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三立的教育实践与思想述论

在晚清世变日深,需才孔亟之时,陈三立以为国造材为己任,积极襄赞兴学之士的教育事业,为之弥缝奔走,化解危机。在晚清学制改革的教育背景中,陈三立尤为关注南昌经训书院考课经史且融汇西学的近代化新变,同时提倡仿效日本的兴学经验,创办新式学堂。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中,陈三立始终秉持以中学为本的教育观念,并力主吸收西学,拯救中学之弊。与此同时,作为传统文化的托命人,陈三立提倡发展镇县乡村之学与族学,振兴国民教育,复兴三代之时风俗淳美的理想社会。

王闿运与同光体的诗学取向

在晚清诗坛,同光体继湖湘派后兴起,成为主流诗派。同光体诸巨擘面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和他倡导的汉魏六朝诗,态度各异,映射出其内部不同的诗学取向。陈衍对汉魏六朝诗不甚重视,且在审美取向和诗学目的上与王闿运有很大的分歧,于王闿运坚守六朝攻击甚力,立论过于矫激。沈曾植倡"三关说",由唐宋上溯至六朝,看重晋宋诗包孕的佛学和玄学的精深义理,与王闿运所欣赏的缘情绮靡异趣;在拟古问题上,沈曾植不完全否定"明七子",这与王闿运相近,不过沈曾植要求打通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和王闿运呆守六朝自是不同。由是,沈曾植对王闿运便略有轻诋。陈三立在创作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同光诗人,这和他融通六朝与唐宋、诗学上要求"能自树立不因循"密不可分。他早岁从王闿运游,于汉魏六朝诗曾深入涵咏,后虽历三唐而入宋,并不废对王闿运的推重。同光三老之间的上述差异,也显现了同光诗人为建立新的诗学范式而做出的不同努力。

陈寅恪诗学中的两个世界和悲剧意识——以陈三立、陈寅恪父子诗学的渊源与比较为中心

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生平创造了大量的充满隐喻和影射的诗歌。透过这些诗歌,一方面可以看到他与其父陈三立在诗学乃至精神、文化上的渊源,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在此基础上,他个人忧郁阴柔的性情、气质促使他晚年的诗歌构造了两个意象分明的世界:一个由花事、人事的代谢映照所构成,是为无常而永在的现实世界;另一个由天、人之间的对立图景所构成,指向超越的彼岸。这两个世界又都是与他个人的悲剧意识和悲剧命运相关联的。

论陈三立的诗学观

陈三立大量序跋、题辞、评语中勾勒其诗学观:一是养气作诗说,抟天地阴阳之气、物我相摩荡以作诗,养气须"胎息自然,不汩其真";二是诗来自于"志盛多感",然而,诗中志不可过于显露,须含蓄蕴藉,"志深而味隐";三是学诗途径,借径黄山谷而上溯唐诗,学其造句新警,追求"骨重神寒",避俗就奇,避熟就生,避速求涩。力创天然奇秀、富有馀味之境。陈三立评诗以格、趣、味为论诗权衡,再看诗中能否达意理、悟名理、寓识解。他也看重诗人之学识,诗风近于古人哪一家。其诗学观是他自身创作努力的目标,也是他在创作实践中的体会。他以其诗学观指导、鼓励、影响了一大批清末民初诗人的创作。

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不属于同一政治派系。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一派对陈氏父子的态度前后有三变。由于御史黄均隆的错误举报,慈禧太后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有为,以"滥保匪人"、"招引奸邪"的罪名将陈氏父子革职,康有为等人也由此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康、梁在日本大力宣传陈氏父子在变法期间对他们的支持;并在庚子事变时,宣称陈氏父子是他们的依靠力量,而陈氏父子并没有参加唐才常、梁启超等人在庚子年间的政治活动。

谈冯幵墓志铭拓本

陈三立是近代诗文大家,其撰写的《慈溪冯君墓志铭》有不同版本流行于世,以《慈溪冯君墓志铭》拓本为底本对此铭的其他版本进行校勘,校正了通行本中存在的多处错误,并勾勒出民国时期国学大师冯幵的交游情况。

简论陈三立的诗学观

陈三立之诗学旨趣,散见于其存世的各种文字之中。本文在辨析陈三立与同时代诗人创作理念的差异性的前提下,阐述了其诗学体系两个层面的一是重视诗人的人格修养,即"胎息自然,不汩其真";二是强调诗人应在转益多师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风貌。

严复与“同光体”成员的交往

严复与"同光体"成员关系密切,他与郑孝胥的交往长达数十年,与陈三立相见较晚但惺惺相惜。严复诗风亦受"同光体"影响,可谓宋诗派外围成员。在政治思想、文学思想上,严复与"同光体"成员也多有契合之处。从严复和郑孝胥、陈三立等"同光体"成员的交往亦可窥见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近代士大夫的分化情况。

李有棻与陈三立的家世姻缘考

晚清江西萍乡名士李有棻与义宁陈三立交往密切,他们不仅有僚壻之谊,还有着儿女之间的再世之交,在陈三立多次给李有棻的赋诗赠文中,可以看出他们两人之间持续20余年的高情厚谊。本文从陈三立诗文集的记述以及有关研究陈三立的文献中,考述了陈、李两家的家世姻缘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

论陈三立的鄱阳湖诗

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因其特殊遭遇与乡役所任,多年往返鄱阳湖途中,写有八十多首鄱阳湖诗,展示湖光山色之美、风浪之险,湖的形态特征。其中不少诗寓其家国之恸恨、友逝之悲慨。鄱阳湖畔史迹、人文之丰富、沿途商镇港口之风情,无不写入笔端,并以其高超的艺术手法,使其诗呈现极其生动的画面。

《艺风老人日记》中的陈三立资料发微

《艺风老人日记》共出现陈三立的名号221次,记录了日记作者缪荃孙与陈三立从光绪十七年(1891)到民国七年(1918)交游往还的史实,为我们了解、研究陈三立的人事关系、诗作本事、诗钟活动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陈三立与湖湘诗派

同光体诗派的领军人物陈三立,青年时代在长沙受湖湘诗派影响,但后来诗风大变,师法对象由六朝诗转向唐宋诗,并逐渐转向宗法韩昌黎、黄山谷诗。进入民国后,湖湘诗派之后学反而受同光体特别是陈三立的影响。同光体诗派后来居上,居诗坛正宗。

论陈三立诗歌的悲情

陈三立是戊戍维新党人,又是晚清民初杰出的"同光体"诗人之一。在他的诗歌中,有着对时代的自觉性省察,真实地再现他对家国、生命、文化的悲剧性反思。

任道·救亡·修己——陈三立政治诗主题思想研究

义宁陈氏三代(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行事与文章多与国运相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国身通一、文化托命的品格。在陈三立政治诗中,他以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的经世观念,贯穿"任道"、"救亡"、"修己"的主题思想,凸显近代诗人政治关怀、危机意识和政治责任伦理精神。

同光体视野下的陈三立之“诗人之诗”

同光体诗人陈衍提出了“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作为诗歌创作的最高追求。但是,按照陈衍对“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诠释,在同光体的代表诗人中,唯有沈曾植兼有“学人”的身份,所为诗或可称作“学人之诗”。所以,“二而一之”只能是一种奢想。至于“诗人之诗”,由于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诗人的典范为《诗经》作者,其所谓“风人之旨”,是强调“兴观群怨”和“温柔敦厚”。以此为要求,则同光体诗人首推陈三立。陈三立作为“政治活动家”,在晚清大厦将倾之时,积极倡导除旧布新,并投身戊戌变法,力图挽救危局。而对时政的关注,则贯穿于其毕生的诗歌创作。陈三立对政治理想的抒发,以及诗歌所反映的民生艰危和国运蹇蹙,或可赋予同光体“诗人之诗”以积极的意义。

陈衍“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论

所谓"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即"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是同光体代表诗人、近代著名诗论家陈衍的重要诗学观点,也被认为是同光体在诗学理论方面的标志性创见。但是,过去学者对此解读多有分歧。通过对"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内涵进行深入细微的分析,可以明晰陈衍提出此诗学观点的真实意图。同时,同光体作为近代重要的诗歌流派,在学宋的大纛之下,其重要诗人诗学的具体路径,也各有差异,反映在"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上,其不相合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陈三立的两种诗学话语

陈三立在清末民国诗坛享有崇高的地位,其诗学理念中有两个重要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的话语:"诗者,写忧之具"与"绵邈",前者强调诗的内容、主题和功能,后者偏重表达方式与效果,二者相辅相成。这两种诗学话语带有明显的私人体悟意味和强烈的个性色彩,与其所主张的"存已"思想一脉相承,它们既促成他的诗风面貌,也反映其诗风悲情而具"深""奥"的特质。陈三立清醒地忧伤,隐秘而委婉地低吟与排遣,最终成就一种诗歌与人生相互诠释的经典范式。

陈三立佚文《清故太常寺卿袁忠节公神道碑铭》发微

《清故太常寺卿袁忠节公神道碑铭》是新近发现的一篇陈三立的佚文,系陈三立于民国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935—1936)间为袁昶所作,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不仅是庚子事变研究的新材料,也为探讨陈三立晚年的思想发展与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佐证。

李希圣与郑孝胥、陈三立交游考略

李希圣是晚清时"晚唐诗派"的代表,以诗歌神似李商隐而著称于近代诗坛;郑孝胥、陈三立同为"同光体"的代表诗人,而"同光体"是继"湖湘派"之后兴起的一个晚清诗坛的主流诗派。李希圣交游广泛,曾与郑孝胥、陈三立交往密切。因此考辨李希圣与郑孝胥、陈三立的交游情况,对廓清李希圣与近代诗坛的关系,以及了解其在近代诗坛的地位十分重要。

七言律拗救之形式体制与艺术功用——基于陈三立七律之考察

陈三立七律自成"散原体",艺术成就卓著。置其于中国古典诗歌创作链条之末,察其七律中拗救之使用,对深入理解古典诗歌创作中拗救运用的形式体制与艺术功用有较为实际的意义。其七律所用之拗救类型几乎囊括拗救理论范围内的各种形式,并且在增强律句强度、美化音节、突出表达情感与强调诗意方面有其独特的表达效果。此外,其所用拗救形式亦有助于打破律句常规体式,使得固定化的律句体制得以有新鲜血液的融入而更加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