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意小说”作为方法——论陈彦“舞台三部曲”兼及古典传统的赓续问题

被归入陈彦长篇小说“舞台三部曲”的《装台》《主角》《喜剧》均有着可以明确辨识的独特的观念和审美表达方式。以对叙事虚构作品所开显之“小天地”的精心营构表达作者对更为宏阔的人间世态人情物理的洞见,为其核心特征。而其“笔法”,又近乎中国古典“奇书文体”之“二元补衬”和“多项周旋”的基本特点。本文尝试以“寓意小说”指称陈彦“舞台三部曲”的上述特点,并进一步探讨其之于当代文学赓续中国古典传统开出小说艺术新境界的意义。“寓意小说”不仅包含着融通“古”“今”“中”“西”多元传统和多种审美经验的解释学效力,亦属中国古典传统现代转换的尝试性路径之一种,有着值得深入辨析的重要意义。

陈翔鹤两篇历史小说的再定位

陈翔鹤写于六十年代的两篇短篇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心声的曲折表露",其实,前者是陈翔鹤古典文学研究在小说创作领域的延伸,是"陶渊明大讨论"的"重续";后者才是纯粹的"心声的曲折表露",更具有代表性。

王仁裕笔记小说《王承休》的文体学价值

王仁裕笔记小说《王氏见闻录》中的《王承休》一篇,长达4000余字,其主要内容以一篇长赋和诗歌唱和为主,是唐代史传派小说和辞赋体小说的合流,在小说的杂体化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价值。

知识分子精神的重构:1960年代初“历史”创作思潮的意义

"历史"主题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渊源深厚,"革命与历史"的主题自从1949年以后是文学创作的主流之一。对历史的革命化书写与革命的历史化呈现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关联的。在不同的文学空间之内,历史创作主题呈现出不同的思想样态和文学体式。1960年代初的"历史"主题创作思潮意味着知识分子主体的重新一次定位,这里面有与传统儒家士人、与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连续性,也与革命知识分子之间具有某种亲缘关系,这种复杂的精神资源和现实政治的压力,让他们在稍有松动气氛的时候,就会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去探索知识分子精神的本质问题。

风雨飘摇中的历史叙述——重读陈翔鹤历史小说的批评

60年代中期,陈翔鹤的历史小说受到批判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对陶渊明的评价,借古讽今,嵇康的叛逆精神,历史背景。他的历史小说因为坚持个性化的历史叙述,偏离了主流文学的要求而受到批判,这种政治化的批评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十分有害的影响。虽然他的个性化创作受到过批评,但在文学史上仍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不仅推动了当时历史小说创作的小高潮,而且其创作方法对后来的新历史小说创作都有很大的启发性。

坚守个人话语的历史叙述——论陈翔鹤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

陈翔鹤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了《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两篇历史小说,其丰富的艺术技巧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其在当时历史语境下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个性化叙述,在文学史上有着深刻而持久的意义。

挽歌为谁而作——读陈翔鹤《陶渊明写〈挽歌〉》

《陶渊明写〈挽歌〉》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老作家陈翔鹤(1901～1969)在"题材问题"的清规戒律有所松动的状况下率先创作的历史题材小说,发表在1961年11月的《人民文学》上。作品描写了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东林寺访友、田间漫步、席间闲谈、榻上凝思等几个晚年日常生活场景,表现了陶渊明"对生死问题平静坦然和对世事清醒超越的态度",刻画了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旷达宁远、清贫自守的性格。作品大胆突破当时文学写作方面的不少禁区,塑造出一个坦然面对生死的古代知识分子形象,将能够反映人物性格特征的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与心理活动的描写结合起来,语言质朴平易,但又具有浓郁的知识分子特色。本文从四个方面描述对这篇小说及作者创作的解读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