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态度取向与翻译的选择及策略——谈林语堂《浮生六记》的翻译

“文化转向”将翻译研究从语言层次的规定性研究转向文化关照下的描述性研究。林译《浮生六记》说明 ,译本的选择与翻译主体的性格气质、人生态度取向紧密相关。在翻译策略上 ,林译既有归化 ,又有异化 ,并非如温努提认为的那样译者选取一种方法并一以贯之。

《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用历问题辩证

《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跟《礼记》中的《月令》文字相同,差别只是十二篇合为一长篇,又被《淮南子·时则训》全文抄录,仅文字上略作修改,其中所记天象、物候多来自于《夏小正》。主要受对《月令》的解读影响,从汉代开始,学者对于《十二纪》纪首所用历制的认识便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高诱、郑玄等认为《十二纪》纪首(亦即《月令》)以孟冬之月,即夏历十月为岁首,所用正是秦朝的颛顼历,而更多的汉代学者囿于经学思维,认为《月令》乃周礼,所行即周制。唐代孔颖达疏解《月令》时,为维护"三礼俱出于周"的正统观念,对郑玄的解说曲加弥缝,承认其说《月令》"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但否认出于秦制,而认为是吕不韦宾客所传的圣王旧章。孔颖达之说深刻影响到后世读书人对《月令》亦即《十二纪》纪首的一般看法。另外,由于《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天下之前,且后世一些学者对"改正朔"的理解过于机械,直到今天,仍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十二纪》纪首所行非秦制,甚者以此为据强调《吕氏春秋》与秦统治政策间的矛盾。本文梳理各家论难,辨析各自言说背后的思想背景与材料支撑,在此基础之上,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字资料,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发现《十二纪》纪首之以十月为岁首,在《季秋》和《孟冬》篇中已明文昭昭,而秦在《吕氏春秋》成书之时已采用颛顼历,也可由《史记·秦本纪》和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编年记》得到证明,故《十二纪》纪首确实是以孟冬之月,即《夏小正》十月为一年之始,《十二纪》纪首所用历即秦颛顼历。战国秦汉时期,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不同传本和改写的现象颇为常见,但也因此导致后人在阅读时容易因文本被著录的形式和所纳入的书籍类型而形成若干先入之见,干扰对文本的解读。《十二纪》纪首用历问题聚讼多年仍莫衷一是,即是其例。

银雀山汉简〔贰〕《兵之恒失》、《德在民利》与《逸周书·王佩》“同文”问题疏论

《银雀山汉墓竹简〔贰〕》中收录的《兵之恒失》、《德在民利》与《逸周书·王佩》存在"同文"关系。其中,《兵之恒失》与《王佩》篇相比,似是截取、增益后者及相近文本而来的。《德在民利》与《王佩》篇很是接近,二者间或存在共同的"祖本",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线性关系,然因中间环节阙如,具体情况不敢遽下断言。此外,《尉缭子·十二陵》部分文句也与上述三种文献相近,但整体性略有不如,相比较而言,与《兵之恒失》接近。这反映了兵书类文献成书过程的复杂性与历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