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essor Chen Xianhai's experience of herb pairs in the treatment of pulmonary disease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based on the four properties and five flavo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the lifting and lowering theory and channel tropism,Professor Chen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onstitution identification to prescribe for patients and used herb pairs to treat many kinds of pulmonary diseases.And he has achieved good clinical effect by"treatment methods selection according to syndromes".His experience in medication and compatibility mechanism are worthy of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promotion by scholars.

“南柳北陈”考论

民国时期我国最有声誉的历史学家是在南方执教的柳诒徵和在北方执教的陈垣、陈寅恪,此即“南柳北陈”现象。“南柳北陈”说最早出现于蔡尚思1935年发表的《学问家与图书馆》一文中,初指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柳诒徵和陈垣。其后,继40年代“部聘教授”和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后,“二陈”中陈寅恪的名气逐渐赶上并超过陈垣,使得“南柳北陈”说的含义发生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经过钱穆、蔡尚思、苏渊雷、柳曾符、卞孝萱等人的评说,“南柳北陈”说逐渐由“指柳诒徵和陈垣”向“指柳诒徵和陈寅恪”演变,反映了新时代学术生态和学术评价的变化。

侯外庐怎样评价陈寅恪?——基于历史观的探讨

侯外庐一生很少提及陈寅恪的名字,但在字里行间对其史学有所批评,集中表现在魏晋之间的矛盾本质、“阶级”的含义、历史发展的基础、如何看待门阀士族等问题上。侯外庐对陈寅恪史学的批评本质上是唯物史观和文化史观的分歧,而这一分歧所反映的现象在当今史学界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侯外庐对陈寅恪史学的批评说明历史观是史学的灵魂,这一问题不应该被回避。

陈寅恪的“遐思”与“旧梦”——一个被遮蔽的钱谦益

《柳如是别传》以柳氏命名,流布近六十载。陈寅恪在书中不止一次故作抑扬之词,称钱谦益不是本书主角,以掩饰钱谦益作为核心章节“复明运动”真正主角的事实,实有待发覆。陈寅恪自认为与钱谦益之间有着特别的因缘,对其也存有强烈的身世类同感与学术、文化认同感。他自言于昆明得钱氏故园红豆之后“重读钱集”,“借以温旧梦、寄遐思”,即是明确指向了钱氏本人。此外,《陈寅恪集》中三次出现的“夏五”一词至为关键,却很少引起学界注意;有的学者已经认识到《柳如是别传》中“红豆”意象的重要性——它不仅牵引全书结构、寄托情感,且《咏红豆并序》与《题〈有学集〉并序》一并构成全书的著述之眼,但“红豆”意象却须与“夏五”合观,才足以挖掘出它对于“陈寅恪—钱谦益”心史对应性的核心内涵。“夏五”一词实为陈寅恪有意留下的破译其撰写《柳如是别传》真实意图的暗码。

陈寅恪学术审查报告呈现的情理分际及内在张力

建立规范而严格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的学术著作审查报告作为学术批评的一种,在整个学术评价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中国近现代学术批评发展过程中,情与理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二者共同组成中国学术批评的基本内容,构成有别于西方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就学术研究而言,现代学人对二者的关注并不均衡,其中关于理的层面谈论较多,而情的层面谈论较少,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仅有只言片语的涉及。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所写的审查报告蕴含着三对情与理的关系,即学人交往之情与奉命审查之理、主观想象之情与客观真实之理、文言表述之情与思想呈现之理。三对情与理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表现出一定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让陈寅恪的学术批评看上去挥洒自如,逸趣横生,充分照顾各种情感因素的同时,为学术界提供了高深的学理阐释,提升了学术批评的层次;另一方面也让陈寅恪在学术批评的情与理之间徘徊游离,文风回环往复,雅训有致,如一种高妙而孤傲的语言游戏,呈现言人人殊的状况。借助个案研究进而阐释不同层次的情与理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加深现代学人对于陈寅恪独特哲思和情怀的认知,也有利于扩展现代学人对于传统人文精神和学术批评意蕴的感悟,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历史营养和理论源泉。

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耦合——论陈寅恪民族认同思想之“化认说”

纵观中华民族的变迁史,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相依而生。陈寅恪先生也在其著作中将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二者关联起来,并解读为“化认说”,为民族研究之先例。陈寅恪对“民族—文化”的耦合的详细论述,逐渐形成“化认说”的体系。“化认说”是“民族—文化”耦合的概观,“民族—文化”耦合是“化认说”的阐释,可以理解为,“化”是“认”的前提、“认”是“化”的结果、“化”“认”交融终为“化认”。以此来探求新时代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耦合之路径,当以“化”促“认”、以“认”促“化”、转“化”“认”为“化认”,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助力。

陈霞波育阴和阳、肝肾同调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经验介绍

介绍陈霞波教授运用育阴和阳、肝肾同调法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的临床经验。陈霞波教授认为,围绝经期综合征的基本病机为元真不足,促发病机为肝气郁滞,序贯病机为五脏失和、阴阳失调。临床主要有肝气郁结、肝郁化火、心肝血虚、肝肾阴虚、阴虚阳亢、阴阳两虚六种证型。治疗上主张以育阴和阳、肝肾同调为法,兼顾他脏,配以心理治疗。且以“壶火”比喻围绝经期之生理、病理现象,创二至二仙基本药对贯以始终,意在“增壶水”即补益肝肾、滋养阴血,“点炉火”即温肾健脾。

“以诗证史”视角下的诗、史关系——以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为例

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是学界普遍认可的诗史互证的典范,其史料别择、考据精密,令人叹服。由于诗歌保存了许多不见于史书的材料,成为史家进行历史阐释时重要的补充史料;诗歌文本理解的差异性,直接关乎学者在阐述问题时对史料的采摭;“以诗证史”与“史蕴诗心”既强调了诗史关系之“异”,又强调了“同”;清人章学诚以比兴之旨贯通诗史而通“义”的观点,为考察诗史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线索。

“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过程

石滨纯太郎、陈寅恪分别独立提出敦煌学一词,但该词在1950年之前的日本学术界并未发展成为公认的术语。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过程实际上主要由中国学者在20世纪40年代推动完成,并作为学科名被最终确立下来。

陈寅恪的陶渊明研究述论

本文对陈寅恪研究陶渊明的方法和结论作了分析 ,指出其失误之处 ,并提出作者对陶渊明的看法。

东方学背景下的敦煌学

"敦煌学"一词,一般都认为是陈寅恪于1930年首先提出的,后来发现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使用"敦煌学"的材料。从敦煌学的发展、影响、实际效果和"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过程来看,说陈寅恪是"敦煌学"的首创者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正视的是,在陈寅恪之前,石滨纯太郎已经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因而有必要探讨敦煌学出现的背景,即当时国际学术的潮流是东方学,而东方学又是在西方对东方的侵略或占领下逐渐形成的一门学科,具有殖民主义的成分。虽然东方学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敦煌学也是在西方殖民背景下提出的,但不能因为提出的背景而否认其科学价值。

落花之咏:陈宝琛王国维吴宓陈寅恪之心灵诗学

透过长达近百年的一组"落花诗",挖掘近现代诗学一支深隐的心灵诗学谱系。即从陈宝琛到王国维、吴宓、陈寅恪,代代相传、自觉而灵心相通、有文化托命意识的一种精神传统。"落花之咏"成为认知的图式和抒情的背景,笼罩着众多繁杂深细的诗学书写。其中又隐藏着有关近现代诗与思、历史与政治、个人命运与家国大局、信仰与理性等论域的重大信息。在百年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统与变革大背景中,既属知识心灵的一种诗性记忆,亦不失为极富启示意义的一笔美学遗产。

20年来之陈寅恪研究述评

20年来的陈寅恪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起步期、繁荣期和深化期。研究人员可分为四个群体,即陈氏门人、老一辈学者、中青年学者以及港台及海外学者。研究重点相对集中在8个方面:史学、语言文学、晚年著作、文化观及知识分子观、家族史、与同时代人比较研究、治学研究以及诗歌笺注等。

陈寅恪“合本子注”说新探

通过对"合本"与"子注"相关文献的考察,认为两者属于不同性质的概念。以"广义合本子注"为线索,进一步指出陈寅恪先生"合本子注"概念中的"子注"实为"子本"。"合本子注"的提法不够严谨,其含义实等同于"合本"。最后指出,陈氏从佛学而非经学中寻找《洛阳伽蓝记》等书的体裁渊源,与其对史料的重视有关。

陈寅恪先生批注本《白氏长庆集》的新发现和学术价值

陈寅恪先生批注本《白氏长庆集》,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资料室珍藏,迄今鲜为国内外学者所了解。陈批本钤有"陈寅恪印"大小两种共29枚,并在许多篇章的页眉、行间和页脚存有陈先生的大量细字批注。经初步考校,陈批本的批注时间约在1931年至1937年底之间,可能散失于陈先生两度南迁的过程中。陈批本内容极丰富,体现了陈先生的治学之道,凝聚了陈先生的学术智慧,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学术价值,亟待系统整理研究。

学术伦理和社会伦理的抵牾——试析陈寅恪“对对子”事件

1932年夏清华国文入学试题"对对子",引起很大争议。对陈寅恪来说,出题是由于很偶然的原因促成的,但这一偶然却使一个学术人格突然介入到公共生活中,成为决定许多考生升学命运的人。认真分析这个风波,可以发现,所以会引起争议的深层原因,是陈寅恪所坚守的学术伦理与社会大众认同的社会伦理之间发生了冲突所致。从"对对子"所遭到的批评中,可看出陈寅恪所信守的文化保守主义理念在当时的尴尬地位,以及与社会潮流的距离。

解析陈寅恪文化本位论

文化本位论是陈寅恪文化史观的核心,它是否有体系一直是学人争论的问题。通过研究,认为它有“文化”本位论、中国文化本位论、儒家文化本位论三个层面的含义。这三个层面所体现的从文化角度研究历史、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儒家文化精神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等思想,对陈氏的史学方法与信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述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之作的重大意义

陈寅恪先生1954年著《论韩愈》一文,是研究中国中世纪史划时代的文章。本文作者分析了《论韩愈》一文的意旨。指出文中以“尊王攘夷”为古文运动之中心思想,强调了一方面吸引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刘文典与陈寅恪学术交往述论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刘文典与陈寅恪的交往是不容忽视的一页。在1927—1943年期间,从水木清华到西南天地,刘文典、陈寅恪二人历家国之难、流离之苦,而交往不辍,严谨治学不改,民族气节不丧,确实难能可贵。二人的学术交流与惺惺相惜,有着牢固的基础。二人在学坛上留下的论道学艺的佳话,更是士林的一段美谈。

陈宪海教授辨治肺系疾病特色对药浅析

陈宪海教授秉承中医理论,以药物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及归经为依据,结合中医学临证理论与体质辨识遣方用药,“随证治之”,擅用对药治疗多种肺系疾病,临床取得较好疗效,其用药经验与配伍机制值得进一步探析与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