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蹈海原因新析

陈天华之所以走上蹈海自尽之路 ,主要是因为他在革命与改良两种救国主张之间举棋不定 ,无所适从以至长期处于焦虑、压抑、苦闷之心理状态的结果 ,具体而言是由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三对两难矛盾所决定的 ,即感情上倾向革命与理智上倾向改良的矛盾 ;革命派身份与改良派思想倾向的矛盾以及寄望于留日学界与失望于留日学界的矛盾等。正是这三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难矛盾 ,使陈天华这真诚的爱国者在对革命与改良两种救国主张的取舍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信仰绝境 ,最终不得不选择蹈海自尽之路以求解脱。

为国身死:陈天华与梁济的投水自杀

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时期,面对世风沉沦与社会失范,陈天华和梁济先后都选择了有计划地投水自杀,并在死亡观念上达成共识,希望以此种方式实现生命超越,唤醒世人觉知。他们通过以死抗争之举体现了强烈的国家意识,虽然陈天华与梁济两人在国家解释路径和政治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但都是希望通过重新找寻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伦理来规范社会行为,拯救世风人心。这反映了近代社会新陈代谢中,无论新旧知识人都无法与传统文化彻底割裂开来,即使在社会价值体系崩解时,传统文化仍发挥着自身独特的魅力。

政治意义建构与文化消费:1923年钟耐成自杀案考察

1923年10月8日,湘籍学者钟耐成偕新婚夫人陈妙贞在杭州蹈江自杀,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钟氏遗书首先被公开,自杀原因直指曹锟贿选,使得该自杀事件被赋予强烈的政治符号意义。媒体跟踪报道,一方面塑造钟氏爱国为民的正面形象;一方面有计划地引导大众关注和批判贿选事件,完成对钟案的社会意义建构。文艺界将该事件推入消费环节,以钟陈二人为原型,编制戏剧、小说等文化产品,激发了大众情绪,产生轰动效应。各革命团体、亲友为钟氏夫妇举办追悼活动,使其为国事而死的形象获得仪式肯定。知识分子则对自杀行为是否具有社会价值展开论争,为我们了解民初社会和思想提供了契机。

“私小说”创作流变——郁达夫、陈染小说比较

郁达夫、陈染是本世纪初期和本世纪末期在“私小说”创作领域颇有成就的两位代表作家。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或亲身感受抒写着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 :孤独、苦闷、对爱情的追求和对死亡的思考。

论陈染的死亡意识

死亡意识是贯穿陈染作品的一条主线 ,与陈染表现女性的自主意识相比 ,死亡意识是贯穿于创作中更为久远并长期存在的内容之一。本文从分析陈染对死亡问题的描写和思考入手 ,力图对陈染死亡意识作勾勒式描述和具体剖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陈天华研究综述

陈天华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宣传家。他的思想主要包括反帝爱国思想、反封建民主革命思想、史学思想、哲学思想及教育思想等。而反帝爱国思想是其思想的主体部分。研究他的生平及其思想对于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乃至中国近代史都是大有裨益的。

社会构建视域下“陈布雷自杀事件”研究

陈布雷在中国民国人物史上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曾长期掌握国民党中枢机要。目前学界关于陈布雷先生的研究已有丰富的成果,但很少以社会建构理论视角研究陈氏自杀的原因与目的。文章简要梳理了陈布雷的遗书叙述方式及同僚、部下、媒体对自杀的构建过程,这种"构建"过程渲染"忠义"思想并抨击"失败主义"舆论,以达到"警示"国民党官员的目的。无论陈布雷本身、其亲属部下还是国民党媒体都是以政治立场为目的,这种"集体建构",根本认知是维护政治统治体系的稳定。

民国报刊媒体对女性自杀的新闻报道与舆论传播——以陈素芬自杀案为例

1933年,上海著名交际花陈素芬因情在旅馆自杀。对于这起悲剧,全国许多报刊进行了大量新闻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在不同媒体报道的引导下,社会民众对陈素芬之死争论不断,形成一个巨大的“舆论空间”,并产生了不同的情感体验。以报刊为主的新闻媒体对陈素芬案的报道及其产生的影响,反映了大众传媒在民国舆论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历史“本真”与舆论“叙述”——国共易势之际陈布雷自杀事件再探

1948年国民党中政会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的自杀是国共易势之际的重大事件。回到历史现场,发现陈布雷自杀事实及内中因由,并非在事件发生后即昭然著闻,而是经历了一个由被遮蔽到逐渐显露的过程。原本清晰确定的自杀事实,经由国民党党媒的重塑与社会谣言的矫饰后,变为“病逝”与“自杀”相互交织甚而难辨真伪的“罗生门式”叙事。国民党虽最终迫于内外舆论压力照实公布陈布雷遗书,但在解读陈布雷自杀事件时,仍不忘借机向民众传输党化意识形态,将其因对时局悲观失望的自杀行为诠释为“忧劳成疾,以死报国”的壮举。此类说法无异于避重就轻,也使得相关历史“本真”被无形遮蔽。在陈布雷自杀事件中,寻绎历史“本真”转化为舆论“叙述”的逻辑,以及通过舆论“叙述”还原历史“本真”的路径,进而探明陈布雷自杀的历史场景,不失为解读陈布雷自杀本意及其与时局关联的有效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