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禹州阎寨遗址新莽时期墓葬发掘简报

2018年,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禹州市阎寨遗址发掘汉代墓葬6座。其中,M5和M7两座新莽时期墓葬形制较为特殊,所见随葬品组合及葬俗特征鲜明,双墓室四人合葬、海蓝宝石珠等在河南地区尚不多见,为了解新莽时期豫中地区的葬俗与社会增加了新的实物资料。

陕西韩城芝川古代冶铁遗址初步考察

韩城芝川古代冶铁遗址位于陕西省渭南市韩城芝川镇芝西村,遗存面积超4000 m^(2),考古年代为西汉。科研团队对该遗址开展冶金考古田野调查并采集到炉渣、陶片等遗物,使用扫描电镜及能谱(SEM-EDS)、金(矿)相显微观察等手段对采集到的18个冶炼遗物进行成分分析和显微结构观察。结果表明,16个炉渣为硅钙铝系高钙低铁炉渣,基体主要为玻璃相、偶见铁橄榄石,其产品是生铁,应为生铁冶炼炉渣。1个炉渣为高铁渣,以浮氏体为主、间有铁橄榄石和极少量玻璃相;1个样品的块状金属为熟铁,很可能为生铁炒钢的遗物。该遗址主要是生铁冶炼遗址,同时进行炒钢冶金活动,是迄今发现陕西渭南地区最早的生铁炒钢遗址。

战国秦汉临淄城“市场”的经济考古学观察

临淄齐故城大城东北部的阚家寨附近,处于4条道路围绕的“井”字形区域中心,密集分布着战国秦汉时期的各种生产活动遗存,出土有货币、度量衡和“市”“亭”陶文等与市场活动密切相关的材料,应是战国秦汉时期临淄城的中心市场所在。市场南部阚家寨BⅡ地点的私营铸镜作坊生产的铜镜应当通过市场销售,社会各阶层都可以通过购买获得和使用。基于对临淄市场的考察,我们提出考古学上判断市场遗存的5项标准,即密集分布的市场导向型手工业、货币、度量衡、道路及相关文字信息等。

汉长安城营建中未央宫的空间作用与影响

未央宫作为整个西汉帝国的政治中心,其选址、规模、宫城形制对整个汉长安城的规划设计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学界关于未央宫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宫殿本身,而对于未央宫宫城与汉长安城的空间布局关系则仍可深入探究。本文立足于汉未央宫和汉长安城建设的动态历史过程,以历史文献,考古成果为依据,探讨未央宫营建对汉长安城城市轴线、路网分布、功能分区、标志性建筑等方面产生的空间作用与影响,并以此揭示汉长安城以未央宫为核心构建的空间秩序,以及其所蕴含的都城空间规划整体思想与智慧。

陕西西安高陵区榆楚墓地CM1发掘简报

2020年3月,为配合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融豪产业园三期项目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项目用地内的古代墓葬进行了发掘。其中编号CM1的墓葬为一座带有祭祀坑的竖穴墓道洞室墓,虽然墓室被盗严重,但壁龛和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随葬品和动物骨骼。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CM1的年代大致为秦汉之际。该墓的发掘为研究秦汉之际墓葬形制、随葬品和葬俗演变提供了新资料。

陕西咸阳茂苑小区一期汉墓发掘简报

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咸阳茂苑小区一期范围内发掘汉代墓葬百余座。其中M1、M9和M49为竖穴墓道单室土洞墓,单人仰身直肢葬,年代从西汉晚期到新莽时期,随葬有陶器、漆器、铜牌饰、石祖及幼布三百、差布五百等王莽货币,推测墓主为居住于茂陵邑南部郊区的普通民众。这为探索西汉中晚期至新莽时期关中地区墓葬形制、丧葬习俗提供了新材料。

陕西西安枣园村乐学路汉墓M29发掘简报

枣园村乐学路M29为长斜坡墓道土圹砖室墓,内券砖椁。随葬品虽遭严重盗扰,但墓室内仍残留有四件硬釉陶壶、鎏金铜器以及铜车马器。该墓年代为西汉晚期到新莽时期,规模较同时期中小型汉墓明显更大,随葬的硬釉陶壶在西安地区西汉中晚期大型墓葬中多有出土,表明该墓主人生前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M29的发现为探讨汉长安城周边高等级墓葬埋藏情况提供了新的材料。

辽东根柢,以亭为名——交通地理视阈的汉晋文(汶)县地望发微

文(汶)县是汉晋东北边疆县邑之一,在区域社会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关于文县地望研究,尚存在较大学术分歧。从遗址位置与规模、出土文物等方面看,瓦房店陈屯、熊岳温泉、盖州城关为文县治所的可能性较大。慕容鲜卑“汶城北”内战之地定位,或是判断文县地望的关键。起初,慕容仁“尽众距战”、慕容皝“大败”。慕容皝的最终胜利,得益于不顾“海道危阻”“从昌黎践凌而进”,奇袭平郭。这大概与慕容仁“专备陆道”,利用“汶城北”易守难攻的形胜有关。中古以降的辽东战事,盖州城关一带的青石岭诸山险,在各方势力博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盖州遂为“辽东根柢”。盖州城关汉城为汉晋文县治所的可能性最大。王莽时,“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文县名“文亭”,突显其辽东交通战略枢纽地位。文亭与其以南的半岛地区,乃一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成为公孙度析分“中辽郡”、慕容仁“镇平郭”的基础,体现出强烈的海洋意识,促进了早期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发展。

基于SWOT分析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开发研究--以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能够兼顾遗址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已成为当前大考古遗址保护利用的主流模式。以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运用SWOT理论,系统分析了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开发的优势、内部劣势、外部机遇及挑战,结合遗址区周边环境特征,提出相应的开发策略,探索科学的大遗址保护利用方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

通过对汉长安城法天象地 ,焕若星辰 ;唐长安城周易礼制 ,政通人和的分析。论述了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 ,前者敬“天道” ,后者重“人事”。

大遗址保护的PRED协调发展案例与模式——基于汉长安城的实证与思考

高速的城市化和城市更新使得处于城市边缘的大遗址在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产生明显博弈。通过揭示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居民经济生活与遗址保护相互制约的现状,对保护区PRED不协调的问题进行诊断,提出了其协调发展的五项对策,即土地适宜性开发、动态保护、发展观光农业、建设遗址公园、进行有序移民等。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PRED协调的理想模式,以期为其他大遗址之协调发展提供启示。

浙江温岭大溪古城遗址的调查与试掘

温岭大溪古城遗址通过两次考古调查与试掘,已可确认为是一座西汉东瓯国的城址,从地理位置到城址的年代,都完全可以排除是传说中的"徐偃王城"的可能。这一东瓯国城址的确定,是对汉东瓯国考古的重大成果,它对于东瓯国文化的研究和解决东瓯国建都的地望问题,都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8年湖北省丹江口市观音坪遗址发掘报告

观音坪遗址是鄂西北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其文化内涵主要包含屈家岭文化、周文化和汉代三个时期遗存。从观音坪遗址发掘的情况看,屈家岭文化仍承袭仰韶文化发展而来,陶器特征个体较大,鼎足形态较丰富,器盖钮多花边,器物腹部多按鸡冠状銴,其文化面貌既有中原文化特征又有江汉地区文化因素,反映出汉水中上游文化因素与周边文化此消彼长、相互交融发展,形成一种混融性地域文化特色。西周文化以包制鬲足、瘪裆鬲为特色,较多的保留了中原周文化风格,其文化因素的主体应源于中原周文化,属于周文化范畴,这充分反映出中原周文化对此地有较深的影响。东周时期出现了具有楚文化典型特征的联裆鬲和盂,反映出中原周文化对南方统治势力逐渐减弱,楚文化势力不断增强,形成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通过本次发掘,进一步了解到观音坪遗址的文化面貌,对研究屈家岭文化的传承、中原周文化南渐以及楚文化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城郊大型遗址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研究——以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为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施效果。通过问卷调查得知,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与区外存在明显差距,就业、收入、设施、环境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专业协调、部门沟通、利益平衡等诸多社会价值因素是制约大遗址规划实施与居民生活状况改良的根本原因。应从保障大遗址规划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与公正性等方面着手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遗址区居民生活质量与保护态度研究——以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为例

近年来,城市化的胁迫作用使得地处城市郊区的一些大遗址保护区在保护与发展之间产生明显博弈。作为遗址保护的重要利益群体,遗址区居民的保护态度与行为对遗址区保护与发展的协调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笔者对地处西安市近郊的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的居民生活质量与遗址保护态度进行了关联性研究。结果显示,遗址区居民生活满意度表现出了一定的社会经济特征与空间特征,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同其遗址保护负外部性影响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于生活质量满意度愈低的居民群体对遗址保护的认同感愈低,保护知识越欠缺,愈不容易与遗址保护妥协,对遗址保护的支持态度也就愈低。

邾国故城遗址2015、2017年度出土动物遗存研究报告

邾国故城遗址2015和2017年两次发掘获得动物遗存14010件,可鉴定出蚌、鲤鱼、乌鳢、黄鱼、龟、鳖、鸡、鹰、猪、绵羊、黄牛、麋鹿、梅花鹿、马、狗、兔和鼠等。动物构成中明显以家养哺乳动物(猪、牛和狗)为主,从死亡年龄结构可以看出先民饲养这些家畜的目的是不一样的;除以饲养家畜获取稳定的肉食资源外,还会狩猎野生动物、捕捞少量水生种属作为肉食的补充资源;两个年度发掘区在不同时期分别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性质),其出土的动物遗存也显示出与这些不同的功能区相符的特征。

汉代“鞠城”考释

采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学统计法、逻辑分析法等对汉代蹴鞠的场地、球门形状、比赛人员、景福殿鞠城的设置进行系统研究考证,还原出一个较为符合历史的汉代鞠城。

大遗址保护与利用互动发展新模式--汉长安城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

传统模式下的大遗址保护存在保护资金短缺、资源利用低效等问题,其根源在于保护与利用的不可互动性。为实现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可采取以"遗址保护区+建设控制区+文化产业园区"为特征的保护与利用新模式。汉长安城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对这一模式的空间组织、发展策略和保障体系进行了探索。

汉长安城植被研究

目的研究汉长安城植被的生长因素、生长状况及其与民众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方法文献资料的查阅和野外考察相结合的方法。结果汉长安城的植被主要有树木、竹林、草被等三大类型。其中以林木生长最为茂盛,不仅种类繁多,而且覆盖率也极为广大,其次竹林和草被也远较今天丰富。结论汉长安城植被生长受自然环境与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即丰富的植被一方面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有利资源,另一方面人们对植被的过度利用又使植被遭到了严重破坏。

都城水系营建及其对区域景观的影响——以汉魏洛阳为例

水系营建对传统城市区域人居环境的整体营造具有重要的作用。以汉魏洛阳都城区域为例,结合古籍记载与考古成果,梳理并示意性复原了汉魏洛阳城郊与城池水系,同时归纳各自营建策略,并分析水系对各类区域景观(城池、城郊景观及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汉魏洛阳城郊水系包含引、传、蓄、泄四大部分,体现出规划对区域自然环境的充分理解,城池水系则层次分明,分工明确。结合各部分的区位、功能及水利特性,汉魏洛阳水系在不同尺度上对其区域中的居住景观、支撑景观、皇家园林及生态环境等均产生了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