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特伯雷故事·总引》骑士叙事的文学地理考论

早在中世纪,希格登和博韦等史学家就明确指出历史和地理是“人类事务”的时空两面,二者集合为一体,共同作用于整个社会。现代中外学者建立的文学地理研究框架和范式似乎即承袭于前人的这一社会认识论,具体包括文本在历史、现实层面展现的空间语境和其所再生出的地理图像及意指。研究聚焦《坎特伯雷故事·总引》中的骑士形象,一方面以中世纪相关历史文献为依托,考察了“总引”骑士叙事所折射出的历史真实性和文学创作性;另一方面又以中世纪“加泰罗尼亚地图册”为背景,复原骑士挺近圣地的“向心”继而远赴东北欧的“离心”两段征战轨迹。研究表明,骑士作战轨迹可以复原为一个四方环绕基督世界的圆形“十字架光环”,似乎意指骑士追随基督以期获取救赎的精神世界,这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乔叟文学创作之严谨匠心。

《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狂欢书写及喜剧特征

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作为诗体短篇小说集,以鲜明的笔触和丰富的想象从多个角度生动地再现了不同阶层、不同身份朝圣者的故事,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及社会矛盾。乔叟综合运用幽默、夸张、戏剧化的描写方式营造欢乐的氛围,让狂欢书写贯穿于故事全程,其巧妙的结构设计及反讽手法的运用让小说呈现出喜剧特征。按照狂欢背景、狂欢故事、狂欢落幕的逻辑理路,对《坎特伯雷故事集》的狂欢书写及喜剧特征进行了分析,深入挖掘了小说的现实意义。

试论《坎特伯雷故事》的多元与复调

《坎特伯雷故事》包容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可以说是当时英国各社会阶层、各种政治力量、各种利益集团、各种新旧思想、各种性格的人物之间的对话。乔叟笔下的香客———叙述者们是个性化的人物,既代表各自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又拥有充分独立的主体意识,他们在朝圣旅途上各抒己见,用故事表达他们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思想意识。作者并没有试图把他们的观点统一起来,而是兼收并蓄,造成了《坎特伯雷故事》的多元与复调。同时,狂欢化的朝圣旅途也进一步加强了作品结构上的开放性与意义上的多元。

《坎特伯雷故事》中的狂欢化喜剧特色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喜剧性既有西方古代以来的讽刺、讥笑、滑稽等喜剧传统 ,也有从中世纪市民社会生活中生发出来的狂欢化特征 ,乔叟充分利用喜剧的戏谑、讽刺、滑稽、讥笑等手法 ,以嘻笑怒骂的方式亵渎神圣 ,以广场的卑俗语言消解庄严 ,使狂欢化喜剧特色得到了鲜明的凸现。

文本展示的独特模型——《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叙事框架探析

伟大诗人乔叟的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继承了欧洲文学“框架故事”的伟大传统 ,构建了一个高度发展的叙事框架。独特的叙事框架把所有的故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赞美春天的千古绝唱——读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序诗(十八行)》

乔叟著名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序言前18句,以精致的用辞并采用典型景色的描写、夸张的修辞、诗律的妙用、通感的联想、气氛的渲染,使这十八行诗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也使之成为历代赞誉的佳作。

论《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复调性对话

《坎特伯雷故事》是英语诗歌之父——乔叟晚年创作的一部经典作品,集中世纪文学之大成。这部堪称"人间喜剧"的作品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揭示出14世纪的英国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思想上所经历的历史性变革,深刻反映出当时多种文化思想交织的社会现实。诗人利用中世纪的朝圣框架展开叙述,让一群来自英国社会不同阶层、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香客们在朝圣旅程中对话与攻讦,通过他们各自讲述的不同体裁的故事以及不同的主题与思想文化之间的碰撞,形成一种基于朝圣之旅的多声部、复调性对话,折射出当时英格兰复杂多元的社会现实。

游走在悍妇与斗士之间——论巴斯妇形象

《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巴斯妇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研究者们对这个人物形象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看法。事实上,乔叟身为谨慎的朝臣,同时也是谨慎的作者,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从而使笔下的巴斯妇成为一个游走在悍妇与斗士之间的女性形象。

信仰和现实之间的徘徊——论《坎特伯雷故事》的宗教思想

乔叟一方面受到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百态,热情讴歌冒险发财的商人,指责教会的腐败堕落;另一方面,他又执著于精神救赎,唯恐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影响自己获得彼岸的永生。本文通过分析《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宗教主题,试图阐明乔叟宗教观中的两重性。

《贞女传奇》的得与失

《贞女传奇》在乔叟的创作发展和英国文学史上都具有特殊意义。它是14世纪英国文学中为数不多的佳作之一,特别是其“引子”,既继承了宫廷爱情的诗歌传统,又进行了创新,使“爱情之园”成为喜剧性冲突的场所,实为当时英国文学所仅有。同时,诗人在“引子”里还表达了他注重现实的创作思想,这在英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定意义。但《贞女传奇》是一部过渡性作品,表现出乔叟在转入新的创作方向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它的得与失在一定程度上为《坎特伯雷故事》的创作做了准备。另外,这是第一部用英雄对句写成的英语诗作,对这种诗歌体裁后来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影响。

论《坎特伯雷故事》的多元化特征

每个时代都有伟大的作家,但伟大的作家都超越他的时代。被誉为"英诗之父"的十四世纪英国诗人杰弗里·乔叟凭借其卓越的诗歌艺术成就,开创了英语诗歌传统。《坎特伯雷故事》是乔叟晚年创作的一部艺术构思精湛,思想内涵丰富的经典诗作。诗人在作品中巧妙运用中世纪多重框架叙述,让不同的叙述人讲述不同体裁和题材的故事,使作品成为一个多重思想交织的有机艺术整体,充分体现出作品的多元化特征。这种多元化的叙事艺术不仅给人们提供了中世纪文学研究的典范,也有助于探究英语诗歌创作的源流并深刻领悟早期英格兰社会的多元文化。

小孩是成人的父亲——论乔叟与布莱克的思想共性和迥异叙述

理性与感性之争构成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的主题之一。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转化意味着人学研究的开始,而新古典主义进入浪漫主义深化人对自我的认识。作为这两个时期的诗歌代表人物,乔叟和布莱克共同强调和重视情感体验,并且都以"小孩"之意象艺术地呈现了他们在人性问题上的思考。本文从构成诗歌的基本因素意象、结构和单词出发,结合文学话语产生的时代背景,解读两位诗人相同的主题内容以及各异的表现形式。

试析乔叟视阈中的医德困境

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总引"中对"医生"这一形象进行了生动描述。他用文学的形式将西欧中世纪晚期的医德状况描摹下来。透过"文史互证"的分析路径可以发现,乔叟不仅关注到了医生世俗化这一历史进程,而且对医生逐利化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尖锐讽刺。乔叟视域中的医德困境就在于医生世俗化是医术提升的前提,而世俗化的医生又走向了逐利化,没有信仰与医德支撑的医术最终演化为一种工具理性。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人文主义精神

《坎特伯雷故事集》是乔叟一生创作的最高成就。它主张人文主义的人生态度,反对禁欲主义,揭露教会的腐败和堕落,赞美自由的爱情。其中对不同人物的描写,如骑士、巴斯来的妇人、女修道士等,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方面来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折射出当时的现实生活,体现了人们的价值观和对自由生活的渴望。

《坎特伯雷故事》的空间批评

《坎特伯雷故事》手稿的编订通常沿用了埃尔斯梅尔抄本的序列。这个序列可以看出《坎特伯雷故事》结构空间的开放性。如梅尔言,是不是乔叟搭建框架之初,就没有打算把它写完?或者乔叟宁可要一卷五花八门、数量无定的故事,也懒得去完成哪个秩序有定的恢宏构架?而且,"总引"中那一群精力充沛的朝圣者说书人,和千奇百怪却秩序有定呼应着讲故事者身份的故事,足以登上前台而令作品总体主题和结构空间相形失色。我们发现从伦敦泰巴客店去向坎特伯雷的这一群朝圣客,都有一种自觉的空间意识,对于自己在14世纪英国这张社会地图中的位置了然于心。了然于心而不图谋越轨,这是乔叟式温和讽刺风格形成的空间背景。

“从心所欲,不逾矩”——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现实主义新论

《坎特伯雷故事集》是中世纪（1066—1485）英国文学中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其巨大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它的现实主义。长期以来，由于现实主义文学的主导性和当然性等特点，致使论者对该时期模式化的现实主义关注不够，特别是缺少对具体文本的研究及对其价值、意义的探讨。本文试图分析《坎特伯雷故事集》的现实主义特征，以期更好地认识和把握该时期的现实主义及该作品的价值与意义。

细节描写的魅力 巧妙的结构安排——评《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序言》

《坎特伯雷故事集》是“英国诗歌之父”乔叟的代表作。故事讲述了31个朝圣者结伴到坎特伯雷去朝圣。途中,每个人讲一个故事,来缓解旅途的劳顿。这些朝圣者来自不同的阶层,几乎涵盖了当时的所有社会阶层。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14世纪英国的社会画卷。本文就其中的《序言》部分的写作特点进行了分析。

乔叟作品中女性对婚姻意识的反转

《坎特伯雷故事集》里的二十四个故事各有不同的焦点,其中婚姻主题十分明显。早在上个世纪初,齐崔吉就提出乔叟的四个故事——《巴斯妇人的故事》《牛津学者的故事》《商人的故事》以及《地主的故事》——应被视为一个整体的看法,因为它们皆以婚姻中的权力问题作为中心辩论。一般学界对于乔叟婚姻故事的诠释主要都在中世纪厌女文学传统与女性主义的框架内讨论。然而,另一种可能性是乔叟不把自己局限在女性主义论述里,而是提供了女性角色们一个重塑中世纪男性特质的场域。细读《坎特伯雷故事集》发现,对于乔叟的男性角色而言,婚姻不过是场游戏,但乔叟的女性角色也为了驯化男性而不断努力。这四个婚姻故事的共通情节即为每位妻子都教导丈夫何为男性美德。总的来说,每个婚姻故事都显示了中世纪婚姻意识的反转,不以女性主义讨论这些婚姻故事,而是单纯地探讨中世纪女性对于理想婚姻所付出的努力。

“诗”与“思”的印象和阐释——伍尔夫、布鲁姆对乔叟的观照

在伍尔夫的文学批评随笔中,乔叟是诗人,有着杰出的说书人天赋,其作品有着惊人的多样性和偏偏的力量。在布鲁姆的著作和评论中,乔叟是具有宏大意识的大诗人,创造了英语世界中仅次于莎士比亚的人物形象,“是莎士比亚的伟大源泉”。伍尔夫和布鲁姆的批评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伍尔夫是作家,其文学批评是印象批评,其随笔以感性的直觉印象方式,写出了乔叟的天赋和诗人魔力;布鲁姆是文学理论家和有天赋的批评家,其文章以充满激情的思辨和活力充沛的诠释,写出了乔叟作品何以是经典,何以是伟大史诗。伍尔夫和布鲁姆关于乔叟及其作品的印象与阐释,本质上也是“诗”与“思”的对话。

诗歌与不确定世界中的感知问题: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里管家被移动的摇篮

诗歌同时拥抱生活和语言。叙事诗最重要的是讲故事,它提供了关于追寻个人能动性的范例,不管这追寻能否实现。诗歌《坎特伯雷故事》揭示并评论了14世纪晚期西欧所面临的知识、感知、策略方面的不确定性危机。本文探讨《管家的故事》如何诗意地处理不确定世界里的感知问题。在故事的关键情节中,一位心怀不平、寻求报复的访客在深夜将婴儿摇篮从大人平时放置的位置移开,给婴儿的家长——屈鲁宾顿一位爱欺负人、常偷窃的磨坊主西姆金带来了多重灾难。摇篮表现出的不稳定性使它成了一个有力的诗意象征,象征着许多行为和人工系统类似的不稳定性。这些系统在故事一开始被西姆金用来表现他的家庭、经济及社会政治坚不可摧。由于两名愚蠢的剑桥学生稍显笨拙的努力,这些系统的暴虐谎言得以暴露无遗,其创造者的社会伪装因家庭背叛而被进一步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