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种藏药经典方联用对大鼠局灶性脑缺血损伤的保护作用

目的:研究二十五味珊瑚丸、如意珍宝丸、二十味沉香丸联合用药对大鼠局灶性脑缺血损伤的保护作用。方法:80只SD大鼠随机分为4组。假手术组和模型组每日灌胃给予生理盐水(1 mL/100 g);阳性对照组每日灌胃给予尼莫地平(1.89 mg/100 g);联合给药组每日早中晚分别灌胃给予二十五珊瑚丸(7 mg/100 g)、如意珍宝丸(31.5 mg/100 g)、二十味沉香丸(49 mg/100 g)。7天后采用改良线栓法制备大鼠大脑中动脉阻塞(MCAO)模型,并于缺血24 h后,2,3,5-氯化三苯基四氮唑(TTC)染色观察脑梗死面积;干湿重法计算脑含水量;并检测缺血脑组织NO含量(硝酸还原酶法)、血清SOD活性(黄嘌呤氧化酶法);血清MDA含量(TBA法);血清LDH活性(丙酮酸法)。结果:与模型组相比,联合给药能够显著降低脑缺血大鼠脑梗塞面积、脑含水量及缺血脑组织中NO含量,提高血清SOD活性、减少脂质过氧化产物MDA含量并使LDH活性降低。结论:实验结果表明,二十五味珊瑚丸、如意珍宝丸、二十味沉香丸联合用药可通过减少梗死灶、减轻脑水肿、抑制氧化应激反应等,对缺血脑组织产生一定保护作用。

君子和而不同——析苏轼兄弟的异质异貌

苏轼兄弟手足情深,成为千古称美的文学佳话。然而,这种深厚的情谊并不是以二人的种种相同特质为表现形式的,在他们性情气质、文学个性、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实际存在着最重要的异质异貌特征,恰是这些“和而不同”的独特风貌,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与文学生涯中,取得了适合自身个性发展与他人无法取代的成就。

论苏氏文学家庭

以苏轼为代表的苏氏文学家庭,在宋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首先梳理苏氏一家的文学人才,然后着重从家庭影响、“诗穷而后工”与区域文化三个方面探讨了苏氏文学家庭兴盛的原因。

论晚清民国耆宿陈诗主要交游与诗风嬗变

陈诗是晚清民国重要的皖籍诗人,自幼年归乡后初学渔洋,更宗中晚,随吴保德、吴保初兄弟学诗,并得王尚辰指点。光绪二十六年入沪后,陈诗与文廷式、郑孝胥、陈三立、夏寿田、冒广生、朱祖谋、夏敬观、陈衍等一批坛坫名流交往密切,诗风发生变化,不盲目模仿前人,得以自立。在与同光诸家的交游过程中,陈诗又能摆脱明代以及清中期格调派以来那种意图效仿唐人却落入窠臼的习气,自成一格,在当时诗坛卓然自立一家。

朝鲜《续明史》史学思想研究

朝鲜文人赵彻永所撰写的《续明史》一书,反映了朝鲜人的尊周思明思想、和小中华意识,该书以传抄中国的南明史料而成,其内容多有同中国史书的重复之处,故其史料价值并不算高。但它却反映了朝鲜人的尊明反清思想和小中华意识,因此该书在很多方面同中国的史学思想有所不同,体现了朝鲜民族的民族特色。

谈三晋文字中一种特殊写法的“家”

文章在前人基础上考释了战国三晋官玺"家车守",顺便考释了魏国兵器铭文中的地名"家",其中的"家"字应是三晋文字的特有写法。

黄文焕《杜诗掣碧》考论

福建永泰黄氏藏清抄本《杜诗掣碧》是明末清初时期福建著名文人黄文焕编著的杜甫诗歌评注本,为近年杜诗文献的重要发现。黄任所说“五、七言律为人借刻”一事指顾宸在编著《辟疆园杜诗注解》的过程中征引了《杜诗掣碧》的部分内容,顾宸书中还保留了黄文焕评阅顾注的文字,说明两人是广义上的合作关系而非剽窃。《杜诗掣碧》的杜诗评注以艺术分析为核心,侧重从“意”“篇法”“俚质”“仓卒造状”等四个方面进行总结归纳。全书采用会意评点为主的研究模式,具有重视诗歌情境的开掘和阐发,重视作诗之法以指明学诗路径等特点。对于完善明末清初杜诗文献的学术体系、丰富形式诗学研究以及补充黄文焕诗文评成果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苏轼、苏辙的“性命之学”

先秦至汉唐的儒学以论证和实现社会政治制度为主,对于道德性命讲得不多。北宋初期的儒学复兴,主要集中于政治理想层面,也并没有将道德性命之学当做最重要的问题加以研讨。这个问题最初由王安石开启,后来由二程等理学家进行开拓与发挥,使之成为理论焦点。古文运动中的欧阳修一派对于性命之学采取了回避或反对的态度,苏轼、苏辙的观点在这一派中比较有代表性。他们认为,孔子罕言性命,性命之学皆后起,不是圣人的遗旨。性命不可见、不易讲,也无益于人事,因此主张不谈性命。但为了反对世人谈性命的风气,他们对这个问题还是多有论述,这就是二苏所谓的"性命之学",其实质是一种反对侈言性命的思想。

党争与苏辙使辽诗文

在元祐四年苏辙出使辽国的过程中,从其使辽诗歌《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看,他与后来被归入洛党的副使赵君锡唱和不已,托付心思,证明至少此时洛蜀朔党争尚未完全展开。这组诗歌以及《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中所展现的苏辙“契丹认识”,有本质主义倾向与优越感,认为宋方在宋辽关系中处于优越地位;这就有区别于新党主将王安石认为宋在双方实际关系中更被动,并较少本质主义的契丹观。故在元祐中期前,所谓旧党内争在对外认识上的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还远远没有新旧党争所造成的裂痕明显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