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强制:《文选》对赋体论的重构与规范——以“更定赋名”为中心

对文学文本言,篇题不仅是作者创作旨趣的直接传达方式,亦是后人解读文本、夷考内容宏旨乃至勾连时序世情之思想文化的重大锁钥。《文选》以"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的体认准的,对王褒《洞箫颂》、马融《长笛颂》、潘岳《藉田颂》诸篇进行篇名更定。这种粗暴的更改行为将"颂美盛德"的文用内涵形而下地置换为"体物浏亮"的文体形制,遂强行割裂了两汉以来诗教赋用的"讽颂"传统。此举成功地解决了赋、颂文体淆乱的历史遗留问题,实现了文体辨体的置换;然因其强大的"文学史权力",又造成后世对"三赋"题旨的把握更多地囿于被其规范了的"音乐""耕藉"范围内,而遮蔽了文本原有的事功文心。

从“以悲为美”到“清和自然”——浅析《文选》音乐赋审美取向的衍变

《文选》中的音乐赋,其审美思想存在明显的差异。两汉时期的《洞箫》《长笛》二赋,明显透露出"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而魏晋之际,玄学的兴起致使音乐赋的审美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变。嵇康与成公绥将对音乐的描摹歌咏与崇尚隐逸的高远情怀联系起来,强调音乐与自然的和谐,从中可见魏晋乐赋重清和、尚自然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