帝车”的社会文化有关,揭示出汉长安象天法地的一种可能空间模式.

胡僧憇松:文化意象的唐宋变迁——兼论《憇寂图》的经典化

韦偃是唐代著名的松石画高手,其《双松图》因杜甫《戏为韦偃双松图歌》广为后人所熟知,而诗中最重要的文化意象是胡僧憇松。北宋元祐三年正月十二日,苏轼、李公麟应柳仲远之请,联袂而作《憇寂图》。它与韦偃《双松图》相比,《憇寂图》中的人物从外来"胡僧"变成了本土"老僧",植物从"双松"变成了"孤松"。此变化虽小,却包含了丰富的唐宋文化变迁的信息。此外,苏、李《憇寂图》是杜甫《戏为韦偃双松图歌》经典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后来《憇寂图》自身也被经典化了。

隋唐长安城空间等级规范

中国古代是受礼法约束、等级森严的社会状况。中国历代王朝无不希望其统治能够绵延永续,加强和突出皇室权力的做法表现在国家机器和国家统治体系的各个层面,不仅要建立一套严密有序的政治制度,而且在都城建设上突出等级差异,使都城空间构成秩序化。隋唐长安城历经三百年的建设最终形成一套等级森严的城市空间等级规范。

汉唐长安乐舞百戏演出场地的选择及其启示

汉代长安的乐舞百戏根据演出规模的大小一般选择在殿堂、庭院和广场进行。随着乐舞百戏的发展和社会的开放,唐代出现了常设的比较固定的戏场,广场演出也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汉唐长安广场演出的不断发展对今天西安市的人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由唐代汉族女子服饰到日本女子和服的款式变迁

日本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古老的文化交流使两国的服饰文化存在着相似因素,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又产生了文化的差异,在服饰款式上产生了不同的变化。日本的女子和服经历了一个对中国唐代女子服饰的模仿到自我消化改造的过程。而它的发展与变化极大地受到当时的政治经济、风俗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