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十年清代公羊礼学研究综述

刘逢禄是清代公羊学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亦属常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后凌曙和陈立继承以汉学治经方法诠释公羊学,进而将公羊家的经世理想与礼仪制度相结合。凌曙将公羊义例引入礼制,开启常州学派以公羊学入礼学之先声,陈立承袭凌曙公羊礼学,由汉学治经的典范下另辟蹊径,依据公羊学说建构礼学体系,会通礼制使公羊礼学的思想日益成熟,并影响晚清学者王闿运、廖平、苏舆等公羊礼学家之发展。本文将探讨近五十年来,关于清代公羊礼学之研究发展现况,内容包含专著、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达到客观的探讨清代公羊礼学之研究成果。

论辛弃疾在常州词派师法体系中的地位演变

为挽清中词坛浙派之弊,张惠言《词选》作立“师”之论,重新提出辛弃疾。董士锡倡“六师”说,上升了辛弃疾的师法地位,以“清”为总体审美宗尚,对辛弃疾的“清雄”风格给出了效仿线索。周济进一步确立四家说,不仅巩固了辛弃疾的师法地位,又开示学词门径,突出了稼轩“痛快”“当行”的词作特质。晚清常州词派诸家,视稼轩为典范,在规范、建构稼轩词风的同时却囿于宗派意识,反而陷入了范式化、规定化的创作误区,体现了常州词派自身发展中的理论矛盾。钩沉稼轩于常州词派师法体系中的地位演变,对重新审视稼轩的词史地位,考察常州词派理论发展过程,探索清代中后期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词风演变现象均具有重要意义。

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尊体、辨体思想及其成因

1908年,王国维选取《人间词话》手稿中64则发表于《国粹学报》,《国粹学报》本涉及“尊体”的词话以诗为参照标准,强调诗与词的共通性。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人间词话》删稿中涉及诗词之别的词话有着强烈的“辨体”色彩。在对《人间词话》手稿、《国粹学报》本和《人间词话》删稿比较后,可发现王国维继承常州词派的“尊体”观念的同时,有意消解“辨体”观念,将“尊体”作为提升词体地位的首要方法。对比参阅《人间词话》手稿本、《国粹学报》本和《人间词话》删稿,结合词体的音乐性特征以及古代词论家对“诗人之词”和“学人之词”的论述,有助于探源和解读这一症候。

“六经本史”:龚自珍的史学折变与经学路向

龚自珍以史学为突破口,承章学诚“六经皆史”之余绪,融入常州学派的“微言”之学,从而折变为“六经本史”说,打通了经史之学与“经世”的联系。龚自珍的“六经本史”一方面认为经学源于史学但高于史学,所以研析“六经”成为治学的应有之义,于是终又回到“小学训诂”上;另一方面认为“情则生其文”,将经学还原为“情”,并高扬“儒者”之历史使命,要求“儒者”能“以己治之”。但是,时势又倒逼着龚氏埋头于学术之中,只能空悬“太史公之志”聊以自慰。

詹安泰先生的温庭筠词批评论略

清代常州词派与民国词学新派对温庭筠词的评价可谓截然相反,而詹安泰先生前后期的温词批评则表明,他对这两派的观点既有肯定,也有批评。对常州词派,他虽然肯定其以寄托论词,但又对他们不懂知人论世而盲目抬高温庭筠词的做法予以批评;对词学新派,他赞同他们对温词没有寄托的认定,但又针砭其近乎全面否定温词文学高度的论调。詹先生的温词批评,典型地体现了其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学术精神,值得学习。

经分今古与立学官私——常州学派构筑“今古文学”观的两条路径

清代常州学派中,最早重视“今古文学之争”这一事件的是刘逢禄、宋翔凤二人。他们分别从“今古文经之别”与“官私之别”两个角度,构筑了两种理解汉代“今古文学之争”事件的路线。刘逢禄指出,汉代经学史是围绕着今古文经之争展开的,其中古文经是古文学家为了批驳今文经而篡改的史学著作,而真正传承孔子之意的唯有今文经学。宋翔凤则以另一路径建构今古文学,认为二者出于官私之别,官私的背景令二者分别取法孔子与周公,而由于汉代所有经学均有官私之分,“今古文学”就成为可以解释两汉所有经学争议的重要框架。这两条路径分别奠定了后世对“今古文学”的基本认识,晚清学者所强调的今古文经文字之别、真伪之别、经史之别、官私之别、周孔之别,均发于刘、宋二人之滥觞。

《人间词话》与常州词派词论关涉考论

王国维《人间词话》受传统词学影响,前人已有研究,而所受影响多大,有哪些方面,与晚清主流词派常州词派关系如何,尚缺少深入细致的梳理。通过对《人间词话》引用情况逐条考辨,发现《人间词话》征引常州词派词论达42则73例,占《人间词话》篇幅近三分之一,这充分说明《人间词话》最重要的古代词学渊源即常州词派。而且,在征引常州词派诸家词论的排序上,可以发现前五名的顺序依次是周济、陈廷焯、刘熙载、谭献、冯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前人的某些认识。尤其是周济与陈廷焯,在词人批评与词学体系的创作论、鉴赏论、发展论方面,对王国维词学体系的建构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高职院校专业群对接区域产业群的适应性分析——以常州高职教育园区为例

随着产业结构由块状向集群演进,高职教育专业群建设愈来愈受到关注。着眼区域"产业、专业一体化",常州高职园区建设了18个重点专业群,专业设置覆盖七大新兴产业的85.71%,而与节能环保、生物技术、新医药、新能源对应的专业群建设尚显不足。基于提升专业群与区域产业群的适应性,未来常州高职教育园区专业群建设宜采取四大发展策略:宏观调控、协同发展、错位发展和特色发展。

关于文论“失语”和“话语重建”的再思考

所谓“失语”并不是对当前文论状况的一个准确的概括 ,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也很难成为“话语重建”的理想途径 ,单纯的民族特色亦非理论建构的第一要旨 ,问题的关键是对当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现实的深刻研究 ;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并非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而只是认识文学实在的概念工具和手段 ,它必须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实证性研究中自然地生发出来 ,而且具有历史的特定性和暂时性特征 ,是有待于不断的调整和变换的。

高职园区“教师资源中心”的设立构想——以常州高职园区为例

当前,高职园区中各高职院校的师资队伍建设与管理,仍处于各自为政、互不往来的状态,缺乏协作性和共享性,造成了高职院校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为此,从优化管理、整合资源、节省人力成本角度出发,提出由常州五所三年制高职院校合署建立"教师资源中心"的构想,设立师资库,实行教师跨校融通互聘,统一管理区内高职教师,实现师资的最大化共享。

近代词学师承论

词学师承是具体而微的词学史。常州词派的师承是近代词学师承的主线,张惠言是"祖师",周济是真正开宗立派者,张、周词学师承分两线发展,一线由谭献承继,同道有庄棫、叶衍兰,复传冯煦、徐珂、陈廷焯、叶恭绰等。一线由端木埰、王鹏运承继,复传况周颐、朱祖谋、文廷式、郑文焯,再传吴梅、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等。近代词学师承的学缘、血缘、业缘、地缘"关系"皆较明显。师承中,导师对弟子的词学崇尚、治词路径、成才自立皆有极大影响,优秀弟子也在继承"师说"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近代词学师承多谨守"家法",偏于保守,对近代学术思想的贡献有限,但有"片面的深刻"。师承中所体现的"师道",对当下学者人格建设,对纯洁学术,极有借鉴意义。

论周济对词学兴寄论的新阐释

比兴寄托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相当古老的理论 ,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注重政教 ,却又受经学的影响 ,限制了作者兴会与才情的发挥 ;董士锡偏重于艺术表现 ;周济则融会二家而包容之 ,既承认其上攀《风》《骚》 ,注重意格的一面 ,又强调了审美之特征 ,将寄兴的理论充分运用到其创作论中 ,提出了“从有寄托入 ,以无寄托出”的著名理论 ,从创作过程入手 ,对比兴寄托的实际运用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论晚清词坛“常”、“浙”两派的共存与交融

"常州词派"崛起后,"浙西词派"无论在理论倡导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影响都没有消失。作为一个在词坛存在很长时间的流派,一定有其合理性,这是"常"、"浙"两派共存与交融的基础。但浙派毕竟是强弩之末,厉鹗之后再无大家,这种态势决定了两者的共存与交融是以常派为主导。

谭献的词学思想

谭献的词学思想明显体现出从嘉道时期向同光时期过渡的特点。他对张惠言和周济既有继承之处,又有改造变通之处。“柔厚之旨”,是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词之内蕴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在前人词学创作主张基础上,他提出了“潜气内转”与“一波二折”之说:“幽涩”之美与“虚浑”之境是谭献对词美感特质所作的新的归纳和总结:谭献虽然丰富、发展了常州词派的读者接受理论,但由于其浓重的政教说词观念,其词学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又限制了读者自由阅读的深度和广度,对此要客观地加以评价和分析。

历史与形而上学的歧途——王国维与常州词派之一

王国维与常州词派在文学阐释上存在差异,常州词派继承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以"比兴寄托"为旨,力图通过重建诗歌与历史的关系来阐发作品的思想意义,他们的文学批评是政治性和道德性的。而王国维则站在西方近代美学非政治和非道德的立场上,依据诗歌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来阐发作品的思想意义。这两种阐释方式折射出中西两种不同的宇宙观。论文还同时揭示了王国维在走出中国古代诗学"阐释共同体",进入西方诗学"阐释共同体"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犹疑和矛盾,而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正是被王国维在理论上一度唾弃的历史本身。

端木埰与晚清词学

清代词学久成杆格的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在近代能走向合流,既是词学发展的必然,也与一二关键人物的倡导有关。端木埰即堪称清代词学向近代转型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过渡人物。他在创作方面兼师王沂孙与姜夔,旁涉苏轼,理论上远承张惠言和周济学说,近接金伟君、祁寯藻、周之琦及其尊人的词学观念,以“浙”济“常”,以自己的创作、批点和选本,有力拓展了常州词派的理论格局,对“晚清四大家”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并由此而奠定了晚清词学的基本发展方向。

论宋翔凤词学思想及其意义

宋翔凤继承了张惠言以“比兴寄托”为核心的词学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了修正与发展。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论词的着眼点由读词时挖掘“微言大义”转向作词时的抒发感情;二是比较注重词的体性特点。在常州词派的发展过程中,宋翔凤起了承前启后的中继作用。

龚自珍与常州词派

清朝嘉道年间,常州词派兴起,龚自珍与其中多数成员关系密切。其词创作风格及词学思想的成熟,始终伴随着与常州词人的交往,受其影响也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定庵词在嘉道词坛,不依附于流派而自成一体,龚自珍的词学观如"尊情"、"辨体"、"诠释"等方面,更是与常州词派有着诸多差异。可以说,龚自珍始终有意识地与常州词派保持着一定距离,并没有全盘接受常州词派的理论,而是有着更多自己的思考,所以,他的词学观与常州派也处于若即若离之间,而他也没有成为常州词派中的一员。

走出文学史的视野:朱祖谋《词莂》的历史语境与晚清词学

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文学史成为我们认识过去的文学世界及其理论的一个基本知识背景。文学史话语实际上隐含着对于新文化运动本身合法性的认同。朱祖谋是晚清词学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的《词莂》是对清词历史的独特回应。通过朱祖谋的《词莂》,可以分析我们面对传统的困境以及可能。

试论张炎《词源》对后世词论的影响

南宋末年 ,词人张炎为总结一代词章而著《词源》。在论著中 ,他推崇白石 ,力倡雅正 ,标举清空。“雅正”是张炎论词的基本原则 ,“清空”则是他论词的理想境界、最高的美学要求。形成于康熙前期的浙西词派 ,以及嘉庆年间由浙西词派衍变的常州词派 ,其二者的词学理论虽和张炎主雅正、清空的理论一脉相承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他们的理论却不尽相同。由此 ,可以说《词源》代表了词论的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