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精神宇宙万汇与心灵的交响——论陈敬容的诗歌精神和艺术风采

陈敬容既深受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熏陶和"五四"新诗精神的洗礼,又深受西方象征派诗歌艺术的影响,使她在诗歌创作中善于将中国古代诗歌讲求意境统一与音节和谐的传统诗美,同西方象征派诗歌注重象征、暗示、意象迭加的艺术手法和哲理思辩自然地结合起来,其思想内容紧扣除旧布新的时代脉搏,成为"九叶诗派"主体倾向的真正代表诗人。

陈敬容集外文三篇

《陈敬容诗文集》几乎囊括了陈敬容一生所写的诗歌、散文,但仍有遗珠之憾。文章拟对新找到的《诗一首》《读书杂记》《简略的印象》等三篇集外文进行整理与钩沉。

穆旦、辛笛、陈敬容、唐祈诗歌导读

"九叶诗派"得名于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人诗选《九叶集》,带着有被文学史追认的性质,又因为他们的诗歌主要发表于194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新诗》和《诗创造》等刊物,又被称为"中国新诗派"。还有一种说法,这群青年诗人大都就读于战时的西南联大,又被叫做"西南联大诗人群"。"九叶诗派"是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在创作中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其中以穆旦的诗歌成就最为显著。穆旦的《旗》带有战时写作的特征,凸显出一种伟岸的民族精神和壮阔的时代图景,耐人咀嚼。辛笛、陈敬容、唐祈的诗歌代表作亦各有特色。

如何译诗成诗——陈敬容译波德莱尔《忧郁病》的译文改动及启示

1957年7月,陈敬容在《译文》杂志发表的九首波德莱尔译诗对中国诗坛产生了极大影响。然而,当她将这九首译诗收入1984年出版的《图像与花朵》时,却对文字进行了大幅修改,改动最大的是《忧郁病》一诗。陈敬容1957年的译文以意译为主,使用自然贴切的口语,在基本与原诗对应的前提下适当加入了自己的改造,凭借着一个诗人的语言敏感实现了译诗成诗的目标。1984年的译文则与法语原文的文义对应更严谨了些,但语言风格上更为生涩。力求“符合原作”的自我要求和对译文的不自信,可能是主导了她此番修改的隐秘动机,但效果却不如人意。如何在“符合原作”的基础上,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下译诗成诗,而不是成为原作亦步亦趋的准确附庸,是陈敬容此次译文改动带给我们的启示。

论何其芳对陈敬容中期诗歌创作的影响

作为一位有特色的诗人,何其芳对陈敬容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陈敬容中期的诗歌走出了早年孤独寂寞的个人情绪,诗的情绪高涨,明朗乐观,并运用现代派手法更多地抒写社会现实。同时,她在与何其芳的这种师承中又有所超越,并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写出了一批刚柔相济、知性与感性融合的精美佳作。

论《恶之花》中的视觉艺术因素在翻译中的再现——以陈敬容的翻译为例

《恶之花》是波德莱尔将视觉艺术与诗歌创作相融合的产物,是对其"应和理论"的实践。陈敬容的翻译完美地再现了其中的视觉因素。她在诗歌创作中对色彩的敏感使其对画面色调的整体感较其他译者有更好的把握;通过改变词汇的词性以及句序,突出了诗歌的物质感,借由物质的想象增强了画面的质感;通过添加标点,将原诗句分为流水小句,以小句代替画笔模拟绘画手法,完美地实现了画面的再现。更为重要的是,借助这些手段,陈敬容的译诗不仅再现了通常意义上的"图画",并且传达出了这些画面中的"寓托"。

在朝向他者与返回自我之间——九叶派女诗人陈敬容翻译观探索

九叶派女诗人陈敬容的翻译赢得了当代一大批诗人的青睐。她以其诗学观念为指导进行翻译选材,体现了生命的辨认与契合;她以直译为翻译策略,既在信达雅中达到平衡,又保持了译诗的异质性;她对诗歌的音乐性有深刻的认识,采用自由体译诗,追求译诗的内在韵律。陈敬容是一位具有现代敏感的诗人,她的翻译在努力朝向他者的同时,又以返回自我为目的。在如今这个"世界文学"的时代,陈敬容的翻译观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陈敬容诗歌的色彩意象解读

"九叶"诗人陈敬容对色彩的感觉极为敏锐,她能根据特定情感与题旨的需要,选择最契合的色彩进行抒写,以表现其人其时的心理感受。早期的诗歌作品中,诗人擅长以冷色调的意象表达内心茫然孤独的情感体验;中后期以后,诗人逐渐告别独语式的情感表达方式,在色彩意象的选择上由寂寞哀愁走向明朗乐观,由冰冷低沉的色调扩展为底色纯净的五彩画卷。此外,诗人还喜爱在整体诗歌创作中反复使用某类色彩意象,以使其成为一种带有原型意义的主题语象。

从孤寂到广阔——论陈敬容诗歌思想内容的变化轨迹

“九叶派”诗人陈敬容的诗歌创作反映了她的人生遭际和情感发展,早年的诗充满青春的感伤与骄傲;40年代中后期的诗更具力度与风骨,充满中年的批判与深思;晚年的诗表现了智慧老者的质朴与淡然。陈敬容诗歌内容的变化既是多灾多难时代隐曲幽微的反映,又见证了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发展历程,处处闪烁着诗者的智慧情思。

论陈敬容诗歌对当代女性诗歌创作的影响

“九叶派”诗人陈敬容的诗歌思想内容丰富,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与精神品质:一方面,她强调诗人主体之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体现出女性独立的精神品格;另一方面,她将写作视角投射至女性内心,关注其内在情感,女性意识扑面而来。除此之外,陈敬容几十年矢志不渝的生命追求与诗人品性对当代新诗尤其是女性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敬容与九叶诗人创作的比对研究——以诗歌意象的独特性为例

陈敬容是九叶诗派的女诗人之一,与其他九叶诗人相比,她的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特点,即使与同时期的另一位女诗人郑敏相比,也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陈敬容对诗歌意象的营造方面。

陈敬容《牺牲节》关于回族节日的描写

"九叶诗派"著名诗人陈敬容于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散文作品《牺牲节》,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回族节日古尔邦节,以及与这一节日相关的一些风习人情。但是作者与回族诗人沙蕾的一段不幸福的婚姻,可能影响到了她私人的创作心绪,在描写上出现了对比性的文化差异,对此,作一点辨析是有必要的。

盈盈的“力”:陈敬容《盈盈集》的生命意涵

陈敬容是"九叶诗人"之一,她的诗植根于个人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表现出鲜明的个体风貌。文章立足陈敬容早期诗集《盈盈集》,探究诗人是如何倾听事物内部生命的律动、凭借其生命的爱和盈盈的"力"同事物内部生命发生"力"的转化与推进,即诗人在这个矛盾动荡的世界里,从难以排遣的孤独与忧惧到发现自我生命的完整性、进而走向对生命自由的渴望的过程,并由此体会一个特定阶段,陈敬容诗歌所呈现诗人主体与客体物象发生"力"之交替转化、上升的回环式发展的内在机理与生命意涵。

论波德莱尔在1949—1976年间中国的译介

在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史上,波德莱尔和他的《恶之花》是一个异数。随着1949年中国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剧变,现代主义文学成为禁忌,但波德莱尔在中国的翻译、阅读与接受却并未完全中断。通过梳理波德莱尔在1949—1976年间在中国的译介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以《译文》杂志和陈敬容等的公开译介与改写,以施蛰存、钱春绮等为代表的地下翻译与当时流行的地下读书活动等相辅相成,将波德莱尔'比冰和铁还刺人心肠的快乐'撒播到中国地下诗坛,出人意料地与其他现代派诗歌一起,催生了新时期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群的崛起。

陈敬容诗及爱情本事考——兼谈1949年前陈诗之流变

九叶派诗人陈敬容一生的爱情经历较为曲折,由于知情者相继逝世及其对回忆材料的刻意"遮蔽",她的爱情往事至今还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这无疑对我们深入理解她的诗歌造成一定困难。幸运的是,她一直以诗作倾诉自己的情感,记录着过往的岁月。本文试图采用诗与史料相互印证的方法,既通过史料考察其情感经历对于她诗歌创作的影响,又以其诗反照史料,补充现存史料的空白,从而勾勒出陈的情感生活与创作轨迹之间的联系,为进一步了解其人其诗提供新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