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乐谱的名称演变及其学术内涵

自1938年林谦三、平出久雄的《琵琶古谱之研究》一文发表以来,关于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获得并复制赠送内藤湖南的P.3808乐谱的研究,便成为中古音乐史研究中的一个专题。围绕这份被称为“敦煌曲谱”的25首乐谱之谱属、谱字符号、节奏等音乐问题及写本的考察,掀起了“敦煌曲谱”研究的热潮,特别是在1981年叶栋发表题为《敦煌曲谱研究》的学术报告之后,“敦煌曲谱”更为引人注目。除P.3808外,20世纪50年代赵元任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P.3539及1960年代左景权发现的P.3719两种敦煌文书,也因P.3808的研究被带入学术视野。从学术史的角度看,P.3539(乙谱)呈现出三种材料的谱属问题;P.3719(丙谱)表明三种材料与敦煌舞谱有关联;将P.3808、P.3539、P.3719分别作为“敦煌曲谱”的甲、乙、丙谱进行对照性研究,可实现任二北在《敦煌曲初探》中提出的“舞缘乐制,步趋相衔”的研究理想,直接促成与“敦煌舞谱”相对应的“敦煌乐谱”之称谓成为三种曲谱新的专用名称。回顾从“敦煌曲谱”到“敦煌乐谱”这一名称的演变,可以看出关于敦煌乐谱学术研究道路的曲折、学术方法的差别及与之相对应的学术内涵。

未完成的乐章——陈应时与赵如兰的交往及《宋代音乐资料及其诠释》之翻译

音乐学家陈应时与赵如兰从1979年底至1989年曾就宋代音乐研究有过频繁的通信。保存在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卞赵如兰特藏”的这些信件显示,陈应时至迟在1979年底开始就着手翻译赵如兰的《宋代音乐资料及其诠释》一书,到1982年3月已将译好的四章寄给赵如兰。他之后的宋代乐谱研究也深受赵如兰宋乐研究的启发。赵如兰对陈应时译书的请求有积极的回应,并于1981年帮他申请到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基金。虽然陈应时最终未能成行,但两位学者一直关心相互的研究成果。

陈英士李平书之交与沪宁光复

陈英士与李平书的结交,为上海商团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转向反清革命提供了前提,对辛亥沪宁光复举足轻重。李平书就任沪军都督府民政总长等要职,与沪督陈英士协力合作,交谊深厚。他们为稳定和建设新政权,进而为攻克南京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关于陈英士推举李平书等上海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政是陈的"严重妥协"等说法难以成立。上海资产阶级在辛亥沪宁之役中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用简单的"阶级分析"法评述陈、李关系和资产阶级,是一种机械的、唯心的思维模式。

陈英士略论

陈英士历来是个备受争议资产阶级革命家。本文对其生平史实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辨和评价。陈英士具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和献身精神;同时,他对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有一定的了解;他的主要历史功绩是辛亥革命期间领导上海及周边地区光复成功,在中华革命党时代指挥了一系列的反袁斗争。陈英士的主要缺点是政治气量狭窄,宗派情绪强烈,并沾染了流氓作风。陈英士的缺点后来被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继承和发扬,则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在政治领域的必然结果。

陈应时先生学术编年行述

陈应时先生为我国当代卓有成就的中国音乐史学家,他的研究涉及乐律学、音乐史学、琴学、中国传统音乐、中外音乐交流等多个领域,在敦煌乐谱、琴律理论、宫调体系等方面都有创建性的探索。文章以时间为序,梳理陈先生的学术成果,对其学术生涯进行编年,便于读者了解先生的学术成就,弘扬先生的学术精神,并以此表示对先生的深切怀念。

陈应时学术理念溯探

陈应时先生是中国当代卓有成就的音乐史学家、乐律学家,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涉及乐律学、音乐史学、琴律学、中国传统音乐、中外音乐交流等多个领域,在敦煌乐谱、琴律理论、宫调体系等方面都有创建性的探索,不少学说具有国际影响。文章着眼于陈应时先生的学术研究,概论先生的学术理念、学术精神,以丰富“陈应时研究”的学术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