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代宗教”与科学的“被宗教化”--论陈独秀的准宗教心态及其写作策略

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旗帜鲜明的两面大旗,但是五四思想界代表人物对科学的信仰却带有准宗教的色彩,科学在五四时期被抬到了极高的地位,但科学精神的本质却在这种异化的心态中流失。五四时期为科学摇旗呐喊最为有力的是陈独秀,我们可以从解析陈独秀的科学观及其对科学的宗教性书写来探索这一奥秘。

北洋时期陈独秀对政党活动的思考——以1912-1923年为例

北洋时期中国政局进入了近代转型期,各政党蜂拥而起参与国家政事,政党活动也随之方兴未艾。陈独秀作为一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在此时期对各政党活动进行了观察和分析。此时的多数政党党纲虚设,党派的成立以利益结合为基础。各党派之间为利害斗争激烈,并且政党内部分合不定。政党忽视民力,与广大民众联系薄弱。在此基础上陈独秀也表明了自己对政党活动的看法,包括政党不做意气之争,党派之间应相互尊重以及政党要加强与以工农为首的人民群众的联系。

五四时期陈独秀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经典翻译赞助研究

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上极具开拓意义且获得空前成功的历史时期。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扮演了最为关键的角色,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翻译赞助是陈独秀与李大钊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重要武器之一。陈独秀和李大钊通过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译文和译作的刊载与发行提供极具时代影响力的平台,直接赞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译本生成,积极介绍与评论作品,散发、赠送、助销译作等举措,有力助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信仰的确立和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马克思·奥雷尔作品的在华译介与五四“新女性”的兴起——由陈独秀译作《妇人观》引出的线索

《妇人观》是陈独秀发表在《青年杂志》上的第一篇译文,原文来自法国作家马克思·奥雷尔(Max O’Rell)的幽默文集《女国漫步》(Rambles in Womanland),该书记录下了奥雷尔对西方“新女性”态度的转变。以奥雷尔的文字为契机,来自西方的“新女性”概念在中文语境中完成了语义修正,参与推动了五四“新女性”的诞生。陈独秀、刘半农通过对奥雷尔作品的翻译和改写,刻画出“新人”背景下“新女性”的大致轮廓。稍晚《新青年》刊发的“女子问题”专辑与奥雷尔的文字再次互文,体现出女性先驱“发声”的某种局限。而民间对奥雷尔文字的借用则折射出五四前后不同社会群体对“新女性”的想象。马克思·奥雷尔作品的在华译介丰富了五四“新女性”兴起背后的跨文化语境。

论陈独秀“新青年”人格说的现代性特征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将改变青年人格形象,塑造"新青年"作为救国和建设新社会的当务之急。他认为"新青年"应是一个平等的、理性自主的、意志自由的、有德性的、富有情感的主体,其人格应在自我实现和社会实现中完善,在价值取向上应将实利和重道结合起来,在人生态度上应取进取精神。"新青年"人格理想虽也是真善美和知情意的统一,但已将对人格的独立和自由的追求放在主导地位,开始超越传统人格说中理想人格就是对道德人格的追求,向着人格之真和自由之境迈进。因此,"新青年"人格观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人格观的特征,标志着中国现代人格观的诞生。

“救国”与“救人”——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比较

辛亥革命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有相因相似之处 ,都以“救亡”和“启蒙”为主题 ,但是两者在侧重点、具体内容、思想资料等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 ,梁启超等突出救亡 ,力图中西结合培养出具有现代政治、社会意识的国民 ,以挽救民族危机 ;陈独秀等鼓吹个人主义 ,个性解放 ,希望造就一代和传统完全决裂的新青年使社会走向现代。两个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相异 。

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理论界在考察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时,往往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其自身残存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国共合作的实际环境相联系,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只要仔细阅读陈独秀的著述,不难发现,陈独秀在论述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时,是基于其社会历史进化观,这种社会历史进化观深受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影响,可以说,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才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理论基础。

论陈独秀在上海大学创建中的作用

兼具政治领袖和文化名人双重身份的陈独秀,对1920年代的上海大学产生过重要影响。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明星,自然受到上海大学前身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学生的仰慕,他宣称的新文化新思想为学生改组学校提供了精神资源,新建立的青年团组织,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学校改组时学生原拟推举陈独秀为上海大学校长,主要在于他的新文化人的名人效应。上海大学创办后,陈独秀作为中共领导人指派过陈望道到学校任职,并通过指导党团员活动,对学校事务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同时,陈独秀的思想和主张通过中共在校内的教师和学生,在上海大学发挥着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显性的文化名人效应与隐性的政党组织运作,是陈独秀影响上海大学创立与发展,影响上海大学青年学子的两条重要路径。

民族主义内在的困境——陈独秀国家观从民族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转变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陈独秀堪称思想历程最为曲折的人物之一。早年他服膺民族主义,后来转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又转而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晚年他的思想走向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综合。本文所考察的,是陈独秀从民族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转变,以及这次转变所呈现的民族主义的内在困境。

国外陈独秀研究述略

早期国外学术界对陈独秀的研究主要局限在简单的概述以及贡献、评价,随着时间的发展以及史料的挖掘,国外学术界对于陈独秀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展,研究层次也逐渐深入,并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外对于陈独秀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陈独秀的历史定位、生平问题研究、陈独秀的思想研究以及陈独秀的比较研究。积极地了解、借鉴国外有关陈独秀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拓宽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跳出固步自封的研究“陷阱”,进而推动国内有关陈独秀研究更加全面化、客观化。

共产国际、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本文主要根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俄文馆藏档案、最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以及其它相关材料 ,详细解析了共产国际、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作用。

蔡元培与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建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高扬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五四时期是狂飙突进的思想启蒙时代,各种各样的新观念、新思潮、新文化竞相激荡;五四时期是思想的天空大放异彩的璀璨时代,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毛泽东、吴虞、钱玄同、傅斯年、张东荪、杜亚泉、王光祈等影响深远的风云人物纷纷涌现。作为五四时期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五四运动至今已过去了百年,伴随着这一事件的百年纪念历程,学术界对于五四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也持续了百年。在五四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研究和阐释"五四",这不仅表明"五四"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且意味着"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依然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值得继续继承和高扬。作为五四精神的继承者,我们有必要站在新时代的高点上,回眸反思五四人物及其思想,重新审视五四时期的各种新思潮,揭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层意蕴,再现五四思想天空的璀璨光辉。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考量,我们与《河北学刊》杂志社共同策划了这组专题讨论,约请学术界相关专家对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如陈独秀、蔡元培等)及有代表性的思想(如科学主义)等,再次进行深入考察,发掘其时代价值,以此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新青年》的创办与陈独秀的早期文章

《新青年》杂志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柄最响亮的号角,一面最鲜艳的战旗,陈独秀正是手擎这面战旗、吹响这柄号角的时代英雄与先锋战士。陈独秀在中国思想文化的沉沉黑夜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并以主编的身份亲自撰写了一批具有思想震撼力的文章。文章探讨了《新青年》诞生的背景与过程以及最早的思想光芒。

试析陈独秀的“以科学代宗教”思想

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针对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出现的信仰危机,提出了“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他认为以西方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思想、精神和方法,可以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历史观等领域取代宗教,作为现代社会的新信仰。他后来的思想虽有曲折,但并没有放弃“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在中国现代“以科学代宗教”的社会思潮的形成过程中,他起了主导性的作用,做出了主要贡献。

走向最后的觉醒──抗日战争时期的陈独秀

陈独秀晚年在贫病和政治失意中不屈于国民党专制的迫害，仍放言心曲，倡言抗战，倾心民主政治，保持其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其晚年关于民主政治思考的文字被称为“中国 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重要文献”。

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之辨析——兼与徐光寿先生商榷

徐光寿先生在《陈独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及特点》一文中,对陈独秀有些社会主义思想予以拔高,不符合陈独秀的本意。这表现在作者对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社会主义改革几个问题的论述中。该文还存在有些部分结构上逻辑不通、前后矛盾,有些参考文献失实等问题。

五四运动与民主观念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变化

1915—1924年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观念与科学观念相伴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口号与价值认同。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对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影响,促使中国人重新思考追求民主、实现民主的道路,进而促使中国人对民主观念的理解和阐释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对欧美民主政治的单一性理解,转变为新文化运动后期的对民主政治的不同追求。陈独秀对"民主"内涵的新阐释,孙中山对"民权"道路的新探索,胡适力主从"问题"入手实现"民主",梁漱溟强调在儒学基础上认肯"民主",这些都是对民主政治不同追求的有代表性的体现。民主观念的这一变化,具有多方面的合理性,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有着积极的值得肯定的意义。

论陈独秀的孔教观

民国初年,孔教问题再度成为思想界关注的焦点。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坚决主张孔教非宗教论,并以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不相适应为缘由,提出"提倡孔教必掊共和、信仰共和必排孔教"的主张,对孔教运动大加鞭挞,反对定孔教为国教。陈独秀对孔教的认识和批判不是立足于文化意义,而是立足于政治层面上。经过近九十年的风雨变幻,对陈氏的孔教观念重新加以反思和检视,无疑会带给我们许多新的认识和体会。

国际指示、工农运动与中共的转型困境——1927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新探

北伐战争开启了各派政治势力对政权的重新争夺,共产国际从七次全会到八次全会指示中共勇敢参与争夺政权,努力通过土地革命发动农民、创建新军队,这是中共后来创建红军和苏区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关键起点。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也自发出现夺取政权的趋势,工会在一些城市成为"第二政府",湖南、湖北上千万农民的农会夺取了乡以下基层政权。年轻的中共夹在共产国际和工农群众中间,在这种急剧的组织转型中表现出准备不足。中共领导层以陈独秀等知识分子为主,在血腥残酷的政权争夺中犹豫动摇。中共组织力也很有限,党员在农会会员中只有千分之一,无法建立对工农运动的有效领导。中共组织在幼稚阶段就面对残酷的政权争夺,陷入转型困境。1927年的挫折难以避免,但同时也是走向成功的起点。

中国现代性的内在张力——以陈独秀宗教观的变化为例

新文化运动前后,陈独秀的宗教观发生过显著变化。1917年,他宣称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主张在新文化的建构中,应当“以科学代宗教”。192 0年,他进一步反省其宗教观,发现基督教的宗教情感对于新文化建设的肯定意义,从而把宗教纳入新文化的架构之内。陈独秀宗教观的前后变化,不仅符合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一般轨迹,而且深刻反映了中国现代性在其型塑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的理性精神与宗教的非理性情感之间的内在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