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论《论语·学而》“信近于义”章

《论语·学而》“信近于义”章的歧说众多,诸家对字义、句意、逻辑结构和义理的理解都不尽相同。汉唐的何晏、皇侃、韩愈及李翱之论,宋儒邢、二程与张载之说,皆差异明显。朱子敏锐地发觉,旧注都缺少一截工夫,切中了先儒的共同弊病。与前人不同,朱子以“践”训“复”,以“依”训“因”,主张通过谨始虑终的工夫,弥合信和义、恭和礼、因和亲之间的张力。他认为此章三句是并列关系、各自独立,分别指向义、礼和仁。每句内部则是工夫和效验的关系。从解释特色看,朱子以谨始虑终贯通此章,凸显出用智明理在言行交际和美德培育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出对仁、义、礼、智四德的追求。

朱熹《论语集注》“四论管仲”注文初探

朱熹《论语集注》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论语》注本。注解文本体现了朱熹对孔子仁、礼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中"四论管仲"是《论语》中孔子对人物的评价内容里所占篇幅最大的。通过研读、分析朱熹《论语集注》中关于孔子对管仲的四次评价的注文,有助于理解朱熹独特的哲学思想以及了解朱熹注解经典文本的注释方法。

精义为本 默识心通——论程颐《论语解》的理学特色

程颐确认《论语》是儒家载道的要籍,其理学思想的建构也以《论语》作为基本资源。他的《论语解》采用涵畜经文、直寻义理的解经方式,是对传统传注之学的改造和超越。其以"理"解"仁"的德性之学,以"序"求"和"的礼学思想,以及由治心而治世的学术思路,构成北宋理学的基本框架。《论语解》虽然不是完整的《论语》注本,却以其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深刻的义理阐发开创了北宋《论语》学的新局面。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辨析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是《论语》中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也是引起很多争议的一句话。"与"字应理解为平等、并列、相对于;应该把利、命、仁放在孔子整个思想体系中、整个时代中去理解,不应只局限在这一句话中。利、命、仁在孔子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决不是平等的:孔子承认利,但不是功利主义者;默认命,但不是命定主义者;他的思想核心应该是仁。

“直”和“礼”的“中庸”——孔子之“仁”再辨证

孔子或《论语》思想的核心范畴是＂仁＂,但＂仁＂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论者向有分歧。结合对相关概念的考释,批判性地考察杨伯峻、冯友兰等对孔子之＂仁＂的解读,可以揭示出孔子所谓＂仁＂即是＂直＂和＂礼＂的＂中庸＂;由于现实原因,孔子虽然重视＂直＂,但没有充分展开论述,而是更多地讨论了＂仁＂和＂礼＂,所以＂直＂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且往往被混淆于＂仁＂。然而,倘若真正把握了＂仁＂的结构性内涵,尤其是注意到＂直＂在其中的基础位置,则不仅能够准确地理解孔子或《论语》的＂一以贯之＂之＂道＂,而且有助于认识孔子及其思想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特别意义。

《论语·里仁》篇“无适也,无莫也”章释义商榷

《论语·里仁》篇“君子之于天下也”章“无适也,无莫也”语,主要有三种解释:一,以郑玄注为代表,训“适”为“敌”或“匹”,训“莫”为“慕”;其二,以晋代范宁的解释为代表,训“适”为“厚”,训“莫”为“薄”;其三,以宋代朱熹为代表,训“适”为“专主”,训“莫”为“不肯”。三解均有可商榷之处,从字源和义理角度来看,“适”宜训为“归附”义,“莫”宜训为“谋划”义。此章当解为君子对于天下,不当归附于某一君主并为之出谋划策,出仕应恪守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