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乐章——陈应时与赵如兰的交往及《宋代音乐资料及其诠释》之翻译

音乐学家陈应时与赵如兰从1979年底至1989年曾就宋代音乐研究有过频繁的通信。保存在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卞赵如兰特藏”的这些信件显示,陈应时至迟在1979年底开始就着手翻译赵如兰的《宋代音乐资料及其诠释》一书,到1982年3月已将译好的四章寄给赵如兰。他之后的宋代乐谱研究也深受赵如兰宋乐研究的启发。赵如兰对陈应时译书的请求有积极的回应,并于1981年帮他申请到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基金。虽然陈应时最终未能成行,但两位学者一直关心相互的研究成果。

如兰芬芳 隽永绵长——“如兰芳音”策展纪实与思考

赵如兰是哈佛大学第一位华裔女教授,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长女。文章以策展者的身份对哈佛大学音乐图书馆“‘如兰芳音’:赵如兰捐赠纪念展”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从赵如兰的生平、学术贡献、学者风范、主要捐赠、待人接物等方面,介绍了赵如兰的一生和她对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所做出的主要贡献,以及策展的思路和创意、手段和技术等。作者概述了赵如兰的主要捐赠,包含中国及亚洲戏曲音乐、仪式音乐、古琴音乐、说唱音乐等不同媒体的文献资料,不仅使赵如兰为更多的学者朋友所了解,同时也为捐赠物品在大学图书馆的处理和保存提出了有意义的想法和建议,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引发的相关思考。

京剧声腔与钢琴艺术的完美结合——张朝先生钢琴曲《皮黄》的音乐特征及其演奏

作为当代中国钢琴音乐创作中的经典作品,作曲家张朝的钢琴曲《皮黄》以其独特的创作思维方式将中国传统艺术京剧与钢琴艺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文章以此曲为例,从分析、总结这部作品的背景、创作特征及演奏特点入手,揭示这部作品深刻的意韵与内涵,探究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独特的表达方式,以期对中国风格钢琴作品的演奏与发展产生有益推动。

文化地理学视域下潮剧与广东潮汕文化区的音地关系研究

潮汕地区,是广东省潮州、揭阳、汕头三个地级市的统称,位于粤东沿海、广东与福建交界处,是潮剧的发祥地。根据史料记载,潮剧已有超过400年的历史,广泛流行于潮汕地区。文章从文化地理学的视域,以"南蛮之地"为何出现"忠孝节义,劝恶扬善"的潮剧,潮汕大地为何选取"田元帅"为潮剧的戏神,"省尾国角""三面环山"的潮汕如何孕育独具艺术魅力的潮剧,潮剧如何走出潮汕广泛传播海内外四个切入点来探寻潮剧与潮汕人文地理之间的关系。

试论潮乐的文化特色

艺术是它所属的文化的反映和代表。潮乐就其本质而言,也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深深根植于潮民、潮地的文化之中,从悠久灿烂、朴实深厚的民系文化中吸取营养,是潮汕地区特定文化的产物,它蕴含着潮汕历史、文化渊源及广大潮人所独具的文化心态,成为潮汕文化的重要载体。

潮剧对潮汕地区民间音乐的吸收与创造——以民歌、弦诗乐为例

潮汕地区民间音乐极为丰富。潮剧在历史发展中,不仅吸收了大量的民间音乐,还体现出某些艺术创造性。这对当代的潮剧音乐创作也有重要启示。潮剧艺人的吸收、创造建立在他们对民间音乐的熟悉上,可以说对民间音乐的掌握已经达到"饱和"的艺术状态。潮剧艺人对潮汕民间音乐了然于心,才能够活学活用,根据剧情的需要,充分发挥主观创造性,从而促进潮剧艺术的发展。

混沌·分形与音乐关系的思索

音乐作品由“音乐音”所生成,它们在时间序列轨道与空间的序列轨道上不断地发生、发展和演化,并在基本表现手段和整体表现手段的不同层面上形成各自的轨迹。一系列“音乐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演化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其中既有确定性行为,也有不确定性行为。它们时而有序,时而无序;时而有规律,时而无规律。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其生成、发展和演化过程形成了确定性行为与不确定性行为同生共存综合体——一个非线性动态系统。 音乐作品在时间序列上表现为混沌运动——从有序逐渐过渡到“无序”,这种混沌运动貌似随机而实质上有其内在的、深层的规律性,即混沌序;在空间序列上表现为分形——它不断地向精细结构发展,形成局部与整体的自相似性。

音乐起源论探微

中国古代的音乐起源论以"一"——混沌之道为音乐的起源,以心、物、能一元论的宇宙观为音乐创生的基本原理。西方科学主义音乐美学观基于心、物对立提出真理式的音乐起源观。西方科学主义音乐美学观在阐释音乐的形式时有其优势,却无法解释音乐起源与最高境界的奥秘。中国音乐美学将音乐的起源与境界做整体性研究,恰与道家的宇宙观相吻合。量子力学的研究成果亦已证明心、物、能一元论的正确性。因此,中国古代以混沌阐释音乐起源更具说服力。

春秋时期社会“失范”原因探析

春秋时期,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大夫执政乃至"陪臣执国命"等因素,共同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典型的"失范"状态。周王室的衰微是其根源,私家的兴起只是加速器,而时人对周礼背后之"义"丧失,应是此时"礼坏乐崩"的本质所在。

混沌学视域下电子音乐结构力研究

幻听电子音乐不依赖任何其他媒体和表现形式,而是完全凭借听觉去鉴赏和审美,是唯一纯粹的听觉艺术。本文以幻听电子音乐为论述对象,运用"混沌学"理论剖析其结构元素及其音乐发展中的确定性行为与不确定行为,并针对结构组织中带有普遍规律的现象予以梳理和总结,提出能够秩序混乱的主线--矢量,从微观到宏观,用频率、织体、密度、空间及相互关系转换等若干个结构元素来控制声音细胞及其组织发展,从而进行有目的、有方向的理性创作,用科学、艺术、有心理预置的创作思维指导创作,以期找到在宏观上、微观上把握其他类型和表演形式的电子音乐结构组织的思维和方法。

混沌与分形视野中的赋格写作思维

混沌分形理论一直在物理、数学、生物学、经济学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其对于解构音乐作品的形成过程与结果也具有"逆向"诠释意义,从而使音乐学习者可以深刻认识音乐的构成原理,能激发作曲家从宏观上更有效地组织音乐,并协助音乐理论工作者面对浩瀚无边的音乐作品时,不会因为音响形态各异而疏忽了音乐作品内在普遍、共性的构成前提。赋格作为西方传统的复调音乐中最为完善、"高贵"的思辨性格律曲体,可堪称共性时期作曲思维普遍法则的重要表率。以混沌分形相关的学理为基础,结合赋格写作中的共性原则,论述混沌分形理论在赋格分析和写作中的具体表现和普适性将会为诠释作曲思维提供一个耐人寻味的视角。

大晟府词人新考

徐申崇宁五年(1106)九月至大观元年(1107)任大晟府乐令,大观二年(1108)十月出知常州,任典乐则在大观二年十月前。晁端礼于政和三年(1113)六月下旬赴大晟府,以谪散官而任制撰文字职事,一月后叙复,命官为按协声律,未及上任即卒。万俟咏、田为、江汉于政和三年五月后任制撰文字,后各有升迁。江汉政和六年至政和七年间(1116—1117)离开大晟府任密州通判,万俟咏宣和元年(1119)八月前离开大晟府任秦川茶马司干当公事。田为自政和四年(1114)正月后至宣和元年十一月均在大晟府任职,先后任燕乐所制撰、修制大乐局管勾官、典乐、乐令、典乐、大司乐。

从混沌·分形与音乐谈起——试分析声乐作品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混沌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的新兴学说。"混沌"也是近现代非常引人注目的热点研究,它掀起了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以来基础科学的第三次大革命。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都受到了混沌理论的支配。经研究发现:音乐在很多时候也受到混沌理论的支配。音乐既然受到混沌的支配,而声乐属于音乐的范畴之一,必然在不同的各个方面理应也受到混沌的支配。笔者作为声乐教育的工作者与学习者,将试着用混沌的部分理论来试图证明、分析声乐作品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吴伯超桂林时期的音乐创作——抗战桂林文化城系列论文之五

桂林时期是著名音乐家吴伯超音乐创作的黄金时期,其一生最重要的作品混声合唱曲《中国人》《国殇――祭阵亡将士诔乐》《冲锋歌》及女声四部合唱与钢琴四重奏曲《暮色》都在这个时期创作。吴伯超桂林时期的音乐创作利用了苗瑶音乐的曲调,与丰富的和声相配合,形成了新颖的风格和动人的节奏。

官护民养:撞河村吵子会考察探析

根据2015年暑期考察数据统计得知,撞河村吵子会是高碑店市现存吵子会中规模最大、人员最多的一处。其在近现代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地养会""官养会""民养会"三个阶段。三个阶段中,撞河村吵子会面对种种社会变故展现出坚韧顽强的生命力。这种力量一方面源自村民对吵子传承的执着态度,同时也因当地文化传统中,吵子会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地位和实用功能。本文将对撞河吵子会发展历史、民俗活动、吵子音乐展开考述探究。

潮汕歌乐文化之母——潮语

论述潮语与古语、潮歌、潮乐、地域之密切关系,以印证潮语乃为潮汕歌乐文化之母。

西方钢琴创作技法与彝族传统音乐的融合——解析《滇南山谣三首》的音乐特色与演奏

《滇南山谣三首》是钢琴演奏组曲,是我国著名作曲家张朝以民族传统音乐为基础,充分结合西方钢琴组曲创作技巧创作而成的。整首钢琴组曲由三首具有独立标题的乐曲组成,每首乐曲的音乐素材都是来源于云南彝族生活情景,将我国云南彝族民风民俗以及山水风光展现在世人面前。对《滇南山谣三首》的音乐特色和演奏特色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首钢琴组曲的整体风格和艺术特色,可以对钢琴组曲中对民族素材的运用进行全面分析与研究,使西方钢琴创作技法与民族音乐之间的融合性,总结对这首作品的演奏方法的想法。

汕头明心善堂功德仪式音声考察

通过对汕头广澳村明心善堂功德仪式的考察,描述了仪式过程,对该仪式的音声情况,信仰、仪式行为和音声的关系等进行分析阐述。

读梁雷的文字认识作曲家梁雷

梁雷的音乐和文字充分表现了对文化与哲学的宽广思考,在中国的影响深远,是一位跨民族、跨时空的作曲家。文章以民族音乐学家的视角,对两本文集《借音乐提问:梁雷音乐文论与作品评析》与《百川汇流的声景:作曲家梁雷的人文叙事》进行评述,谈论梁雷的作品独创性、教育理念和求学精神,为青年学者与学子带来借鉴学习的楷模。

吴伯超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贡献及启示

吴伯超创办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在招生、管理、师资建设等方面都对中国的艺术(音乐)院校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办学模式被多数院校所继承。他培养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