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夫”作为语词的内涵变化及文化意义

《汉书·晁错传》载“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根据现存文献,我们知道“狂夫”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方相氏”职守,有“狂夫四人”,此“狂夫”是文化仪式中巫觋的辅助人员。在礼乐文化时代,“狂夫”还是“楚狂接舆”式的有极高文化素养和人格追求的文化精英。同时还出现了纯粹贬义的“狂夫”。到了秦汉时代,“狂夫”一词随着晁错的使用,发展出了臣子自谦自贬为“狂夫”的含义。这些内容丰富了“狂夫”的文化内涵。

《脉书·上经》重要语句三题

本文通过对于《脉书·上经》中三处重要语句:“人有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鼂于气”“金之通天气为天府”“臂之大阴为脉口”的解读,以求管窥早期经脉在独立循行,不相连贯之时,诊脉口的原理。该三句为全篇纲领性的语句,对于我们理解早期经脉医学的内涵,探索其理论的源流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复方六草汤治疗非淋菌性尿道炎的疗效观察

作者应用复方六草汤（金钱草、车前草、益母草、旱莲草、淮山药、黄精各３０ｇ，灯芯草１０扎，甘草５ｇ）治疗非淋菌性尿道炎８４１例，治愈率为７９．５５％，有效率为９０．２３％，与美满霉素等抗生素联合治疗效果更佳。

广府传统聚落与潮汕传统聚落形态比较研究

传统社会中,广府民系和闽海民系分别占据了广东区域内耕作条件较好的珠江三角洲与韩江三角洲平原聚居生息,并以之为建筑文化核心区培育出具有强烈特色的广府聚落和潮汕聚落。虽然地域邻近,但广府传统聚落与潮汕传统聚落却具有差异鲜明的聚落形态。影响聚落形态生成发展的是多要素组成的外部环境系统,本文旨在分析两地聚落差异以及导致差异产生的关键环境要素,从中探索外部环境系统与聚落之间的互动机制。

晁补之的辞赋学论略

晁补之是宋代第一位全面研究辞赋学和大规模辑录骚体作品的学者 ,著《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三书。他的研究涉及楚辞篇次、屈子精神、文体辨析、本事考述等方面 ,首开宋代辞赋学风气 ,对朱熹、祝尧等人的辞赋观产生了直接影响。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以清华学人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坛,一批学者顺应"社会科学治史"的国际史学潮流,以社会经济史为研究重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科学派"。这批学者的代表即清华学人。清华学人是"社会科学派"的中坚力量,是"社会科学治史"方法的践行者。清华学人积极倡导"社会科学治史"的学术理念、组织学术团体、致力于会通人才的培养,在近代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个学术群体,这批清华学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学术流派,不仅特点鲜明,而且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清华大学一直秉持的通才培养、自由开放的育人理念是会通人才成长的重要保障,而与美国学界保持密切联系则是关键的学源优势,这是清华学人在当时能够引领学术潮流的重要原因。

王修玉《历朝赋楷》与清初文教政策

王修玉《历朝赋楷》受明代赋学思潮的影响而祖骚宗汉,但在新的背景下也表现出了对唐代和本朝律赋尤其是应试应制律赋的重视和推崇。王修玉的赋选,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初统治者重赋的文教政策对文学发展和社会稳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金泽荣和中国文化名人的诗文交往

1905年朝鲜李朝王廷弘文馆纂辑所正三品通政大夫金泽荣流亡中国,在张謇的帮助下寓居南通,任翰墨林书局编校。金泽荣在南通出版了30余部著作,为保存祖国文化,同时也为翰墨林书局出版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杰出贡献。案牍之余,金氏广泛结交中国文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人中有被胡适列举应该作传记的中国文化名人俞樾、张謇、严复、梁启超,屠寄、郑孝胥等。他们意气相投,诗文酬唱,书信往返,雅集宴饮,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值得纪念的篇章。

严复苛锐评骘梁启超原因分析

严复在私人场合对梁启超有着十分尖锐的批评。本文分析了内中原因及由此所展现出来的严、梁个性、思想上的歧异。严复苛锐评骘梁启超的主要原因是认为他学养不足而轻率妄发,根本原因在于双方政治理念与实际政治态度的不同。

赵大纲及其《杜律测旨》

明赵大纲《杜律测旨》是现存第一部由山东人撰写的杜诗注本。是书曾风行一时,但今日传本已极为罕见。其嘉靖三十四年(1555)重刻本,刻印精美,版本价值很高。赵大纲注杜多从“裨补风化”出发,因此有许多牵强附会的曲解,这个特点正反映了宋明理学影响下的杜诗学风貌。同时,赵注简明流丽,不乏深警之见,又以独到的成就屡为后世征引。无论是版本还是内容,《杜律测旨》都堪称是一部珍贵的文献。

巢父品格历史成因与现代意义简析

巢父是位远古圣贤,其品德情操垂典百世。“巢父现象”是与“尧天舜日”并行历史天宇的两道彩虹显像。《汉书》将其与女娲、孟子等列为“仁人”,毛泽东褒为备“高尚之智德”的“君子”。“巢父品格”作为民族传统高尚情操典型,颇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所倾注,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公务员廉政建设时,再度被标立为淡泊修身蔑视官本位的古贤典范。探讨与揭示“巢父品格”的价值体系,对倡导士人职员做人修身和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均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西汉朝廷服制着色政治蕴意探析

西汉朝廷服制主要包括祭服和朝服两种,其用色蕴含着特定的政治内涵。其中祭服用色先后有三次变化:汉初承袭秦水德制,故色黑;文帝时因对赤帝子的信仰,故色赤;武帝时又因立土德为法定德属的缘故,故色黄。而朝服则继承了秦朝水德制度下的黑色深衣服式。

论赋用歌诗的功能模式与文学旨趣

赋用歌诗体现于篇末乱辞和篇中歌诗,以“歌体”之用提供给散化赋文若干构篇探索的机会和可能,成为赋体创作学的重要命题。纵观历代赋用歌诗现象,不出承于《诗》骚用“乱”、迄汉代演进所开出的三种功能模式:展演诵读角度的以“歌”促“诵”,作为本源虽消解了音乐性,仍呼应于构篇形态和内容表达的“变章乱节”;文章格调角度的“曲终奏雅”,和篇末用“乱”相融合而形成题旨的经义推尊,咏物卒章比德从之;诗体借用角度的强化抒情,本于骚体之功能和诗篇之自足,注重于文体改造而易致诗化失体。三种模式先后发展,或见重合互用,然仍可区分基于题材体式的本末主次,致有功能意趣之别;复以异体嫁接而能化散为整,转实向虚,在总撮其要的层进表达中产生神思高远的艺术韵致。

乱离·苦难·幻灭——陈子龙组诗《岁晏仿子美同谷七歌》释读

陈子龙的《岁晏仿子美同谷七歌》是在明亡之后创作的一组反映时代乱离与身心孤绝的诗歌。该诗仿效杜甫反映战乱的名作《同谷县作歌七首》,因而在主题、章法、表现手法以及声韵上二者都有相同之处,同时也各具特色。杜诗《七歌》仿作在此时的大量出现记录了战乱给人们所造的无尽的苦难,也映射出易代诗人群体一段愤激无望乃至幻灭的乱离心史。

驱动力矩对汽车转向驱动分岔的影响分析

为研究驱动力矩对汽车动力学稳定性的影响,以引入驱动力矩的5自由度汽车二维非线性动力学模型为基础,利用前轮转角作为中间变量,建立了相应的7自由度自治系统模型,分析了不同驱动方式下,驱动力矩对汽车转向驱动分岔的动力学特征的影响。以前轮驱动汽车为例,利用相空间、状态变量时间序列、功率谱密度和李雅普诺夫指数分析了驱动力矩对转向驱动分岔特征影响的动力学演变过程。结果表明:驱动力矩的大小将直接影响汽车动力学系统的分岔特征,在分析汽车的动力学分岔特征时应同时考虑前轮转角和驱动力矩两个分岔参数的影响。

玩杜以遣意:清初张潮的杜诗接受

清初张潮的杜诗接受独具个性,其《海棠上杜工部书》为海棠鸣不平,《饮中八仙令》以杜诗为佐酒之令,《集杜梅花诗》则集杜诗专咏梅花,皆明显表现出玩杜以遣意的倾向,这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及性格密切相关。

晁说之知成州杜甫情结考论

北宋宣和二年至宣和六年,理学家晁说之知成州。晁说之知成州与杜甫寓居同谷有很大情缘关系,他知成州期间撰写的《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濯凤轩记》《发兴阁记》三篇碑文,为成州杜工部祠堂留下了珍贵的文献材料。晁说之知成州期间与因党籍遭贬同谷的郭执中交往密切,晁说之文集中有六十余首写给郭执中的唱和诗,其中不乏歌咏杜甫行踪、效仿杜甫生活的诗篇,充分表露出晁说之对杜甫的一往情深。杜甫与苏轼心向往之的同谷仇池山也是晁说之心中的胜地,故他写了多首诗歌咏仇池,抒发与杜甫、苏轼一脉相承的遁世情怀。

符葆森《国朝正雅集》考论

符葆森系近代著名学者,工诗赋,广交游,所辑《国朝正雅集》一百卷,收自乾隆元年(1736)鸿博科至咸丰七年(1856)二千余人诗作八千余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其生平交游以及《国朝正雅集》编辑背景、诗学观念、文献价值等方面看,表现出了其崇"真"、诗理情性、充之以学的诗学思想。

《畿辅七名家诗钞》版本研究

《畿辅七名家诗钞》是清康熙年间由王企埥刊刻的一部河北地方文人总集,所收7人均是当时普通文人,版本情况并不复杂。但因该书流传不广,乾隆时馆臣编修《四库全书》时仅见其中四家,未睹全书。之后各家对此著录多有疏漏,尚有分歧,直至今日。现以国家图书馆、保定市图书馆所藏两部全本在版本上加以介绍、比较,揭示各自的版本价值及清代丛书刊刻之特点,以期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清代女词人熊琏的悲剧心态和觉醒意识

熊琏是清代乾嘉时期的一位重要的女词人,芣苢之伤和蓼莪之痛造成了其复杂的悲剧心态,而其清醒的创作意识则体现了她对苦难人生和现实困境的超越,其词中所表现出的"翠袖青衫,千古同悲"之叹凸显了鲜明的女性觉醒意识,从而使其词在整个词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