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与义诗论的特征及其发展

陈与义作为北宋末南宋初的著名诗人,其诗学理念往往散见于诗句中,没有系统的论诗著作及文章。文章通过对其相关诗句进行分析统计和比较的研究方法,发现其诗学理念与江西诗派相比还有较多不同之处。他不仅强调“推户寻诗”、师法自然的观点,还注重通过炼字炼句及物与我的情感互通等方法,力求避俗以实现“意新”的创作追求。靖康之难使其诗论在原有基础上得以发展和升华。诗人继承了杜甫倡导的“转益多师”理论,既有对建安风骨的传承,也有对陶渊明、谢灵运、韦应物、柳宗元诗风的吸收,还有对王维诗品的借鉴等,提倡博观约取、善于变化的诗学理念。

元初陈与义诗风的流衍与江西诗风的转变

元初,陈与义诗风(主要是在江西地区)的流衍情况,是其时诗坛一个颇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是元初江西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体现和重要方面,刘辰翁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阐作用。其原因则在于:一方面陈与义"清俊"的诗风容易为江湖诗人接受;另一方面,也容易投世人之所好。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宋诗派对唐诗创作特点和创作要素的某种汲取;而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考察,也毋宁说是宋诗派向"宗唐得古"风气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

论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

宋人注宋诗中的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是现存最早的陈与义别集传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本还是现存诗歌注释中最早使用"笺注"这一名称的著作,对诗歌注释名目的扩展亦有贡献。胡穉采用"知人论世"的解释方法,将陈与义诗编年,并撰有《简斋年谱》,在此基础上考证创作背景与时事今典,从而解释诗意。胡穉还准确地引出陈与义诗中的典故出处,重点探讨陈与义对杜甫、苏轼、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总结了陈与义的诗法渊源。

从《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看陈与义诗法

南宋学者胡穉著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该书能发明陈与义诗之意,对陈与义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指出与其意义契合之出处。由此可看出陈与义的诗法渊源,即陈与义对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一定意义上的发展———陈与义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收"夺胎换骨"、开拓诗境之效,最终自成一体。

方回奉陈与义为“江西”宗师的诗学依据

从吕本中到方回 ,是江西宗派学说内涵和外延不断明确延伸的发展过程。江西诗派是一个历时的概念 ,后人没有理由把江西宗派学说凝固在吕本中时代。方回举陈与义为江西诗派三宗之一的诗学依据 ,是因为南宋诗坛关于江西诗派学说舆论的充分铺垫和陈与义“诗宗已上少陵坛”的创作实绩 。

方回之前的陈与义“江西诗派化”进程--从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的语典诠释谈起

学界一般认为,方回"一祖三宗"说的提出是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关联挂钩的开始。其实,方回的观点渊源有自来。若接着方回对江西诗派的定义、逻辑反溯诗史,可发现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已是陈与义"江西诗派化"之肇始。胡注陈诗是陈与义诗歌流传史上最重要的注本,然其语典诠释颇多漏注、误注,且满纸引用杜甫诗歌作为陈诗语典出处,胡注本以其偏颇的注释遮蔽了陈与义原初多元的诗歌宗尚。后代对陈与义诗的接受正在胡注出现后发生转向,主流观点从认为其学韦柳一派转为认定其主要学杜甫。在某种程度上,胡注本推动了南宋陈与义的"江西诗派化"进程。

朝鲜诗人对陈与义诗歌的接受

陈与义诗歌以学杜为主,转益多师,风格多样,又充满爱国忧民的情感,因此受到朝鲜诗人的关注。他们积极接受陈诗的创作形式、诗语和典故,也接受了陈诗多样的风格和情感。虽然在接受的过程中偶有讹误的现象,但并没有影响陈与义诗歌对朝鲜汉诗发展的积极作用。这种接受也反过来促进了中国诗歌的发展和改进,且为后人研究陈与义诗歌提供了新资料。

论陈与义南渡后诗歌的意象营造

善于营造意象是陈与义南渡后诗歌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意象主要有两类:一类主要是"秋"、"暮"两个意象,表达诗人对时局战乱和社会衰败的感伤,另一类主要是"白发"、"拐杖"、"孤鸟",体现了诗人饱经战乱漂泊艰辛后苍老衰败的心态。这些意象总体呈现出一种苍老衰败、冷寂孤独格调,也折射出时代动乱与衰败的影子,使得陈与义南渡诗歌呈现出凄凉苍楚的艺术风貌,体现了诗人在战乱漂泊中独特的生活感受和创作取向。

论陈与义诗的风雅精神

风雅精神,是指《诗经》表现出来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优秀传统。陈与义南渡后的诗歌,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的积极关注国运、关注现实,和积极报国的人生态度,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相对而言,其前期的诗歌这种精神就比较弱。因此,风雅精神是其南渡后诗歌思想内容上显著的特点和亮点,也是陈与义南渡后诗风转变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

《全宋诗》之王禹偁、陈与义诗重出考辨

《全宋诗》著录诗人九千余人,卷帙浩繁,出之众人,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重收诗现象。对此,学界已做了不少修订工作,如陈新等人编著《全宋诗订补》、张如安《〈全宋诗〉订补稿》。近来,通过查阅文献,发现王禹偁、陈与义两人名下还有不少诗歌与他人重出,故很有必要对这些诗的归属加以一一考证。

严羽“陈简斋体”内涵考辨

严羽所说"陈简斋体"指的是陈与义南渡后诗歌在内容、语言、体裁、审美风格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整体风貌。陈与义南渡后的诗语言自然疏淡、简洁工切,在意象营造审美风格等方面,具有比较鲜明、独特的个性;取材和内容也大大突破了北宋末年主要吟咏个人失落情怀的狭小范围,山水与现实政治题材的诗作成为他此时诗歌创作的两大亮点;审美上形成了以雄浑悲壮为主导的多元化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代表了当时诗坛的最高成就,这就是简斋体的基本特征。

陈与义诗歌分期新探

在文学史研究中,陈与义诗歌分期常以靖康事变陈氏南渡为界分为两个时期。但通过对陈与义靖康以后诗歌的仔细审读,我们不难发现他在南奔逃亡时期的诗歌和他在作达官时期的诗歌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存在着较大的不同,诗歌的题材内容与风格特色也有着明显的差别。因此,应将陈与义南渡时期的诗歌视为一个独立的部分,以区别于他三十七岁以前的"少作"与晚年诗歌创作的"式微"。

陈与义诗歌艺术探源

陈与义是宋南渡时期的代表诗人。他一生自觉地进行着诗艺的探索,广泛地受到了许多前代作家与同时代诗人的深刻影响。从其创作来看,最突出的前代作家有陶渊明、杜甫和柳宗元,同时或稍早些的则有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崔鶠。其他如建安诗人、谢灵运、王维、元和及晚唐诸诗人也对他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正是在转益多师、博采众人的基础上,陈与义才得以独树一帜,创立了脍炙一时的"陈简斋体"。

论陈与义之学杜

陈与义作为江西诗派“三宗”之一。同样以杜为祖,但在学杜角度上,却有了新的变化,即完成了由表面学杜到内质同杜的飞跃,造成了后期诗歌与杜诗风神的逼近,显得悲慨雄浑,奇壮沉郁,在最大程度上改造、丰富了江西诗风。使诗歌回复了反映现实,关注政治的优秀传统,并开启了范陆爱国诗的先河。

浅论陈与义诗论的突破性与开拓性

陈与义作为北宋末期十分重要的诗人,由于没有专门的诗学著作,亦无专门论诗的文章传世,因此其诗论不为历来研究者所重视。然而,从陈与义的诗作中,可以发现他认为诗人应重视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体验,这与他的前辈黄庭坚等人重视作者内部的学养与技巧的论诗旨趣很不相同,而与推动宋代诗风转变的杨万里、陆游等中兴诗人的诗论却十分相似,可以说具有一定的突破性与前瞻性。

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关系考辨

宋代以来,很多学者认为陈与义属于江西诗派,依据主要有三个:一是陈与义推重黄、陈,创作上属于黄、陈的法嗣;二是陈与义和江西诗派都学习杜诗,有相同的诗学渊源;三是陈与义和江西诗派诗风相近或相同。但实际上,陈与义对黄庭坚的诗歌颇有微词,创作上并未师法黄、陈。二者学杜也有本质差别,陈与义主要学习杜甫安史之乱期间的现实主义作品,江西诗派主要学习杜甫晚年的创作技巧;陈与义诗的主导风格和江西诗风也有很大差异,江西诗风凸显宋诗的特点,陈与义的诗风明显表现出融合唐诗的倾向。因此,陈与义并不属于江西诗派。

佛禅思想对陈与义文学创作的影响

陈与义是南北宋之际的杰出诗人,在他的600余首作品中,近六分之一涉及佛禅元素,佛禅思想对陈与义的文学创作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影响。他在诗论中既注重诗句锻炼也注重自然感发,这与渐修和顿悟的参禅方法相通。在实践中先有外部题材、语汇的丰富,运用佛典释语创作游览或寓居寺庙、结交僧侣文人、自然山林题材的作品;后有内在诗境心态的转变,善于创造"空""静"的诗境、拥有浑成的禅心。佛禅思想对他的影响由外而内、由显而隐,其佛禅作品晚年达到了"浑成"的境界。

多少人间事,天涯醉又醒——初探陈与义七首《雨》诗之“雨”

陈与义是一位尤钟于雨的诗人,更不乏写雨的佳作,以致于后人评价他有雨就有诗,可以说"雨"是陈与义诗学成就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是诗人心灵、情感的折射,本文选取诗人同题的七首《雨》诗为着手点,试图结合诗人感情、经历的不同来分析其中"雨"之不同。

南北宋之际诗坛与陈与义的“新体”诗风

南北宋之际的诗坛,苏黄二体诗风占据主导地位,其后学不免在学习过程中衍生出一些弊端,于此时登上诗坛的陈与义对诗坛现状有非常清晰且深刻的认识,以极大的才力和魄力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自成一家的"陈简斋体",在当时被称为"新体",影响广泛而深远。

论陈与义五言古诗

南北宋之交登上诗坛的陈与义,其五言古诗的创作善于借鉴学习杜甫诗歌的创作技巧,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自成一家。其五言古诗在遣词造句方面比较成熟,但在"体势"上则未达到杜甫五言古诗的高度。