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域下陈启天“新国家主义”思想探析

中国近代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中华民族如何获得民族独立和如何走上现代化道路。陈启天的"新国家主义"思想就是在此种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的解题方案之一。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民族危机和国家危难日益深重之际,"新国家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陈启天民主风度论探析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表示准备实施宪政。在此背景下,陈启天认为,民主风度的缺乏是清末民初宪政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宪政实施要求从事政治活动者具备尊重民意、责任、法纪与公道等民主风度。民主风度的培养应以人本主义为哲学依据,其不易培养既源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又与人性有密切的关系。陈启天的民主风度论属于政治文化建设范畴,不失为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份思想遗产。

抗战时期陈启天“新国民”建设思想探析

"新国民"建设思想是陈启天"新国家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源起于应对民族危机、建设现代中国的问题意识。陈启天从剖析国民性的弊端与危害入手,继而提出改造国民性的具体路径与方法。在陈启天的"新国民"建设思想中,国家主义意识的培育是其秉持的核心内涵。

教育民族主义的典型标本——民国初期国家主义教育思潮新探

教育民族主义自20世纪初叶产生以来,持续、强劲和弥漫性地存在于中国近现代教育之中。民国初期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可以视为教育民族主义的典型标本。国家主义派教育思想是一种系统化的教育民族主义观念,强调教育服务国家、国民服从国家、教育工具论、学生塑造论。如将其置于历史大格局中考察可见,这是由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国内国际总体环境和矛盾决定的,反映了教育民族主义与教育民主主义、教育国际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乱世重典:陈启天“新法家主义”思想平议

陈启天将法家思想资源与他一贯奉行的国家主义思想相结合,着力打造出新法家主义理论,试图为当时的中国摆脱贫弱,走向富强指出一条新的出路。这种主张在当时有一定合理性,然而,尚"力"的"新法家主义"学说颇具独裁意味,客观上否定了自由民主的价值,结果与其初衷相违背。

陈启天“新国家主义”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面对近代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局,陈启天以"新战国"为时代判断背景,以"新国家主义"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以"国家至上"为核心内涵、以救亡图存为急务、以建设法治民主的近代民族国家为基本追求的"新法治主义",系统地阐述具有现代理论内涵的民主法治论的基本架构。陈启天的法治理论不仅对于当时的救亡运动、国家建构、公民教育等多个方面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其所蕴含的丰富法治理论资源,对于当下的法治中国建设依然具有独到的启发意义。

陈启天与20年代中期收回教育权运动——兼谈国家主义教育思潮

文章从历史的角度探讨陈启天由非基督教到反基督教教育进而主张收回教育权的思想发展轨迹。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是其从事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理论基础。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他充分利用《中华教育界》和《醒狮周报》两大舆论阵地,一方面自身系统建构国家主义教育理论以鼓吹收回教育权,另一方面积极引导教育界的舆论导向,声援收回教育权运动。同时,他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多次提请相关议案,并发起成立"国家教育协会",推动收回教育权运动。对于他在这场运动中的历史贡献与关怀祈向,应予以肯定与关注。

民国时期《孙子兵法》的校勘研究

民国时期,《孙子兵法》因政府提倡兵学而受到进一步重视,同时受“整理国故运动”影响和抗日救亡、寻求御敌之道的现实驱动,校勘《孙子兵法》的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其中,以陆懋德的《孙子兵法集释》、易培基的《读孙子杂记》、张之纯的《评注诸子菁华录·孙子》、陈启天的《孙子兵法校释》最具代表性。民国时期《孙子兵法》的校勘成果是在批判吸收历代关于《孙子兵法》校勘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主要有三类:一是勘误字、乙文;二是校衍文、脱文;三是重订错简。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孙子兵法》原文中长期存在的“鲁鱼亥豕”“佶屈聱牙”“扞格不通”等问题,也为当代《孙子兵法》校勘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